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电影民俗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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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方言文化与电影(1)

语言、方言、方言文化

方言电影的创作与受众

个案分析:《鬼子来了》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不论离家多远、多久,都很难忘记乡音,正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1]——这里的“乡音”说的就是方言或土话,特指通行于一定地域内、和民族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语言。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方言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民俗现象之一,它不仅是人们在儿时养成的说话能力和习惯,而且其中还凝结着对家乡文化的多元记忆与深沉眷恋。

方言既是一方地域内居民彼此交流的实用工具,又是居民文化身份的表征。是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听口音就清楚了。对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来说,方言是一种存在于成长记忆中的文化基因,它细腻、微妙地弥散到生活、生产当中,不是轻易就能学得会或忘得掉的。与通用语相比,方言蕴含了更多原汁原味的地域风情,它贴合于本地居民的话语习惯,具有活泼、幽默、生动的特征,在本地居民间的相互交流与表达上十分方便。

方言对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发端于各地的传统说唱、曲艺和戏曲当中,但在影视节目/作品中却很少使用,这主要与政府要求推广通用语有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部分媒体和观众对方言的日渐青睐,采用或部分采用方言的影视节目/作品才趋于增多,而方言所特有的真实、生动、幽默的效果,也让这些节目/作品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毋庸置疑,将方言文化引入电影创作,是一种既有实践价值,又不乏文化意义的、富有远见的尝试。

第一节语言·方言·方言文化

“语言”是人类诞生后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是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里程碑之一。语言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历程的开始。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思维的物质外壳和表现形式,人们需要借助语言交流思想、保存和传递文明成果。此外,语言还是区分各族群的重要依据之一,即使就同一种语言来说,当使用者所处的时空环境发生变化时,语言也会随着交流需求的不同发生相应的变化。

可见,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其本身也具有变异性和多样性——从纵向来看,同一地域的语言在不同时期往往会有所变化,例如我国很多县级以上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其传统的、比较纯正的方言已在快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普通话的语调为主、杂糅了当地语音的一种“地方普通话”,比如西南地区的所谓“椒盐普通话”等;就横向而言,同一时期的语言在不同地区也会呈现出差异性,在相邻地域呈现出过渡性。例如:在冀豫两省交界的安阳地区,在鲁豫两省交界的驻马店地区,人们的语言就显得不那么纯粹,在语音和语调上常常兼有两省味道。

显然,同一种语言会“因时因地”的不同,出现诸多演化,而这就是各种“方言”产生的缘由。一般认为,“方言”指的是通行于较小区域的语言,是某个民族语言的细化或分支,它会随着所在区域人们需求的不同,而逐步产生、变异、融合、分化,最终形成多种较为稳定的、独立的方言系统。

一、中国方言文化概论

方言是语言的一部分,是语言的变体形式,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它主要用于口语上的表达,依靠人们代代口耳相传。对方言的掌握主要依靠环境的熏陶。

根据性质,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前者是指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在地域上的反映,例如:四川、湖南、东北方言等。后者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职业、年龄、阶层、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语言变体,例如:行业用语、科技术语、行话、黑话等。人们通常所说的方言仅指“地域方言”,这也是本章的研究对象。

1.我国方言的成因

中国方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历史、地理、生活、生产、传播等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来看,它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几方面影响:

(1)生产力水平的影响

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是方言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方面,由于生产工具和劳作方式均比较粗陋,所以生产的剩余产品十分有限,人们在自给自足之后,剩余的一点产品仅用于近距离简单交换。通常几个村落间的集市就能满足附近居民日常所需,一般人无力进行跨区域的产品交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交通工具主要依赖人力、畜力车,致使远距离贸易的成本很高,这就抑制了古代居民进行跨区域交流的愿望。此外,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居民“守家在地”观念较强,认为田地、屋宅才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非有瘟疫、饥荒等特殊情况,鲜少主动离乡背井,加之古代向有重农抑商政策,因此,以本区域交流为主的“农”要远多于以跨区域交流为主的“商”,所以居民的生活普遍比较闭塞。

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做一旁证,文章用赞赏的笔调描述了一个长期与世隔绝,却和谐圆融的村落。他对乌托邦式“桃花源”的强烈向往,除表达了对现实黑暗政治的绝望之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满足于封闭生活的状况。

从本源来看,所有的语言都衍生并服务于特定的生活时空。当各地的人们长期生活在各自那个相对闭塞的空间环境中时,他们的语言在词汇、语调、语音等方面,很自然地就会有别于生活在其他空间的人群,这是因为定居在不同区域空间的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方面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使然,相应地在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就有所不同——因为对语言的使用要求或者说语言的服务对象不同。

因此,临近的十里八乡在用词、语音、语调上或许会有相通之处,但在距离稍远的地方,所使用的语言就会出现一定的区别,于是“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状况就成为一种必然。推而广之,地域距离越远、环境差异越大、来往需求越少,那么彼此间在语言上的差异就越明显,日积月累之后便产生了各种地域性强、差异性大的语言——方言。

(2)政治、历史条件限制

除生产力水平外,历史、地理条件的限制,在方言的产生、演变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历代政治格局复杂多变,政治区域、利益空间的划分,人为地妨碍了各地居民的交往,加上统治者有意施加的影响,致使临近区域内的语言也会有较大区别。例如:金辽元时期,现在的北京、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由于政治原因被分隔开来,分别受到女真话、契丹话、蒙古话的影响,北京、东北两地讲的都是区别于中原话的幽燕话[2],再细区分,北京地区(原元大都)受蒙古话影响多,东北地区(女真族发源地)受女真话影响多。可见,在某些历史时期,政治势力的干预会超越自然地理的影响,成为促使方言产生和变异的首要因素。

(3)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同一区域内,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也易于产生多种方言。在我国山脉丘陵水系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由于山多、河多,道路交通不便,所以各处居民来往的困难较大,因此方言的地域差异便格外明显、复杂,同一地区内常有多种不同支系的方言并存。例如:仅在福建一地,就有闽北方言、闽南方言、闽东方言、客方言、赣方言等多个方言区。

此外,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也会潜移默化地对当地居民的整体气质、性情产生影响,这一点体现在语言上,就使方言也有了“性格”、“脾气”。例如:江浙地区气候温润、锦山秀水、物产丰饶,所以当地居民心态较为平和,语气趋于和缓,于是便有了婉转缠绵的“吴侬软语”;而武汉地区夏季气候沉闷炎热,冬季寒风刺骨,加上历史上常有旱涝灾害、兵连祸结,所以当地居民的脾气便相对“火爆”,在语气、语调方面显得相当铿锵有力。

(4)地域居民生活方式影响

不同地域的居民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语言作为日常交流最主要的工具,需要能够涵盖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各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不同,所需要的语汇乃至表达的状态就会有所不同,由此产生的方言也就千姿百态甚而大相径庭。

东北方言中便有许多特有的词汇、歇后语,用来描述当地的生产、生活状态。例如:“老云接架,不是阴就是下”,“朵朵瓦片疙瘩云,高温无雨晒死人”,“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等谚语,都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形象描述;而“三九天穿单褂子——抖起来了”,“土豆煮酸菜——挺硬”,“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中所涉及的酸菜、土豆、黄鼠狼等,也都是当地的常见物象。

方言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语言,民众将生活中常见、常用的东西熔炼成生动活泼的语言,再将这种语言应用于生活之中,便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有着浓郁本地特色、为本地居民所共享的方言。

2.我国方言的流变

方言本身具有多样性、变化性,它不是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经历了缓慢的流变。

(1)口头方言的流变

方言最早缘起于何时?这显然是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无解之谜。可以说,自从有了按族群聚居的人类,“方言”便开始了它的成长之旅。

早在周朝,我国便有了“五方之民,言语不通”[3]的现象,显然,那时的方言在品种上已经很多。为便于各地交流,并巩固国家统治,周朝以王都所在地的方言作为标准,确立了一种通用语——“雅言”。在口头与书面上,雅言由此成为周朝的标准通用语言。“雅”意为“正”,“雅言”有正统、通用的语言之意,在此对照之下,除“雅言”外的所有其他语言便都是方言了。

由于方言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因此它不但没有因为通用语的推行而消失,反而受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与各时代统治者推行的通用语言并行存在,经历了复杂漫长的变迁过程。

总体来说,在我国现存的几大汉语方言体系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中国方言的某种“根基”,是古汉语历经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其余方言则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渐形成的。例如:早期的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使用的语言为古越语,与古汉语不能相通,后来,北方的汉人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将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带到了江南各地区,逐渐影响了当地的语言,经过熔炼凝合,江南在各地逐渐形成了彼此不同、种类繁杂的方言。

由于我国方言数量众多,且每种方言的形成过程都很漫长、复杂,因此我们仅以北京方言的形成过程为例,阐述一下方言的流变过程。

据考证,北京地区居民最初使用的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中的东胡语支,还不是汉语;后来,黄帝将此地分封为蓟,当地居民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此,称燕,燕逐渐强大后,将东胡人大部分驱逐出此地,北京地区居民开始使用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此后,北京地区一直是汉族、蒙古语族和鲜卑、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北京地区的东胡话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逐渐淡化。

辽金元时期,大量少数民族在北京驻兵移民,时间延宕四百余年,致使北京的汉语方言与阿尔泰语系接触密切,与东北地区方言的联系也相当紧密,与中原的汉语方言反而处于分离的状态。这一时期,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方言发展迅速,体现出了方言内部分歧小、语音结构简单,在汉语方言中保留古音最少等特点,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

到了明朝,130多万各地的汉族人移民到北京,由于汉族人来源不一,所操方言也各不相同,********们便使用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话基本上区别不大。元明清三代的统治使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身份愈加凸显,到了清代中叶,北京语音取代中原的通用语雅音,成为汉语标准音。

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的传播与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和口头上得到统一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期,汉民族的共同语被称为“国语”,新中国称之为“普通话”。

纵观北京方言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北京一地就曾受到过陇中方言、关中方言、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各地汉语方言的影响,它并非来源于单一的汉语支系,反而是多种地域语言锤炼融合后的产物,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书面方言的流变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方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变迁。

秦代,统治者以秦小篆和原秦语词汇取代六国文字,形成了“文言文”,统一了书面语,使得方言词汇很少出现在书面语言之中,也使书面语和口头语产生分离。例如:流传至今的《谏逐客书》[4]、《吕氏春秋》[5]等著述都是当时文言文作品的范例。同样的文字作品,不同地区的阅读者会以不同的口语语音、语调去阅读,文言文字的统一,并没有使方言绝迹,它以口语的形式鲜活地存在于各地域居民的现实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