冀鲁官话:主要分布于天津、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北京市周边个别地区。分为保唐片、石济片、沧惠片三个方言片。
北京官话:分布于北京、河北北部、辽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分为京师、怀承、诏峰、石克四片。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成为中国的标准语。
东北官话:分布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分为吉沈片、长哈片、黑松片三个方言片。
中原官话: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境内,从地域上来看,除河南本地外的其他地区大都是由于历史上的迁徙、军事等原因而受到了河南方言的影响,因此,中原官话有着浓厚的河南音。
②分布于西北地区——兰银官话
兰银官话通行于陕西、甘肃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新疆汉族使用的语言也属于此。不过有学者提出,兰银官话作为官话方言的一支,范围适宜缩小到只包括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的方言。兰银官话可以分为金城片、银吴片、河西片和北疆片。
③分布于西南地区——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又称上江官话或湖广话,通行于湖北大部分地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汉族地区以及湖南、广西两省北缘地带。西南官话地域辽阔,但内部比较一致,分为成渝、滇西、黔北、昆贵、灌赤、鄂北、武天、岑江、黔南、湘南、桂柳、常鹤等十二片。
④分布于江淮地区——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又叫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江淮官话在官话方言中内部分歧较大,语言现象比较复杂,分为泰如片、洪巢片、黄孝片,其中以洪巢片占大多数。
(2)北方官话的特点
北方官话有许多共同特点,体现在发音、用词、语法等方面。[15]
①发音
北方官话在发音方面有两个特点:其一,与古汉语发音差别较大,体现在辅音上——古汉语原用的辅音韵尾如“-p,-t,-k,-m,-n,-ng”现在已经只剩下“-n,-ng”;其二,北方官话只有平声区分阴阳,音调较少,大部分只有四个音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②用词
北方官话的用词和现代普通话的词汇相似,由于北方官话通行范围较广,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的叫法,但总的来说,北方官话在用词上有几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其一,双音节词较多,例如“稻子”等常用词汇在其他方言中常以单字形式出现——“稻”(吴方言、闽方言)、“粟”(闽方言)、“禾”(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双音节词在北方官话中的优势显而易见。其二,北方官话中古语词汇保留较少,例如“眼睛”,同一事物,北方官话中大都以“眼睛”称之,闽方言称“目”,粤方言称“眼”,皆保留了古语叫法。其三,外来词较少,与北方官话区比较,闽、粤等方言区由于地域原因与海外接触较多,受外来词汇的影响较深,所以在当地的方言中易采用外来词汇,例如“水泥”一物,北方官话和普通话都称为“水泥”,粤方言、吴方言则采用了英文cement的译音,称为“士敏土”和“水门汀”。其四,北方官话中语气助词比较少,常见的有“呢、吗、啊”等,而其他方言中语气助词的采用则相当丰富:“噻、嘎、咯、供”等。
③语法
北方官话在语法方面的特点体现在:其一,构词中,北方官话大都把修饰词放在前面,如“公鸡”、“客人”等,某些其他方言则惯把修饰词放在后面,叫“鸡公”、“人客”(闽方言)。其二,重叠词运用较多,如北方官话中对亲属称呼“哥哥”、“嫂嫂”等,在很多其他方言中则多在单音节词前加“阿”来称呼,“阿爸”、“阿哥”、“阿嫂”。另外,有些词汇在其他方言中不能重叠,在北方官话中则被重叠使用,如北方官话中的“星星”,在其他方言中就无此用法。其三,北方官话中,一个句子可以出现两个“了”字,如“她剪了头发了”,前者表动作的完成,后者是句末助词,这种用法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其四,北方官话表被动的介词比较多,如“被”、“给”、“叫”、“受”、“让”等词都可表被动,这种用法在其他方言中也不多见。
2.南方汉语方言述论
(1)吴方言
吴方言也叫吴语、江浙话或江南话。吴是古地名,吴方言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按其内部的语言特点,可以分为五个语言片[16],使用人口约7000万。
吴方言是以单元音为主体的方言,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古全浊声母至今仍保留浊音音位,如“冻”的声母是“t”,韵母发音短促,发音时口形较紧。在词汇上,吴方言除保留了大量古音、古义的词语,如“许”(那)、“廿”(二十)和指代第二人称的“尔”等外,还吸收了很多外来词汇,与粤语、英语的联系紧密,如“凡士林”(vaseline)、“水门汀”(cement)等。很多此类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并为其他方言区所接受,如我们现在常用的蹩脚(bilge)、啤酒(beer)等都是从中而来。[17]
(2)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又称客方言、客话、客家话,主要分布于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四川等省份。其中又以福建、广东、江西境内分布最广:
福建境内:闽西地区的长汀县、连城,上杭、南靖、平和、绍安、龙岩等县市
广东境内:梅州、惠州、蕉岭、潮州、海丰、韶关、东莞等县市
江西境内:南部宁都、瑞金、兴国、铜鼓、广昌、永丰等县市
客家话按照语调特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闽西客家话(以福建长汀话为代表)、粤东客家话(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赣南客家话(以江西赣县蟠龙话为代表)。
客家话在发音与词汇方面都有着古语的显著特点。在发音方面,古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在各地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在词汇方面,至今仍可以听到如“禾”(稻子)、“食”(吃)、“索”(绳子)等古词汇的运用。
(3)闽方言
闽方言又称闽语,是汉语方言中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方言,按语言特点大致分为五个方言片[18],主要通行于福建、广东、台湾三省和浙江南部、江西、广西、江苏三省的个别地区,使用人口约4000万。
闽方言的声母大都只有15个,不少声母都保留了上古汉语的特点,在韵母方面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中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各地都有入声调,声调数目为6~8个。闽方言中有一大批其他方言区很少见的方言词,这些方言词多继承自古代词语,且单音节词多,如“卵”(蛋)、“目”(眼睛)等。
(4)粤方言
粤方言又叫广东话、广府话、白话。通行于广东、广西境内,以广州话为代表。此外,许多海外华侨、华裔人士的母语方言也是粤方言,这些华裔、华侨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和国家。
粤方言是汉语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复杂的一种,其内部分歧较小,是强势方言的典型。它保留的古音、古词较多这一特点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粤方言由于自身的复杂性,按其内部语言特点和地理分布又可以分为:粤海、四邑、高阳、桂南四个方言片[19],其中粤海片在粤方言中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是粤方言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方言片。
粤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词句顺序、虚词、副词、部分形容词、助词及其放置方式上,复杂的语气助词是粤语的一个特色。粤方言中常进行形容词后置(如“鸡公”——公鸡)、状语后置(“食多啲”——多吃一些)、反序构词(“紧要”——要紧);在语气助词的运用上,有“啦”、“得啦”、“咩”、“咯”等。
(5)湘方言
湘方言又称湘语或湖南话,主要通行于湖南的部分地区,是湖南省各种方言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使用人口约2500万。由于湖南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社会环境等原因,湘方言受到官话和多种方言的影响,其自身语音系统总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南老北新[20]的方言片格局。
湘方言在发音方面较多地保留了古浊音系统,元音鼻化的现象普遍,大部分都有入声,声调数目一般为5、6个。湘方言在词汇方面和普通话有一定区别,体现在:某些常用词汇,在普通话和湘方言中词义截然不同,例如“白话”在普通话中指语体文,而在双峰、洞口等地的湘语中却指“故事”。此外,有些常用词汇在湘方言中的词素部分和普通话不同,普通话的“刮风”,在长沙等地的湘语中又叫做“发风”。
(6)赣方言
赣方言在汉语方言中通行面积较小,使用人口也较少,约3000万。赣方言并不等同于“江西话”,一是因为江西省除赣方言外,还同时使用客家方言、吴方言和北方官话中的江淮官话;二是因为赣方言也在江西之外的省份,如湖南、湖北、福建、安徽的部分地区使用。此外,湖南省东部、湖北省东南部与江西连界的部分地区、安徽省西南部等地区也通行赣方言。
在发音方面,赣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比较小,另外,由于赣方言受到湘、吴、客家、闽等方言的包围,它接受了各种方言的渗透,例如:赣方言与湘方言就有很多共用词汇:崽(儿子)、女(女儿)、脑壳(脑袋)等。
3.其他汉语方言述论
除上述大方言区外,有一些方言因为独具特色,难以归类为以上方言中的任何一种,又在能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方面引起了争议:
(1)晋语
晋语是汉语方言的一种,目前,一些学者认为晋语应该归为官话的一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晋语应该自成一系,成为与上述方言并列的一种方言。
晋语最重要的特点是平声不分阴阳而入声分阴阳,另外,东部晋语白读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一律不送气,这些特点都与官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晋语的使用人口分布于山西省除运城、临汾外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中西部、河北西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部分地区。
(2)平话
平话主要使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以及广西与湖南毗邻的道县、宁远、蓝山等地区,在云南境内的文山壮族自治州也有部分县使用平话。广西平话大致分为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两种。前者主要分布于宾阳、横县、贵港、上林、马上等县以及南宁的郊区;后者主要分布于桂林市郊区和临桂、灵川、永福、龙胜、富川等地的郊区和村庄中。
(3)徽语
徽语也称徽州话,徽语是中国古代吴越语系的一个分支,目前有些学者倾向于将其划分到吴语里去,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将其划分为一种新的汉语方言区。徽语主要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旧徽州府、旧严州府境内以及江西北部的旧饶州府的部分地区,使用人口430多万,现在的屯溪话成为徽州话的代表音。徽语和北方官话差别很大,和吴语相似,保留了古汉语的许多语法规则和发音。
小结
每种方言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自然环境、族群迁徙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所谓“南腔北调”,说的就是方言的丰富与繁盛。与一板一眼的普通话相比,方言充满了个性风采,也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积淀,我们从中既能感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特征,也能考察到历史上族群迁徙的情形,还能收集到有关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和民俗风情的大量信息。可以说,每种方言都是一块地域文化的“活化石”。
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政府的强力干预,交通和通讯设施的飞速发展,以及多种新媒体的日渐普及,方言在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没落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方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和价值更是在不断递减,尤其对于我国北方一些城市来说,纯粹的方言在公共交流甚至在很多家庭中几乎已接近消失。在这些北方城市,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都倾向于说“普通话”(尽管不太标准),而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多半已不会说本地方言了。但在我国北方的广大乡村,以及南方各省的城市和乡村,方言仍是人们的日常用语。显然,方言在我国各地的存废情况相当不平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或许方言仍将顽强地存在于长江以南地区,以及北方的乡野偏僻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以来,方言除原先就有的交流功能和科研价值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文化和娱乐功能:一方面在部分中小城市的广播、电视中,开办了个别以方言为特色的栏目;另一方面,有些电影、电视剧也全部或部分采用了方言对白。从1990~2010这20年间的传播实践看,这类节目和影片的社会效果很好,大多数民众对此持欢迎态度,但政府主管部门对此的态度却屡有反复、摇摆不定,这个问题直到2000年才得以最终解决。我国在这一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中明确指出“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可以使用方言,这就从法律层面赋予了艺术创作使用方言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