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陈、邓都很着急，陈毅便想到了向粟裕取取经。
粟裕告诉陈毅：“用近迫式对壕作业！挖掘坑道，迫近敌军阵地，然后发起突然攻击，予以分割歼灭。”
陈毅一听，如同醍醐灌顶，转身就对刘、邓说：“你们都听到了吧，我看是个好办法。”
刘、陈、邓经过商议，决定“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
就在这次通话中，陈毅告诉粟裕：“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刘（李延年、刘汝明）看好。”
自12月1日起，连续三天，粟裕都格外紧张。从杜聿明开始西撤到华野发现后追击，他比对手已整整晚了一天，而他深知，“万一让杜聿明撤到淮南，问题就大了。”
在粟裕的指挥下，华野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急速行军。按照与杜集团距离的不同，各纵队追击的方式也不同，近的平行追击或迂回拦击，远的便进行尾击，粟裕力图用这种“拦头截腰割尾巴”的战术，从四面八方兜住杜集团。
这正是中原大地最寒冷的季节，风头如刀面如割，地上滴水即可成冰，无论追者，还是被追者，都在经历着犹如炼狱一般的折磨。
由于跑得急促，很多解放军官兵在奇寒天气下仍然汗湿衣襟，他们在杜集团丢弃的背包中，发现了地瓜、高粱窝窝，一名杜集团的俘虏兵说：“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做饭了，只是没头没脑地逃命！”
杜集团是一个半机械化集团，被打中尾巴的主要是一些殿后小部队，集团主体的速度并不慢，加上一天的差距，粟裕要追上并围住杜聿明的希望十分渺茫。
可是杜聿明恰恰在关键时候停住了脚步。
1948年12月2日，杜聿明抵达孟集附近，原订计划是当晚继续向永城撤退，可这时他得到情报，华野一部已穿插至永城。
杜集团不惯夜战，杜聿明就决定在孟集休整一晚再走。
当天，在蚌埠的刘峙得到空军侦察报告，获悉解放军正“三五成群，共四五万人，队形不整，纷纷向西急进”。
连空军都能看到四五万人，追击部队数量之多可见一斑，而“队形不整”乃是跑得过快，不及整理队形之故。
以刘峙的老练，一眼看出，粟裕的用意不在于战，只在于追，他是想利用杜集团疲惫纷乱之机，先将对方予以包围。
刘峙当即手绘了一张态势图，用飞机空投杜聿明，同时让杜聿明不要再休整停留，应不顾一切，迅速击破永城的解放军南下。
杜聿明回电：“大军作战，贵在态势。”他要先在孟集调整“态势”，再对永城进行“大举攻击”。
在名义上，杜聿明还是刘峙的下级，可是从指挥权限上，刘峙早就对他失去了约束，杜聿明除了不敢违拗“老头子”的意思外，对刘峙的话已经半句都听不进去了。
然而这一次他错了。
这是在撤退，在突围，在逃命，怎么能停呢？
在面对面的具体攻防战术上，杜聿明也许不赖，可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师，不是仅靠战术的翻新和炫目所能成就，他靠的是战场上无数次死里求生的切身体验，靠的是提前两步乃至三、四步的眼光和判断力。
杜聿明不及刘峙，当然更比不上粟裕。
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经历，给予了粟裕宝贵的人生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北上先遣，就不会有后来的粟裕。
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虽然也曾有过失误和疏忽，甚至吃过败仗，但正因为拥有这些用战友鲜血凝成的经验和教训，他才能做到越挫越强，越挫越勇。
已经是前有拦敌，后有追兵，杜聿明还穷讲究，叨叨什么“贵在态势”，同样的情境下，粟裕就不会管什么“贵”与不“贵”，一切以达到目的为最高标准，为此，部队可以不要风度，不要队形，只要一个字：追。
在公路两侧，前面的部队都留下无数路标，路标的箭头无一例外地指向西方和西北方，后面的部队也搞不清楚是哪一个单位的，于是下令：“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得上就是胜利！”
辎重、骡马全部被丢在一旁，炮兵扛起炮，跟在步兵后面就跑。
杜集团休息，解放军不休息，解放军迟一天发起追击的缺陷得到迅速弥补，华野追击纵队从衔后追击变成平行追击，又由平行追击变成超越追击，杜集团前往永城的道路被拦腰截断。
四面都出现了解放军的踪影，但尚未完全合围，杜集团还有一定的空隙可以通过。
直到杜聿明鬼使神差地做出一个决定，局面才出现根本性的大逆转。
八小时以外
1948年12月3日上午，杜聿明正准备指挥各兵团向永城进发，一架军用飞机忽然做低空盘旋，机翼上下摆动，显示要有所动作。
地面的对空通讯参谋立即进行联系，随后飞机便投下了一只通信袋。
袋中装着蒋介石的亲笔信，他让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而与从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兵团实行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的撤退乃至援黄方案，在南京时都是经过蒋介石点头的。杜聿明后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改变初衷，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
其实郭汝瑰就是再受信任，也不能代替蒋介石下决心。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戎马一生，并不缺乏军事指挥能力，但当解放战争进行到辽沈战役时，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挫败，已经让他逐渐失去了一个军事统帅所应有的自信心和决断力，乃至于连何应钦、顾祝同都认为“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
“方寸已乱”的当然不止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其实也差不多。此时中野已吸取粟裕的“碾庄经验”，采取近迫式对壕作业，黄维在双堆集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郭汝瑰雪中送炭式地主动献上计策，自然就很容易被蒋介石等人理解和通过。
不过杜聿明也完全可以自行做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是在如此险恶的境地下，归根到底，决定军队命运的还是指挥者自己。
当然要做出这一决定，当事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付出代价。
粟裕可以不顾中央军委的电令，坚持不往两淮或连云港调兵，他所付出的代价和委屈，也许令很多人都不可想象。
早在粟裕为淮海战役进行紧张准备期间，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去电报，很隐晦地批评粟裕“无纪律、无政府”，“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
饶漱石约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粟裕为战役准备忙得分不开身，便说：“这个检讨迟早是要做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不可能真的等仗打完，在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期间，粟裕除了指挥作战，还见缝插针地写完了自己的检讨报告。
一个本身就具备极高军事天赋的人，又能全身心地投入战场，为此可以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计荣辱，那他还能不赢吗？
当杜聿明面临同样选择时，他却想到了太多战场以外的东西，比如蒋介石发火，因此而失去老头子的宠信怎么办，比如淮海战役一旦失败，会不会因此受到军法审判……
公平地说，国民党将领就战略战术的素养而言，并不比共产党将领差，整体上甚至还要高出许多，他们吃亏就吃亏在，八小时以外的得失心太多太重了。
自己决断不下，杜聿明又把责任推到各兵团司令身上，要“大家对蒋介石负责”。
你主帅都不敢担这个责，让将领们怎么办，众人都默不作声，只有邱清泉说可以照命令打。
邱清泉兵团殿后掩护，有一个师被解放军截击包围，邱清泉不愿舍弃自己的部属，因此希望停下来派兵前去解救。
“邱疯子”脾气大，是国民党将领中公认的混世魔王。谁不让他去救，他就说谁怕死不敢打仗，李弥、孙元良见状，也不好言退，只得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们完全听命令。”
于是杜聿明决定依上命行事，天近黄昏时，整个杜集团都已停止运动。
从这时起，外线解放军获得了对杜集团完成包围的足够时间。由于是晚上进行的包围，一开始杜集团都没搞清楚状况，其中一个团与友军接防，派军官前去联系，碰到的却是解放军。解放军假戏真做，说我们就是接防部队，“你们来接防，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庄休息休息再接防”。
联络军官信以为真，把部队引入村庄，结果全部被解放军给包了“饺子”。
国民党军中也不乏机灵些的。邱兵团一个后卫营，遇到了解放军大部队，营长赶紧冒充自己是解放军，才避免当时就被歼灭。
抖机灵也好，耍小聪明也罢，事实是，他们要想继续向永城前进，是再也不可能了。
1948年12月4日拂晓，在距徐州西南130里处的陈官庄，华野的包围圈完全合拢。
粟裕最为紧张的3天终于过去了。在此之前，他的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进行指挥，听到合围的消息后，他长长地松了口气：“非常危险啊！”
杜聿明得到报告，已经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决定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所谓“滚筒式战术”，向东南做楔形突击。
东南方向是黄维兵团所在的双堆集位置，若能与黄维兵团会师，既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也算是替自己解围了。
杜聿明从徐州撤出后，沿途都未得到补给，因此即将发起攻击前，他要求蒋介石空投粮弹。
蒋介石的回电却是：“无粮弹可投。”
杜集团这样的重装备部队，对武器弹药的依赖性极大，这份电报犹如当头给各部队泼了一盆冷水。邱清泉看完电报大骂：“国防部浑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如何能打仗呢？”
杜聿明再三说明利害，蒋介石才复电：“6日开始空投粮弹。”
白天调整完部署，入夜之后，负责主攻的邱兵团向铁佛山方向展开突击。
人到急了的时候才会想到，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会不会做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没想去做。邱兵团大约早就忘了夜战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姑且为之了。
解放军尚未在正面构成坚固防御阵地，火力稍弱，战至深夜，邱兵团得以推进至陈官庄以南的鲁楼一线。
邱兵团各部这时都控制着很大的预备队，如果全部用上，孤注一掷，解放军南防线所要承受的压力将非常之大，但在听说两天后才能得到弹药补充后，各部队长都有了自私的打算，谁都不肯第一个动用预备队，导致在较为有利的情况下，进展却相对迟缓。
粟裕闻得情况紧急，立即组织人马从邱兵团进攻部队的接合部发起反冲锋，以阻止邱兵团继续向南突入。
包围杜聿明，让粟裕松了口气，可是他并不能轻松下来。
华野南集团告急！
拔河
黄维、杜聿明先后被困，令蒋介石大为惊惶。在蚌埠指挥的刘峙急忙赶往南京，当面献计，认为黄、杜不可能同时都救，但只要黄维的围先解了，杜聿明也就没了危险。
如何救法，刘峙让蒋介石再给他增加一个军，由他指挥从蚌埠向北攻击。
说一个军就能解决问题，是因为刘峙看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即仗打到现在这种情况，国共双方在兵力上都已严重不足。
为了要包围杜聿明，粟裕从南集团抽出3个纵队，南集团只剩下王必成纵队、江淮军区2个旅和渤海纵队1个师，在刘峙看来，只是“几个残破的纵队”。
别人“残破”，自己当然也不济。淮河沿岸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都是淮海战役开始后才成立的小兵团，实力较弱，尤其是刘汝明兵团，完全是杂牌军，缺乏一个兵团所应有的机动和野战能力，只能勉强用于守备，哪里谈得上进攻。
刘汝明不过是虚应故事，蚌埠方面主要靠的是李延年。李延年兵团所辖各部虽然是“中央军”嫡系，但都是遭到解放军歼灭后的重建部队，不仅训练不够，而且士气低落，自然没法在战局上取得根本性突破。
拔河的双方都已把力量用到极限，倘若有一个壮汉突然于此时加盟，其作用不言而喻，诚如刘峙所言，他手中确实只要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军，便有希望击破华野南集团。
蒋介石本可以往从华中抽调这样的一个军，可惜被“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给绊住了。
白崇禧平时深藏不露，其实是个野心极大的人。担任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时还看不出来，蒋介石一旦放虎归山，派他直接掌握华中兵权，此君便原形毕露，开始与李宗仁拉拢各方部队和势力，日夜密谋倒蒋。
淮海战役是借解放军之手消灭蒋系主力的最后机会，白崇禧又岂能放过。
“华中剿总”所辖的川军第二十军、第十四兵团皆为能战惯战的骨干部队，但除了淮海战役行将结束时，对第二十军勉强放行外，白崇禧对第十四兵团是坚决不允许开走，连长江上的轮船都被他派人严密看守起来。
此时盼救兵如盼救火，国防部发电报，顾祝同打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了回去。蒋介石急坏了，亲自同白崇禧通话，一次电话讲半个多小时，好话说尽，仍然毫无效果，把个蒋介石气得满脸通红。
无可奈何之下，蒋介石又只得依赖于李延年和刘汝明。
蒋介石的特使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前线，让李、刘对黄维兵团“出死力相救”。李、刘实力不济，不过对蒋介石都还算忠心，看完信，刘汝明首先说了一句：“尽人力以听天命。”
李延年表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后却又叹道：“要我看啊，围是解不了的。”
自12月4日起，李、刘两兵团调整部署，在前线加强了兵力和攻势。蒋介石又派次子蒋纬国率两个战车营为李延年兵团助战，对解放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连续突击。
蒋纬国官衔不高，但他地位特殊，能够以蒋公子身份直接“上达天听”。有蒋纬国在跟前，前线师团长们顾虑自己的前途，都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前线督战，进攻成效由此大为改善。同时在有了战车作前导之后，官兵们冲锋陷阵的胆子也壮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