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阻援的王必成在淮河北岸构筑了几道防御线，12月4日当天就被李延年兵团逼到了最后一道防线，至此，李延年已在数日之内前进了70里，与杜聿明在陈官庄的缓慢进展形成鲜明对比。
这当然不是说杜聿明集团还不如李延年兵团，实在是王必成的兵力太过薄弱了。
按照这个速度，李延年在三五天内便可望接近双堆集。
粟裕要围歼杜聿明，无力再分兵给南集团，一时急得血压升高，脸色通红。随行军医给他量了血压，高压二百多，低压也有一百四五十以上。
与血压升高伴随而来的，就是头疼如裂，每根头发都像针扎一样，连碰都不能碰。
为了缓解症状，粟裕开始用冷毛巾裹头，后来冷毛巾也不管用了，只好冒着严寒，用雪一把把地搓。
华野自碾庄战役后，实力已有很大损伤，加上部队还要分成三摊，确实力不从心了，现在粟裕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陈官庄将杜聿明死死困住。
针对杜聿明的“滚筒式战术”，粟裕采取了三面攻击，一面防守的战法，竭力不让邱兵团突破鲁楼。
而在难得地尝试夜战之后，国民党“美械兵团”的跛足特性也再次显现出来。
1948年12月5日，天下着雨，空军不能助战。没了空军支持，邱兵团几乎就打不动了，杜聿明的“滚筒”一天才向前“滚”了8~10里，而他距离双堆集的黄维兵团，还有至少160多里的路程。
邱清泉出去进攻，担任后方掩护的李弥和孙元良同时承受着解放军的重压，两人都感到不易支持，朝着杜聿明叫苦不迭。
杜集团不能苦战，亦无法连续夜战，但解放军可以。
晚上12点过后，“徐州剿总”特务团撤退，解放军一路尾追，一度突入孙元良兵团的阵地，搞得杜集团上下人心惶惶，乱成一团。
至此，双堆集、陈官庄、淮北，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出现了三个胜败未分、彼此争夺的战场，当然，其核心仍是双堆集。
自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已过去了9天，时间拖得如此之长，与敌我实力对比较为接近，有相当大的关系。
中野自跃进大别山开始，便担负外线出击的最艰巨任务，人员和装备损失都很大。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2万人，中野只有一两万，重火力方面则更为薄弱，旅建制最阔气的不过是山炮，到野战军这一级，才有几门榴弹炮和野炮。
因为缺乏重火力，中野还特地开发出了“飞雷”技术。“飞雷”的射程为150米左右，所过之处，工事、人马都会被炸飞，许多被炸死的人身上找不到伤口，但却七窍流血，显见得是被震死的，所以国民党军又把这种“飞雷”称为“特大威力炮”或者“没良心炮”。
发明和使用“飞雷”的不是炮兵，而是工兵，在中野，工兵因此享有特殊荣誉，他们不管到哪个阵地，步兵们都会主动让路，并且高兴地喊：“咱们的宝贝来了！”
“飞雷”其实并不复杂，它的正式名称是炸药抛射筒，说白了，就是用铁筒做炮管来抛射炸药包。类似技术，华野在豫东战役时就采用了，后来用得少，只是缘于他们缴获和武装了更多的榴弹炮、野炮和山炮。
“飞雷”被中野视为镇军之宝，可见重火力确实不强，而重火力通常又在攻坚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方面，胡琏一手打造出来的第十八军，与邱清泉的第五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因为了南麻战役的教训，粟裕甚至认为这支部队在某些方面并不弱于整七十四师。除此之外，黄维兵团的其他几个军也都具有一定战斗力。
中野“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但仍一再受挫。强攻失败后，刘伯承曾设想采用“围三缺一”的战术，即放开一个缺口，让黄维突进预设阵地，以便逐个分割消灭，但后来考虑黄维毕竟是一员老将，作战经验丰富，很可能会乘势进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推进，这样他不但可以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进行防御，还能获得较多的粮食补给。
最后刘伯承决定将“围三缺一”置换成“围师不阙”，实际上就是围而不攻，通过缩小范围加以饿困的办法，令黄维兵团自行崩溃。为此，刘、陈、邓致电中央，将全歼黄维兵团的时间延长为10天。
第10天将至，到了要见分晓的时候。
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作战方略确定为：“歼灭黄维，围住杜聿明，阻住李延年。”刘伯承将此形象地比喻成是有的人在饭桌上抢肉吃，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夹着一块，眼睛里又盯着碗里的一块，所谓“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淮北防线上，华野阻援部队伤亡殆尽，王必成连炊事员和勤杂人员都用上了。为此，总前委把中野的一个纵队派过去增援，同时下令在歼灭黄维之前，不得再向后退却一步。
这是“看一个”，还要“挟一个”。陈毅把电话打到华野指挥部，告诉张震，要求陈官庄的华野主力务必把西南口堵死，不能影响第二天的双堆集围歼战。
“挟一个，看一个”，都是为了“吃一个”。
经过几天的连续作业，战壕和交通壕开始纵横于敌阵地之前，各纵队的炮兵发射阵地也基本准备就绪。
1948年12月5日，刘、陈、邓下达对黄维兵团实施总攻的命令，为此组建了3个突击集团，除中野全军参与外，被作为预备队的华野三个纵队亦投入其中。
总前委要求参与总攻的部队“破釜沉舟”，“拼老命也要把黄维拿下来”。
1948年12月6日晚，3个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总攻，犹如狂涛巨浪一般向敌军阵地拥去，一时间，火光熊熊，杀声震耳。
大家这次确实是拼了命，但是并没能一下子将“硬核桃”完全砸碎。
究其原因，除了黄维兵团仍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外，还与一个人的突然到来有关。
挟一个
战场之上，坦白地说，真正可以给解放军出点难题的国民党部队其实只有两类，一类是整七十四师或黄百韬兵团，属虎狼型，其特点跟解放军相仿，敢拼命，能近战；第二类是胡琏兵团，属狐狸型，善于奔来跳去，让你难以捕捉它的弱点和破绽。
前面一类已经灰飞烟灭，归属邱兵团的七十四军远不能与全盛时的整七十四师相比，之所以还能在淮海战役中充当主力，只能说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后面一类在胡琏缺位后，原有的灵气也荡然无存，否则就不会被别人围着痛扁了。
蒋介石始终以为胡琏尚在军中，直到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他才知道胡琏请了假，于是赶紧电召胡琏来京。
蒋介石问胡琏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黄维兵团转危为安，胡琏不假思索地道出了两个字：援兵。
他还慨然请缨，自愿飞赴双堆集，以便协助黄维支持一段时间，等待援兵的到来。
在这种时候，部将尚肯自蹈险地，蒋介石当然是一百个嘉许和高兴。他立即答应调动兵力，兼程驰援，同时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给胡琏准备飞机。
离开南京之前，蒋介石特地嘱咐胡琏：“要固守下去，死斗必生。”
胡琏到达双堆集后，即分批召集各军师长到兵团部见面，把蒋介石即将兵援的消息告诉大家，同时逐一听取众人的意见，了解部队情况。
与黄维相比，胡琏对部队长和部队要熟悉得多，同时那些老部下对胡琏也普遍更为信服。他的到来，无疑给黄维兵团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接下来，胡琏又到各军师阵地视察了一遍，进行了局部调整。
黄维对解放军的战术打法可谓是两眼一抹黑。胡琏则不同，从最早的宿北战役，到南麻战役、豫东战役，战役一个比一个剧烈和复杂，而他的对手又始终是粟裕这样的超一流将领，由此也让胡琏练出了一套与解放军作战的本事。
胡琏跟解放军对擂，最喜欢采用的战法是“核心机动”，即控制“核心机动”力量，只把触角伸出去，同解放军保持接触，一旦瞄准目标，立即一拳打过去。
中野发起的总攻受挫，意味着吃掉黄维兵团的时间表不得不再次延迟。
与此同时，华野则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看”和“挟”的任务。
从蚌埠北上的两个兵团，刘汝明在进攻中采取了“宝塔”式配备，越往前投入的兵力越少，看似增加到了两个军，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刘峙仍然只能依赖于李延年。在战车部队的支持下，李延年兵团的推进一开始还较为顺利，不过这只是在攻击华野最后一道防线之前。
之后，战车部队便进入了让他们头大的河湖沼泽地，活动变得十分困难，难以再发挥威力，加上解放军增强了防守兵力，王必成终于在淮北成功地“看”住了李延年。
要论三个战场的激烈程度，双堆集居首，接下来就到了陈官庄。
当天天气已经转晴，蒋介石依约向杜集团空投粮弹，并派飞机在陈官庄上空掩护进攻。
蒋介石迟了两天才发来粮弹，实在也有他的难处。大兵团作战，粮弹消耗太多，也太快了，自黄维、杜聿明相继被围后，蒋介石昼夜不息地从各方面调动飞机和粮弹，凡是可以作战和运输的飞机都已调到南京，甚至储存在重庆、昆明的一部分美械弹药，都尽数动用，已经到了挖地三尺的地步。
有了粮弹补充，邱兵团在攻击上才略见起色，然而它背后的孙元良兵团却连丢多处阵地，已有不支之势。
孙元良慌慌张张地找到杜聿明等人，建议重新考虑战略，实际上就是不管蒋介石要求救援黄维兵团的命令，先顾自己突围要紧。
孙元良口才不错，论述起来头头是道，连邱清泉听了也连连点头：“见解高明。”
只有李弥一言不发。
在杜集团三将中，孙元良才能中庸，邱清泉勇多过智，只有李弥的指挥特点跟胡琏相仿，就是都以诡谲机变著称。李弥一开始是不赞成从徐州撤退的，到了撤退途中，他又生怕受杜、孙、邱的拖累，干脆关闭无线电话，自顾自地跑。
照这种方式，李弥本来可以第一个全身而退。倒霉的是，他的电话兵中途看到地上有一根电话线，便职业性地临时接上了电话，没想到里面传来的正是杜聿明怒气冲冲的声音，这下想溜也溜不掉了。
陈官庄被围令李弥一个劲儿叹气：“他们（指杜聿明、邱清泉）把我们连累上了，可以走时不让走，现在要走也走不了，我们失败就失败在这些人手里。”
李弥不表态，形成了两票赞成，一票弃权的格局，于是决定权又回到了主帅杜聿明手里。
杜聿明原想一举三得，既不违令，又救得黄维，还能脱出粟裕的包围，但打了3天仗，把他的信心全给打没了。
粟裕对每一个敌将的优势和弱点都看得很准。他评价杜聿明是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或者说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这实际上也是“美械兵团”时代惯出来的毛病。
到了这个时候，杜聿明已经六神无主，可谓攻无方略，守无定力。他所依赖的基干之将是邱清泉，见邱清泉赞成，便顺水推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同意于当晚分头突围。
碰头会一直开到下午3点才散场。接近黄昏，邱清泉突然打电话给杜聿明说：“我仔细考虑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找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
杜聿明搞不清楚邱清泉为什么要突然变卦，邱清泉解释道：“我们突围时必须将重武器全部丢掉，这样即算到了南京，又怎能交账？”
他接着说：“一切由我负责！我不信共产党军队凶，他就是吃不了我。”
杜聿明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又同意了邱清泉的意见，打电话给李弥，让他改变计划，就地宿营。
再打孙元良的电话，不通。放下电话，孙兵团阵地所在方向已经是枪炮声连天。
杜聿明、邱清泉的出尔反尔，算是把孙元良给害惨了。邱、李兵团都不动，孙兵团变成了孤军行动，一脱离阵地后，即四处溃散，官管不了兵，兵也顾不了官，天一亮，除孙元良只身化装逃出外，其兵团大部被歼。
杜聿明闻讯非常懊恼。邱清泉闯了祸还不肯承认，背着杜聿明对部下同僚们说：“只晓得突围，重武器丢光了谁负责？孙元良兵团那样的四川土匪部队，留在这里不但不愿打，反而动摇军心，送掉了又有什么可惜的？”
孙元良兵团被歼灭，使得打开南面缺口，从而与黄维会合，重新成为杜聿明不得不选的突围之计。
1948年12月7日，杜聿明调整部署，下令投入各级预备队作战，同时改全面攻击为重点攻击，从邱清泉兵团专调一个军作为攻击军，重炮和战车均集中配给于这个攻击军。
邱清泉向攻击军下达命令，要求第二天展开进攻后，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在鲁楼打开缺口，以杀出一条血路向南突围。
先前杜聿明、邱清泉要是有这样的决心和气魄，突围的把握无疑要大得多，而现在似乎已经有些晚了。
决一死战
杜聿明、邱清泉决策上的犹豫和动摇不定，整整送给粟裕5天的宝贵时间。在这5天里，解放军在鲁楼一带挖掘出许多一米多宽的战壕，这些战壕纵横交错，构成了“井”字和碗形防御阵地，最前沿阵地距敌仅30米。
防守鲁楼的宋时轮纵队本身就擅长阻击，由此更加信心百倍：“邱清泉这次可选了个好掘墓人，有我们十纵队（即宋时轮纵队）在，他就别想前进一步。”
1948年12月8日，邱兵团以坦克为掩护，向鲁楼发起猛烈冲击。
国民党军的坦克战术还相当落后，仍是步车协同这一套，战斗中步兵和坦克往往脱节，而一旦脱节之后，失去步兵掩护，又无独立作战能力的坦克便成为解放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华野与邱兵团等配有坦克的美械军长期交手，已积累出一套对付坦克的有效办法，那就是华野独创的炸药包爆破技术。过去他们用这种“无声炮”爆破堡垒，现在用来炸坦克——坦克手视野有限，只要突击手把炸药包放在炮塔的后座，就能轻而易举地掀翻钢板，从而导致坦克车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