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在同一性内描写差异呢？共同的历史——奴隶制、流放、殖民化——都具有深远的构成性。因为这种历史使我们所有这些社会跨越差异而统一起来。但它并未构成一个共同的本原，因为无论在隐喻意义上还是在直义上，它都是一种翻译。差异的刻写也是明确而至关重要的。我用了“嬉戏”一词，因为隐喻的双重意义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意味着不稳定性，永久的无定性，任何终极结论的缺乏。另一方面，它提醒我们，这种双重性发挥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正是各种加勒比音乐“演奏”的地方。这种文化“嬉戏”在影片中不可能再现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过去／现在”、“他们／我们”。其复杂性超越了再现的这种二元结构。不同的地点、时间，与不同问题的关系，界限都已重新设定。它们不仅是过去的往往相互排除的范畴，而且现在也常常是一个滑动阶梯上的许多区别点。
一个微屑的例子是，马提尼克岛既是法国的又不是法国的。当然，它是法国的一个部门，这在其生活的准则和方式上反映出来。法国是比金斯顿更富有、更“时髦”的地方——后者不仅明显贫穷，而且本身正处于英国非洲方式与美国非洲方式之间的过渡时期——这是对那些能够付得起任何这样一种“时髦”的人而言。然而，“马提尼克人”的特征只能根据那种独特的补充来描写，这是黑人和混血儿的肤色附加在衍生于巴黎女子时装的“精美”和先进之上的：即是说，这种先进由于是黑色的，所以总是违法的。要捕捉这种并非是纯粹“他性”的差异感，我们需要利用像雅克·德里达这样的理论家的词语游戏。德里达以他的方式把不规则的“a”写入了“difference”-differance中，干扰了我们对词／概念的既定理解或翻译。它使词语向新的意义运动而不抹除其他意义的踪迹。他所说的异延，如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所说：
搁置在两个法语动词“区别”与“延搁”之间，这两个词促进了文本力度，但又都不能完整捕捉其意义。如索绪尔表明的，语言取决于差异……不同命题的结构构成了它的基本经济。德里达的出新之处……在于把“区别”置于“延搁”的阴影下……提出了意义总是被延宕的观点，也许借助指意的嬉戏达到了无休止的补充的程度。
差异的第二种意义向稳定意义和再现的二元结构提出了挑战，表明意义何以永不完结或完成，而是连续不断地包容其他附加的或补充的意义，如诺里斯在别处所说，这“搅乱了语言和再现的古典经济”。没有差异关系，再现就不能发生。但是，在再现内部所构成的东西总是要受到延宕、动摇和序列化。
那么，同一性在哪里才能介入意义的这种无限推延呢？德里达在这里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尽管“踪迹”观念已经表现出这种趋势了。这似乎是德里达允许门徒占用他的理论灼见的地方，即对形式“嬉戏”的高扬，从而抽空了这些真知灼见的政治意义。因为如果指意过程取决于对区别性术语的无休止的重新定位，那么，在任何特定的例子中，意义便取决于偶然的或任意的停顿——即语言无休止的符号运动中必要和暂时的“断裂”。这并不诋毁原创的洞见。而如果我们把同一性的这种“切断”——这种使意义成为可能的重新定位——视作自然和永恒的，而非任意和偶然的“结局”的话，那就会威胁到原创的洞见。但我认为每一个这样的位置都是“策略的”和任意的，因为在我们结束的特定句子与其真正意义之间并没有永久的对等。即是说，意义不断展开，超越了在任何时刻使其成为可能的任意封闭。它总是要么受到过分决定，要么未受到充分决定，要么过分，要么增补。总是有一些“剩余”的东西。
有了这种“差异”观，就可能根据至少三种“在场”关系重新思考加勒比人文化身份的定位和重新定位，借用艾米·塞萨尔和列奥波尔德·桑戈尔的隐喻来说，即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和第三个最含混的在场——一个滑动的术语，美洲的在场。当然，我眼下正在摧毁构成加勒比人复杂文化身份的许多其他文化“在场”(印度的、中国的、黎巴嫩的等)。这里，我说的美洲并非指“第一世界”的美国——即我们占据其“边缘”的北方邻国，而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广义的美洲，那片“新大陆”。
非洲的在场是被压抑的场所。非洲显然由于奴隶制经历的权力而久已失去了声音，事实上，它无处不在：在奴隶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在种植园的语言和庭院里，在名字和往往与词类无关的词语中，在言说其他语言的秘密的句法结构中，在讲给孩子们的故事和童话中，在宗教实践和信仰中，在精神生活、艺术、技艺、音乐以及奴隶社会和解放后社会的节奏中。非洲，这个在奴隶制社会里不能得到直接再现的能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加勒比海文化中未被言说的、不可言说的“在场”。它“隐藏”在每一个动词变位中，“隐藏”在加勒比海文化生活的每一次叙事转变中。它是用来“重新解读”每一个西方文本的秘密符码。它是每一个节奏和身体运动的基音。这是过去的——现在的——“非洲”，“移民社群里活生生的非洲”。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我在金斯顿长大时，我被移民社群这个非洲的符号、音乐和节奏包围着，它只不过作为漫长断续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而存在。但是，尽管几乎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褐色或黑色的影子(非洲在“言说”！)，但我从未听到一个人说他自己是、或在某方面、或在过去某段时间里曾经是“非洲人”。只是到了70年代，这种非洲加勒比人的身份才历史地为国内外大多数牙买加人所接受。在这个历史时刻，牙买加人发现自己是“黑人”——正如在同一时刻他们发现自己是“奴隶”的子孙一样。
然而，这种深刻的文化发现不是也不可能是毫无“中介”地直接获得的。它只能通过对后殖民革命的大众生活的影响，通过民权斗争、拉斯特法里文化和雷盖音乐获得——这些都是重建的“牙买加性”的隐喻、形象或能指。这些指的是新世界上的一个“新”非洲，它的基础是“旧”非洲：在加勒比人中，一次精神发现的旅行导致了一场本土文化革命：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必然“被延宕了的”非洲——一个精神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隐喻。
在这个形式中，正是非洲的在场／缺场成了加勒比人身份新观念的特权能指。加勒比海的每一个人，无论种族背景是什么，早晚都要与这种非洲在场相一致。黑人、褐色人、混血儿和白人——都必须直面非洲的在场，言说它的名字。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否是我们身份的本源，经过400年的置换、肢解和流放而丝毫没有改变的身份，我们能否以终极的或直接的意义回归这个身份，是更值得怀疑的。原来的“非洲”已经不在那里了。它也得到了改造。在那个意义上，历史是不可颠倒的。我们不能与西方同谋，西方恰恰是通过把非洲僵化为一个原始的亘古不变的过去而占用非洲，将其规范化。加勒比人最终必定要考虑非洲的，但不可能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恢复。
对我们来说，它不可改变地属于爱德华·赛义德曾经说过的“想象的地理和历史”，它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已经获得了我们可以命名和感觉的想象或比喻的价值”。我们对它的归属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称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个非洲是加勒比人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却不能在直接的意义上回归它的家园。
这种被置换的“归家”旅程——其长度和复杂性——生动地出现在许多文本中。托尼·塞维尔的纪实照片《伽威的孩子们：马库斯·伽威的遗产》讲述了“回归”非洲身份的故事，这种回归当然历经艰险才进入伦敦和美国。它的“结局”不是在埃塞俄比亚，而是在牙买加圣安娜图书馆前面的伽威塑像：不是以传统的族群歌曲，而是以“滚烫的矛”和鲍布·马莱的救赎歌的音乐结束的。这是我们漫长的归家之路。德里克·彼什顿大胆的视觉和书面文本《黑心人》——讲述一个白人摄影师“在希望的国度里”旅行的故事——从英国开始，通过埃塞俄比亚的莎什米尼，许多牙买加人在这里找到了寻找希望国度和奴隶制的路径；但是，它却在牙买加的皮那克尔结束，拉斯特法里教的第一个居民区就建在这里，而“在此之外”——在20世纪金斯顿和汉兹沃斯街头的流浪者中，彼什顿第一次开始了他的探险旅行。这些象征性旅行对我们都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循环的。这是我们必须回归的非洲——但要走“另一条路线”：非洲在新大陆变成了什么，我们把“非洲”变成了什么：“非洲”——我们通过政治、记忆和欲望所重述的“非洲”。
身份等式中第二个棘手的术语——欧洲在场又该作何解释呢？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既不是太不充分，也不是太过分。非洲是未被言说的一个例子，欧洲则是无休止地言说的一个例子——而且是在无休止地言说我们。欧洲在场打破了加勒比海整个“差异”话语中的清白，引进了权力的问题。在加勒比海文化中，“欧洲”不可挽回地属于权力的“嬉戏”，属于武力和发号施令的路线，属于主导的角色。就殖民主义、不发达、贫穷和肤色歧视而言，欧洲在场在视觉再现中把黑人主体置于其主导再现领域之内：殖民话语、冒险与探险文学，异国传奇，人种研究和旅游视野，旅游观光的热带语言，旅游指南、好莱坞和暴力，毒品和城市暴力的色情语言。
由于欧洲在场是关于排除、强行和侵占的，所以，我们往往把那种权力看作完全外在于我们的——一股外来力量，它的影响是可以摆脱的，就像蛇蜕皮一样。弗朗茨·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提醒我们，这种权力已经成为我们自己身份的构成性因素。
他者的运动、态度和目光固定在我身上，这就是说，在这种目光中一种化学溶剂被一种染料所固定。我愤怒了；我要求给予解释。没有解释。我愤然离开了。现在，所有的碎片已经被另一个自我拼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