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
亨利·吉罗
戴维·季维
保罗·史密斯
詹姆斯·索斯诺斯基
北美大学的文化研究因为专业化而显得零散，以至于一致的文化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植根于独立院系之中的相互分离的学科的历史发展产生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并在实际上压制了批评的思考。保护特定学科的完整性，分门别类调研的理性化有助于将不同学科的批评家相互分离及主流文化的再生。在鼓励专家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学术活动的学术自由的旗帜下，专业人士现在将自己诉诸于那种局限他们质疑天性的形式。
学科的实践者们研究文化现象——例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但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交流却十分有限。以传统的文学研究为例，它拘泥于形式主义的范围内，这使得社会研究与小说研究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与此类似，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利用文学的方式也使文学批评家感到陌生，诸如此类。传统的学科智慧就是让其他门类的研究者，以他们选择的方式做他们称之为自己工作的事——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权利。这样发展的结果使得文化研究成为碎片式的。而且就专家们必须将他们自身置于由业余者组成的公众之上或对立面而言，专业化也使得知识分子与其他公众领域相脱离。批评无能为力，而社会与文化机质的再生却成为可能。
专家们的角色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完全一样。如保罗·皮可纳所说：
除非脱离纯粹正式的、统计式的教育的衡量标准，很清楚，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他们只在定义明确的狭窄领域里显得渊博。这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他们正在大量出现，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性问题。
本文的观点就是以为有必要存在一种文化研究，从事皮可纳所暗示的那种对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批评，推进对于允许的和非允许的文化维度的理解。这意味着批评的发展与文化研究的形式应当与解放的利益相一致。对这种变革性的批评而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裂缝。在一个社会缺少能够批判地分析它的矛盾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下，主流文化会更为有效地传播它的坏影响。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文化批评的领域，抵抗的知识分子在公众事务中就不会有自己的声音。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了学科的定义在历史上是如何人为形成的。随后讨论那些试图打破学科间人为界限以发展跨学科的努力——如美国或加拿大研究、妇女研究、黑人研究等——是怎样失败的。文章接着讨论并指出传统人文的文化研究学科的基础理论是不适当的，它掩饰了文化成员成为文化构成过程中能动者的角色可能。这将我们引向讨论反学科实践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引入了“抵抗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作为恢复学者们知识分子角色的教育形式的必要。下文各节就我们观点的暗示意义作了一些描述：知识分子从象牙之塔式的学院系科中回归到公众领域；从个人化的、奥秘的研究转向对社会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全文最后以对文化研究发展状况的描述作结。
学科的人为性和跨学科的失败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学科或多或少看作是被我们称之为专业的一系列自然范畴。英文之所以不同于历史学科，是因为文学与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但我们只要再深究一下，很快就会意识到用自然客体来界定一门学科似乎并不那么有说服力。首先，一组特定的客体可以是很多学科的共同课题。同样一个文本，例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它既可以被文学家研究也可以被历史学家研究。其次，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学”的研究对象——小说、诗歌和戏剧——直到19世纪初才形成。而且，范畴的界定方式也呈规律性的变化。直到19世纪末期，英文才被作为一门正式的研究领域；新兴的物理与化学方面的亚学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时候并不是自然客体，而是由该学科的实践研究确立的研究领域。这样的领域并不是人为的，因为它不是随心所欲地任意发展；然而它又可以被称作人为的，因为它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它反映了文化的、社会的和体制的需要。就所有的研究领域而言，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尤其如此。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很有必要再更深入地研究学科的构成。
米歇尔·福柯指出，纪律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控制和组织的策略起于古典时代的末期，盛行于近代，虽然福柯所指并不是学科，但他的许多分析，仍可运用于学科讨论中。学术的特性就在于它有标准化与等级化、同化与异化的双重能力。学科对差异的控制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悖论。正因为精心制定和悉心维护的学术规范，学术偏差才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门学科内专业人士的目的就在于以适当的方式使自己区别于他人从而使自己得到提升。
无需借助福柯的分析，我们就能知道学科对话语的束缚作用。作为学科的一部分，意味着追问某些特定的问题，采用某类特定的术语和研究相对狭隘的某一系列事物。福柯的著作帮助我们看清这些局限性，这种戒律是如何通过与特权等级相关的各种奖惩而以法律的形式得到加强的。最终的惩罚就是：将你排除在外。如果一个人不在学科话题范围内说话，他就不再被看作是其中的一员。这并不意味着异教徒将被禁止上讲堂甚至出版他的著作，他们只是********了，对于那些新博士们来说形势是同样严峻的，他们只有遵从主流学术话语的规范才能获准进入学术界。
即使按照库恩的观点，一般科学的发展已经将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分开了，“人文科学总是尽力地想摆脱它们理论中社会或历史的背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有一种与各类学科专业化相一致的规范化倾向，但是很明显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够成功地完全摆脱其理论背景。形式化的技术可以通过排除社会技艺、体制，以及使事物特性分离的权力安排，使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一般科学成为可能。但这种实践忽略了社会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社会实践与文化交流。
因为社会实践不是由自然科学构成的客体之一，“人们总希望也有可能建立一种能界定并解决物理世界结构方面的无可非议的一般科学；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这样一种无可非议的一般科学只能表明一种正统的建立，这种正统不是靠科学成就，而是靠无视背景和消灭所有论敌来确立其自身的”。虽然人文学科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学科能容忍更为多样的行为，但这些行为本身却受着不同等级的价值标准的评判。举例来说，在英文中，新批评范式的一般研究指的是对文学经典中个别文本的非语境解读。其他的研究方法也是允许的甚至有时还颇受垂青，但始终无法取代新批评实践中标准方式的地位。比如，历史的研究虽然也受到重视，但它只不过被当作新批评的一种辅助手段。
尽管人文学科的工作并不以一般科学标榜，但它的学科结构却是以生产专家为目的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文化分支的学科结构，总有一种将专家们的知识与公众领域隔离起来的倾向。学科研究要求对已构成现行专业点的极少几个问题给予持续关注。这些问题无疑早已远离了一种文化的真正争论焦点。
诸如美国研究和妇女研究之类跨学科运动之所以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很多重要的问题丧失在僵化的学科分界线的缝隙里。因此，美国研究就是从一张追寻这类问题的日程表开始的。应当记住，在美国研究和加拿大研究中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是公开化和政治性的，而且美国研究的著作也对植根于美国文化经典的意识形态中的利益采取批判的立场。不过，美国研究对那些想要将文化研究当作一种跨学科的学科来确立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问题在于像美国研究这样的研究也不免有背其先前的宗旨而最终发展为一门学科。因而，这些运动往往以非难者的面孔开始，在它们卓有成效的时候却从非难者的阵线上撤退下来。就这些运动的反学科特性而言，它们的严肃性恐怕也让人怀疑。它们的实践者们被看作业余者而非专家学者，他们的进取心也像时尚潮流那样容易消退。在美国研究中，跨学科的思想成为挑战某种特定等级制度的工具，它没有提供一种异于等级秩序的选择。当美国研究已立稳脚跟，“跨学科”在这场运动的修辞方面的作用却降低了。
跨学科研究的批判精神难以持久，但如果将此归因于政治思想的压迫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位学者的政治观点与学科研究本身无关，谈论或思考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和文化研究是无关的。这种应用历史情境与社会要素的失败在传统学科设立的教育学中是再明显不过了。
文化研究中传统理论基础的困难
广泛来说，传统人文科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在于它为学生提供了到达由经典构成的文化材料宝库的确切途径。当然，“经典”的定义相对而言是灵活的，因为它能合并且察知那些处在边缘或深奥的材料，它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事物。这儿所指的价值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有所不同——例如现在已经可以非常确定地将妇女研究的或是文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列入大学的课程中。但是，也总有一些含蓄的“黄金标准”用来衡量和制约这些临时性的增加与波动。最近威廉·本涅特搞了一次专门的调查，看看每位高中生在毕业之前应该读过哪些书。这份书单里一共有30本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维吉尔、乔叟、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一些作品，到《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些书和作家代表了人文学科及其批评的特定的文化的衡量标准。对于这些固定经典核心部分的熟悉程度被认为使学生们更有能力吸收蕴涵其中的价值，并把这些价值应用于更为边缘化和临时性的成分。最为重要的是，学生们可能已经接触到有人文影响的成果，但这些影响与生产人文科学成果的经济基础是一致的。
让我们把那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放到一边(诸如：人文学科的文化研究是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与学生们的活生生的个人生活有何关系等)，重要的是要知道，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是否有价值甚至有必要以某种形式利用同一种教育理论基础。毕竟恰如右翼人士所指出的那样，那种理论基础总是从意识形态和功能的角度慎重考虑该教点什么给学生。通过学习主流文化或者吸收它们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学生们理论上已经学到了在那种文化下的特殊的行为方式。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例如在妇女研究中就常常出现)，教授一种新的经典，选择另一套东西，对于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新的政治行为很有影响。
但是，必须记住经典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理论建立在等级制的经济基础上，文化客体据此而排先论后。其中一些(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中最好的，它们因此而代表了文化的本质。这恰是文化研究要反对的那种象征文化观点。新的经典正是建立在对于什么是学生们应当了解的和熟悉的知识中最为重要和最具价值的假设上，虽然它可能以一种新鲜的和一种尽可能少的破坏性的形式出现，其实它只不过是传统的等级文化的重复罢了。从另一方面讲，文化研究应当建立在另一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文化客体按它们的相互关系来排列。
这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应当带着怀疑的眼光去考察一切等级化的项目，文化由于这种等级制被限定在它的某几部分内，无论它们代表的是否是文化本质上的精华，或者即使它们代表着由政治或美学预先设定的重要性及价值，简而言之，文化研究应当放弃让学生们进入一种代表文化的领域的努力。相反，文化研究可以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在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存在及发展的活动，或者将它看作是不可能固定在知识宝库中某一不能缩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