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们需要从比较麻烦的事情做起，承认文化研究的那些核心问题或问题框架是不断地被重塑或重新整合的。文化研究是进行着的界定自身所在的努力。不管在什么时候，文化研究工程都要牵涉对“文化”的定位，界定文化斗争以及这样的斗争置身并与之斗争的历史语境的特定性。它是这种关系的历史地建构的形式、结构和效果，而这关系本身正是界定文化研究介入场地的历史平台。换言之，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文化与社会或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总是历史地构成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研究并非建立在文化特定性理论之上(通常用表意、意识形态、主体性或群体等术语来限定)，相反，文化研究审视特定实践如何置于，以及它们的生产性如何决定于社会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的后现代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了交叉；这并不是要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政治和理论主张，而是要注意它对当代文化和历史生活性质的描述。
显然，任何给文化研究“定义”的努力都会顷刻陷入困境之中。并没有一个文化研究主张，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总是有多个的、叠合的、变化的投向、所执和矢量，它正是依此来不断地重新阐发。文化研究一直不停地在变化着的学术和政治版图上反复谈判自己的同一性。它的同一性，乃至文化研究之内的所有主张或概念的意味，只能通过政治关怀与理论论争的不完整的历史来限定，正是在这种回应当中，不断考虑到替代立场，不断提出新的主张。但文化研究史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或进步的发展过程，尽管这是它的特定性(作为一系列显现的行动和目标)的唯一居处。文化研究史从来就并蓄着多个主张和立场，总是不断地陷入论争，不仅在这些差异之内如此，而且与那些向来不算作文化研究的主张(当然它们有时也被文化研究占有并予以重新阐发)也经常论争。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因此，它总是迈上自己行将放弃的平台，而被放弃了的平台将被它重新占领。它经历过错误的开始，不得不全力从错路上离开；它经常被迫重新回溯走过的脚印，偶尔也会跳上自己几乎没有想到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就是在曾经占领过的理论或政治的地方不断进行的理论工作。
因此，把文化研究付诸实践并不简单地就是采取英国传统中的不同个体或集团提出的主张，这样的占有未能认识到他们的种种复杂的尝试方式(如伯明翰中心或雷蒙·威廉斯或《银幕》小组所做的工作)是由他们置身的英国特定情境和历史所决定的。也不是要抹掉英国传统的特定构成、弹道以及历史。这种“本土拜物教”与文化研究的目标是矛盾的，因为文化研究旨在探索地方语境与更大矢量(也许是全球)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
重新阐发的文化研究。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在已经占领过的地方重新工作，根据特定的美国语境重新阐发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改造文化研究本身。但这似乎需要理解相关联的地方，需要探测我们准备占领的地方以及占领的方式。我建议不妨把文化研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即各种形式的“差异中的同一”，读解为不断努力阐发一套既与其他理论主张相异又能给它力图介入的政治空间以力量的信念。我并不是主张这些信念只能为文化研究所独有，也不是说它们的“源起”就在文化研究之内。事实上，我的相当一部分描述将着力于当代女权主义改造文化研究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条件时的激进方式。我会提出(动力来自我自己的语境和目标)自己选择的“力量倾向线”(tendential lines of force)，它们经常推动文化研究，界定文化研究苦苦求解的那些概念，用它从未料想到的方式和方向把它阐发出来。
唯物主义用物质实践描述人类现实：人们做什么、如何改造世界。然而，这与其说是一个意图问题，不如说是效果问题。它更多的是源起问题，而不是分布问题(即，属于什么人的什么实践，进行了哪些实践)。尽管唯物主义确实认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的生物之躯，但是它并不把世界简化成躯体的集合。它的讲话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技术以及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的世界；它谈论人们的观念、欲望、快乐和情感，如果要说明这一切，就离不开可以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念是现实的，因为它们改造现实；它们制造差异。但这往往并非观念的内容问题，而是观念被建构、改造并置入世界的实践之事。反本质主义描述的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一切都无法预先保证，没有任何关系(对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特性是内在固有的。那些“本质”可以是历史地真实的，但并非必然的。我们能当然地认定的任何一个故事的开头总是另一个要讲的故事的结尾。历史在不断地锻造联系和发布实践，把这个文本与那个意义、这段经验与那一政治立场联结起来，产生特定的效果，并以此建构社会和历史生活的结构。“阐发”(articulation)就是对由一组关系建构另一组关系的描述，而再阐发(rearticulation)总是会造成一些误阐发(disarticulation)。这是一种不间断的奋斗，力图把实践重新置于变动不居的力场(field of forces)之内，建构事物的仿佛正当其位和摆脱了差异的结构。
我无意暗示这个场总是完全开放的，可以异想天开地重造历史。我们总是受到我们未曾创造过的历史的约束，我们所能进行的实践是分配好的，多种阐发的历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力量(留下一些“没有清单的踪迹”，紧紧地贴在那里，似乎是不可避免之事)，界定更大历史空间的“倾向力量”时的那些阐发所依据的逻辑是多样且往往矛盾的。因此，创造历史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无名的，因为我们从来不能控制自身奋斗的结果。然而，这一过程是由真正的个体和集团的实践来进行的，这些实践或者是自觉的，或者是无意识的，或者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或者是胜利的——胜利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或者是失败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常被说成反人文主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否定任何现实的人，不过的确把他们置于同样现实的和多重决定的历史现实之中。所以，他们作为个体和人类的所是并非他们内在地固有的。我们的实践产生出我们的同一性和人性，它们往往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也产生不同社会立场的过程，在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个体们必须纳入这些立场，或者受到它们的质问。或者可以说他们只能以特定方式采纳这些立场，然后这些立场才能互相阐发(就像其他的意义和实践一样)，似乎是某种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认同把主体拉进特定的政治立场。反人文主义并不否定个性、主体性、经验或能动性，它只是将它们及其建构和关系予以历史化和政治化。本质的人性是没有的，然而我们总是奋力制造它的疆界，构成一种有效的(因此也是现实的)人性；不过，这是随社会构成的不同而不同的人性。换言之，人性总是现实的，但绝不是普遍的、唯一的和固定不变的。只有在历史的斗争和阐发中，历史本身才得到赋形和定向，历史地构成的权力关系才找到它的位置。
权力是在人类生活的层面上运作的；它既非抽象的普遍结构，亦非主观经验。它既是限制性的，也是生产性的；它生产差异，形塑关系，制造同一性和等级结构，但是也促成实践，给社会主体以力量。每一个阐发毕竟为其他可能的阐发提供了条件，即使在它划定力场的界限和结构的时候，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权力牵涉到历史的“经济”生产——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和不同价值形式的生产(如资本、金钱、意义、信息、表征、身份、欲望、情感、快乐，等等)。社会主体进入这些价值的回路，价值回路组织了社会的可能性和差异，正是这样的阐发建构了社会权力的结构性的不平等。虽然不能保证说不同的经济都越过了同样的不平等界线，但不平等极少是偶发的。相反，诸多不平等在社会差异系统的周围流通并进入这些系统，而那些差异本身就是历史地建构的。再者，不同的经济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运作，而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资源的分配有时是通过阴谋、恫吓以及歪曲等策略而被操纵的。社会构成总是以这些复杂的方式组合成支配和从属关系。所以，权力斗争就是对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制度与社会的同一性和差异之间的对应关系予以解构和重构。
反还原主义认为，人和实践总是以矛盾的方式隐含在权力的等级结构之中。这就使我们的故事既避免了一个过于简单的开头，也避免了一个过于直接的结尾。历史绝不是把一切都绾结成一个等待解开的疙瘩。没有单一的结构能把全部历史都缝缀得齐齐整整，把结构的形式永远不变地织入历史的纤维。总之，不能把权力简化成任何可以设定为必然和永远根本的单一的价值维度。也不能把权力简化成任何单一的社会差异结构。没有任何一个发生权力剥夺、苦难或压迫的平面与历史有一种得到法权保证的关系。
遇合(conjuncture)指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对特定性的执著。它告知我们只能从内部来对待特定的语境，因为只有这里才有效地存在着同一性和关系。结构只有在特定语境里才是现实的和有效的，它总是在特殊的抽象层面上被界定。例如，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构。但是我们必须随即说，它是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上运作的，囊括了几百年和许多国家的范围，可是关于更具体的语境，它讲得极少。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那个更高的抽象层面，那么商品的效果似乎就是简单而直接的。当我们移到其他层面以建构“具体性”时，它的效果就被不断地推迟、延宕、绕过和杂交。到达它的实际“细部”效果的唯一途径是认识(1)它是如何被其他关系阐发的，(2)它穿越时空产生效果的特定能力——它能接近或穿过社会构成。因此，文化研究实践试图建构一种遇合的特定性，遇合的适时性只能由眼前的思想和政治目标来决定。所以，这并非仅承认语境、阐释文本并注重文本的事情。它还牵涉文化研究从阐释的或交互的观点向“更加历史的和结构的观点”的运动。
大众性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必然焦点和追求。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它是反精英的；它要求我们不要把自己与群众完全分开。我们确实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一直在全力影响他们自己的历史征程。这并不是说“人民”作为一个物化的范畴而存在，总是受到某种固有特性的界说。“人民”作为一个历史地建构的社会范畴，是通过特定的质问(例如媒体文化里的游牧主体和霸权斗争中的民族）进行斗争的场地。文化研究认为，从属毕竟与操纵不是一回事，也不完全是屈从。人们以复杂、矛盾而积极的方式体验着他们的生活位置，复制从属和抵抗从属，寻求根据自己想象的可能性和资源来改造和提高自己的位置。他们的生活伴随着从属，陷于从属，反对从属，竭力改进加诸自身的东西，赢得一些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扩展自身及其资源。这并不是说他们总是在斗争，或他们的斗争总是有效的和胜利的，甚至也不是说他们的胜利是进步的。人们总是以某些方式从他们的所处位置得到力量，这样说并不需要把力量的获得与斗争、抵抗或对立等同起来；只需我们认识到人们生活在积极的复杂性之中。也无需否认人们有时候被摆弄，被误导，被歪曲，被蒙蔽；但我们不能把这种被动情形当作总体性或人民的构成性本质。我们要认识到，从属、授权、快乐、抵抗乃至斗争，指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细部效果，它们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预先保证。
只有在这个杂乱的平台上，我们才能开始辨识人们是如何处于并通过大众文化实践来认识和改造自己和世界的。因此，我们需要讲清楚大众文化的特定形式本身如何被争夺以阐发更大历史的特定政治目标，这样的形式可能产生各种快感，可能以各种方式给观众以力量。所以“大众性”也是一个焦点，如果文化研究不登上人们自身的生活平台，为他们提供新的可能性，确定“人民”通过自己的文化实践来建构自身的方式，那么文化研究的介入就不会成功。只有进入大众性——大众的语言、文化、逻辑、感情、经验、道德、欲望和意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力场的意义，才能看到斗争在何处是实际化了的和可能的，才能帮助阐发、培育和支持这些斗争。只有通过大众性，我们才能发现从属关系是如何被体验和抵抗的，才能明白从属和抵抗的可能性是在支配关系的结构之内被打开并指向这些结构之外。正是这种作为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大众性使我们得以切入人们生活体验的那个复杂的权力场。
大众性既是追求，又是追求的焦点，迫使我们回到与真实人民的战略结合之中，存在于真实的权力关系之中。我们的任务既不是蔑视他们，也不是界说自己的乌托邦志向。文化研究并不赋予具体和大众的活动以不变的价值，也不会为了“让属下说话”而抹杀自己的思想劳动。它并不总是只讲大众的语言，但它必定拒绝奢侈的永无止息的自我分析。文化研究是一项经常的策略努力，阐发自己作为思想批判和政治介入的细部同一性，找到一个自身能够据以奋力重构我们更大的历史生活空间的地方。
(马海良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