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众对娱乐的需求增加，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获得发展，不仅在题材上，并且在语言上也更为贴近普通大众的接受水平和接受习惯，到了明清时期，大量的方言词汇、语法开始进入文学创作。
例如：《水浒传》、《金瓶梅》中的人物对话夹杂着山东方言，《西游记》、《儒林外史》分别用到了淮安方言和安徽方言，《红楼梦》中用到了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方言。
民国年间，白话文运动兴起，“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成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6]，这种标准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文，使书面语与口头语更为贴近，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一缕清风。但是，在此运动的早期，方言在文学作品中仍然只是一种点缀，偶尔出现在人物对白之中，作为刻画人物形象、标示人物身份的手段来使用。
20世纪30至40年代，方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增大，中国文坛上产生了一批深受方言影响的文学作品，如《我这一辈子》[7]等作品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在语言运用上更贴近方言，更注重以方言来构思和贯穿整个文学结构。这类以方言思维方式和方言语言模式创作的方法，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树立了一种新模式。
3.我国方言演变的原因
由于中国很早便统一了汉文字、确定了文言文在书面语中的地位，所以方言多以“口语”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依靠口耳相传进行扩散、传承。因此，方言的变迁必然和使用该方言的人的流动与变化状况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汉语方言变迁的原因归结于以下几种：
(1）族群的大规模迁徙
族群的大规模迁徙在地域的方言变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族群大规模迁徙的原因主要有：战乱、瘟疫、饥荒、政治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看到在同一地区内，说某种方言的人越多，该种方言的势力就越强大，就越容易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方言系统，当说某一方言的人群大量迁入其他地区时，被迁入地区的方言受到该方言的影响便相应加深。例如：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联系密切，东北话与北京话基本相同，元明时期，山东人大规模地迁入东北，山东方言给东北方言带来冲击，东北方言中逐渐增加了山东话的成分。
(2）政治分区的影响
政治分区人为地划分了不同地域之间居民交流的界限，不同的政治分区会阻碍居民的交流和方言的融合、变迁；反之，同一政治区域内的居民交流机会较多，在语言上也逐渐趋于相近、融合。例如：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分别操齐方言和鲁方言，战国时期，诸侯混战打破了严格的政治分区，齐、鲁、赵、燕等地方言受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以及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到秦朝时，原各诸侯国的政治分区被完全打破，齐、鲁等地的方言便趋于融合。
(3）经贸活动的影响
剪纸作品：《走西口·话别》
经贸活动是一种辐射力很强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辐射源地的语言、文化、物质生产水平等都会给被辐射地区带来深远影响。例如：在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带基本都操山西口音，这源于历史上“晋商”的“走西口”[8]。他们出于便利贸易的目的，在通往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沿途设立了不少客店、驿站、货物仓库，与其相关的人员在当地安家、繁衍，日益壮大，在语言上反而替代了当地口音，成了主流方言。
(4）军事、屯垦活动的影响
军事、屯垦活动是一种人为的、大规模的人员迁徙、易居活动，操一种或多种方言的人群出于军事或经济目的在其他地区大规模驻扎、安家、繁衍，在这一过程中，将原用方言与本地方言进行融合，从而促使新的方言产生。例如：云贵川地区的语言现基本属于“北方语系”，这与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对这一地区的开拓，以及清朝将领吴三桂带领大批北方官兵进驻、屯垦有关。再如：清末曾调集大批来自安徽的“淮军”到天津参与编练“新军”，这些军人和眷属与当地人长期融合，于是形成了在华北平原上独竖一帜的“天津话”。
4.我国方言的变化趋势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言在整体上呈现出衰退趋势。80年代以来，这种衰落表现得尤为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
(1）时代的发展促使人们选择更加便利的语言进行交流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沟通手段。随着历朝历代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比以往更渴望通过语言沟通来获得信息，以求在经贸、文化等方面获得拓展。而大多数旧有的方言仅能满足在本地交流，无法适应天南地北的跨区域交流需求。于是，有着迫切交流需要的民众开始自发寻找、建构一种可以在更广阔区域内进行交流的语言，结果，以往“点”状的方言区便渐次连成了“片”，出现了历史上各种区域性的方言，如：各大区域的官话，以及闽方言、粤方言等。这些区域性方言虽然也是方言的一部分，但是与早先单一地点的方言相比，已覆盖了更加广大的地域空间，具有了相当广泛的流通性与普适性。
(2）政府推广通用语言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国家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始用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通用地位。大规模的推广普通话活动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措施的展开，也促进了普通话在全国各地的普及。其中，对方言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关键因素，无疑当属“学校教育”，新中国的学校教育不仅强制所有学生讲普通话，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在价值观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那就是：普通话象征着文明、时尚，而方言意味着老土、落后，甚至卑微。事实上，在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城市人群中，已很难找到还能讲一口流利纯正方言的人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很多朝代都曾推行过诸如“雅言”之类的通用语，但由于历史条件、交流硬件的限制，这些政策都没有对方言在口头上的流行产生重大影响。直至新中国在大规模深入推行“普通话”之后，才真正确立了通用语在全国的主流地位。
(3）便利的交流条件以及广播/电视的普及，致使方言迅速没落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火车、飞机，以及现代通讯工具——电话、网络的发明与应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口头交流变得越来越容易。事实上，不同地域的人来往得越密切，那么各地方言的稳定性就越脆弱，越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外来语言的影响。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飞速发展，显然为不同地域间人们的来往与交流创造了极大便利，这使方言很难再像从前那样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走向没落可以说是必然的。
此外，广播电视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持续普及，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语言习惯。由于我国的广播电视均以普通话为主，而大多数人的日常娱乐和信息又主要来源于此，在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之下，人们对方言的态度自然就趋于越来越轻视、淡漠。
综上可见，方言走向衰落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方言最终会消失吗？有此可能，但几十年内问题不大。
首先，普通话与方言并非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普通话本身便来源于在我国语言共同体中较有传播优势的北京方言，它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方言的过程，它从其他方言中不断采纳表意功能强、使用频率大的地方词汇来丰富自己，同时也在语音、词汇等方面影响着各地方言，在客观上促使它们向自己靠拢。
其次，方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文化多样性不消失，方言便不会轻易消失，虽然普通话普及范围越来越广，但学会普通话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本地方言。“语言是社会资源，也是个人的资源和权利，从社会心理和语言心理来看，方言又是民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9]且“母语（指方言——注者按）比第二语言更能充分细致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地方文化。”[10]因此，人们对于方言的切实需求使方言不至在短时间内消失。
5.方言与生活
方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关涉着人们吃、喝、住、行、娱乐、学习、交际等各个方面：
(1）方言与民俗
方言有体现地域民俗风情的作用。在各地方言中，常有些针对本地民俗生活的特有词汇。在清代顾禄《清嘉录》一书中，就详细地记载了吴地风俗，其中便涉及一些独特的方言词语，如：“木犀蒸”指秋季桂花开放时的闷热天气，“请客风”指农历二月初八前后必有的风雨。也有些反映了本地的信仰、祭祀风俗，如：“烧十庙乔”（“年初皆往烧香，必经历十庙而止”）、“烧松盆”（除夕“人家各于门首架松柴成井字形齐屋，举火焚之，烟焰烛天，烂如霞布”）。[11]
此外，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域的方言中也有一些各具特色的表达方式。比如：民间普遍避讳“死”字，一般用“老了、走了、去了、没了”等指代，但在部分地区方言里，却并不避讳“死”字，闽南话连钟停了都说成“死”；广州话里，不但可以说“热到死”（热死了）、“话死都唔听”（怎么说都不听），还可以说“死人！”（糟了）、“死气气”（丧气）、“死咁做”（拼命）等。
(2）方言与曲艺
方言与地方曲艺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如：苏州的评弹和现在的苏州方言基本相同；而京剧是集徽、汉二调在北京演化而成，因此京剧在唱念中融合了北京、湖北、安徽的语音特点；豫剧发轫于河南，唱腔道白中都有河南方言的影子。
此外，方言与曲艺的关系还表现在，通晓一地的方言易于帮助观众接受该地的地方曲艺。例如：苏州评弹由于和当地方言接近，因此易于被现代苏州观众接受；而同是曲艺瑰宝的昆曲，由于在演唱中以吴语语音为载体，因此对外地观众来说就难以理解，显得曲高和寡。
(3）方言与文化
方言是一种文化，包含了一地的政治、经济、历史、习俗等信息。“中国方言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的‘野’”[12]，由“野”而杂，方言是中国多元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者，在它那含义丰富的语态背后，是当地风土人情、社会心理的长久积淀。以方言为标本，可以对地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剖析和读解。
例如：广州的商品经济意识很早以前便深入人心，从粤语方言中的一些说法可以充分证明这点：“利市”意为发红包，给红包在其他地方通常被理解为送人情，在广州则是希望带来市场上的赢利；“着数”是对上账的意思，只是这账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有利于自己的，自己占了便宜，才算对上了账，做对了买卖。[13]
(4）方言与历史
方言词语口耳相传，恰似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活化石”，有时比历史文献和地下文物更能说明某些历史现象。例如：从中国向西洋出口的茶叶，在英语中叫tea，在俄语中叫chai，而这分别是闽南话和北方官话的译音，由此可见，中国茶叶在历史上的外贸状况。又如：中国人对孔子很崇敬，但唯有山东曲阜将这种崇敬应用到了方言之中，在曲阜话里，认为某人“说话在理”，便会应承或奉承道：“子曰儿”。或许，他们认为“圣人”的话都是正确的，乃至普通人说对了话，也是受益于他们那位两千多年前的老乡吧。
(5）方言与地理
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反映在方言中就体现为不同的词汇和语音、语调。即便是同一地域的方言，其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也十分复杂，经常被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
例如：同是清洗身体的行为，北方叫“洗澡”，澡的本意只是洗手而已——北方气候不及南方湿热，冬天十分寒冷，所以人们清洗身体的频率较低；而南方人常说洗浴、洗身、洗汤，其实，“浴”才是洗身。
有些在方言中形成的俗语、谚语，也可以表现出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状态。昆明的许多谚语就是拿当地多见的山、水、林木来说事的：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小草本无力，避风自弯腰；水到沟自开，花多蜂自来……
二、我国各地方言述论
我国汉语方言经过演变、融合，逐渐发展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客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
总的看来，北方方言是在北方地区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其他方言则主要是北方方言南迁、与本地土话融合形成。因此，就复杂性来说，其他方言要比北方方言繁杂。
1.北方汉语方言述论
北方方言，又称北方官话（以下以北方官话称之），是中国汉语方言的重要分支，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它在汉语各方言中地域分布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分布在南北文化线[14]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并不局限于人们通常意识里的“北方”概念。
(1）北方官话的分区
按地域分布来划分，北方官话可分为四个“次方言区”：
①分布于华北、东北地区
分布于京津两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还可细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中原官话。
胶辽官话：主要分布于大连半岛、胶东半岛，此外，在辽宁其他地区及黑龙江也有部分地区采用胶辽官话，分为登连片、青州片和盖桓片三个方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