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圈的陆地，全部是很厚的永久冻土层。地像岩石一样坚硬，很不习惯。枕头下边一个角落里尿味很大，大概是小孩子们常常打翻尿盆的缘故。来时估计会生虱子，带了点滴滴涕。入口附近到处是污物和动物油，黏糊糊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关于“食”，本多胜一写道：
所谓“食”，就是“吃”。肚子空了，把食物装进胃袋里。这里既不是全家聚齐共同进餐，也没有一定的时间。肚子饿了，所以就吃。
早晨。实际上已近正午了，第一个起床的大致总是主妇奥坎古。穿好衣服，习惯地吹掉脂肪灯，拿出横放在枕头底下的一块驯鹿肉，用爱斯基摩妇女使用的扇形刀切下一块放在嘴里。两岁的卡雅坎诺和五岁的卡鸦爬起来，奥坎古就分给他们一块。
从贮藏食物的地方取出一些小块的冻肉，放在堆食物的地方。其中有驯鹿的肉块儿、头盖骨、脚，有海豹的胸。有时，还有雷鸟、野鸭、雁，全都带皮。室内暖和，冻肉一化，黏糊糊的，里边还有腐烂的。再把这些东西放到各种肉水里头，浸得水渍渍的。面对这种情景，我们要把它放到嘴里，的确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关于劳动——狩猎，他如此说明：
极地的海水，一年之间水温差别不大。我们去的时候是5、6月，水温是一2℃左右。掉下去不得了。比海水更可怕的是气温。梅里比尔半岛的最低气温，5月份是一27．8℃，6月份是～19．4℃，冬季是一50℃～一60℃……从海水里出来立即就会冻成冰人。6月份即使不会马上冻成冰人，从海边回到部落，一路上也是活不成的。5年前伦敦大学向格陵兰岛海域的加马茵岛派出一支远征队，那是6月下旬，小船在海中颠覆，全员6人都穿了救生衣和防寒、防水服，但是，只有一人游到仅有100米的海岸，5人死亡。会游泳也无济于事。
我们的小船就来到了这样的海水中。而且，小船破旧不堪，船底有洞。爱斯基摩3人，我们2人，共5人。水不断地往船里进，有一个人专管往外舀水。进入海湾之后，浪大起来，从上面也灌水。然而，一旦海象出现，爱斯基摩人就会拼命摇船追赶，根本不理会海浪，只管往前划，小船里乱嚷嚷的。海水从头上浇下来，爱斯基摩的衣服虽然带帽子，但也很冷。投掷渔叉时，离海象只有四五米远，这个时候，如果它用巨大的牙齿掀翻小船，我们也就没命了。海象不受伤是不用牙伤人的。
深入的体验使本多胜一能从另类角度思考，从而确切地描绘他的采访对象，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欢乐忧思。他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是这样凭借体验、感受写出了美国黑人社会的生存境遇与命运遭际。
可以看出，体验式采访能让记者获得生动的现场材料，掌握不易为人掌握的资讯，增加报道的可信性。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生活氛围中感受到的新气息，产生的新思维，形成的对比与联系感。
这种采访一般费时较长，因为这种参与式报道要求的不仅仅是事实材料，更多的是在实际生活中收获体味与思想。因此，采访者不可能蜻蜓点水似的问、观，他更多的是“陪做”。
体验式采访对新闻记者早已构成了许多挑战与考验。参与这种游戏的记者首先要有接受不同生活方式挑战的准备，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与对象一同跳动，让灵魂跳出既有框架，让自由观念深植内心，让视野更辽阔，让宽容与大度伴着前行……采用这种方法的记者应当像本多胜一对爱斯基摩人那样，理解他们食用生肉、室内大小便等行为，这是关切他人生存方式的最佳佐证。他绝不能像晚近中国媒体上出现的一些号称“体验式报道”记者所做的那样，将对方的生存完全视为辛酸与艰涩的典型。《三湘都市报》“体验七十二行”的开端篇《深夜，我当了一回巡道工》就是十分突出的个案。这篇浮光掠影的报道抓取的只是巡道工生活的艰辛与可怕：“列车开过的隆隆响声被包在山洞中久久不息，巨大的响声直贯双耳，令耳膜疼痛难受。这难受还未消失，一股呛人的内燃机油烟又扑面而来，我的喉咙中像有一块酸辣椒卡在中间，辣味夹着酸味逼得眼泪直往外冲。”在偶尔的“深入”中，记者以我度人，缺少必要的“共振”意识，给人的感觉是残缺的描绘。由根本上言，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偶尔之举算不得体验式报道，因为它根本缺乏“关切”的姿态。
在现实的表演中，大量号称“体验式报道”的行为其实只能算一种“伪行动”。在这些打着“体验式报道”旗帜的行为中，为体验而体验，背离了展开新闻事件的大方向，或者把报道对象处理成记者本人，把报道焦点对准记者本身。这些是体验式采访者应当特别警惕的。 八、隐性采访 又称“微服暗访”。指在特定的采访环境里，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隐藏记者身份而装扮成特定对象圈中成员的采访方式方法。这种方法最能反映出新闻记者的“侦察员”角色。
隐性采访有其体验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观察。它不会破坏原有的空间与结构，由于双方关系不明朗，故而也最自然地保留了事件的原生态，真实，可信。与此相连的是它也容易在表象的构结中埋藏记者的努力，使主体深陷事端而丧失理性。
隐性采访是一种侵入性采访，它是指双方在采访契约无法达成情况下的一种冒险出击。一般认为，它特别适宜于如下几种情境：
1．采写某些揭露性报道。例如《洛杉矶先驱论坛者报》的一名记者为了揭露非法移民遭受剥削的真相，伪称自己是非法移民，去到一家服装公司所属的工厂做小工。最终，这位记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观测，写出了一篇引人注目的专稿。《深圳晚报》女记者涂俏以她的《征婚亲历记》揭开了征婚世界中的种种隐秘：
我是不太注意报纸中缝的，那天，偶然发现某大报中缝内，刊登了数量相当多的征婚启事。我数了数，共有23颗寂寞的心，在利用现代传媒喊出自己的渴望，这倒是个跨越婚介所，自己“解放”自己的好办法。23人中，多数为成功人士。如：年轻富豪、有钱靓女、45岁成功男士、英俊商界奇才等等，看得眼花缭乱，仿佛深圳优秀男女都患了单身求偶的饥渴症。只是有点不解，既然如此富有，为什么仅花区区几百元登一条中缝广告?他们为什么都笨笨的，不会向哪个女演员学习，也来个“十万元征婚”，坐收渔利?这样分析下来，仿佛其间有什么秘密。为了探个究竟，我按照中缝上的广告，拨了一位“成功男士”的征婚电话。电话打过去，占线。再打，还是占线。我不厌其烦，不屈不挠地连续拨了40多分钟，终于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万万想不到的是，接听电话的竟然是某婚姻介绍所的接待小姐。是偶然的相撞，还是预设的玫瑰陷阱?我耐住性子，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打完了23个电话，花了我许多的市话费，真要命，23个“优秀”男女的后面都是婚介所!我决定顺着某位男士的藤，摸一摸婚介所的瓜。这位男士的情况是：38岁，1．80米，深户，硕士，海内外有公司。婚介所的小姐声音热情甜蜜，让我把自己的条件说出来，并要了我的联系电话，声称会把我的条件转告对方，看看对方有没有兴趣，假如有，就让我们见面。那时候，我必须去婚介所交钱，没交钱之前，她不会把“成功男士”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她说，半个小时之后再与我联络。我已经学精了，口口声声表明绝对有诚心，只是必须在看到“成功男士”之时才会交钱。双方交涉了一番，在我坚持之下，那位小姐只有让步，答应由她安排，让我们晚上7时45分在阳光酒店的大堂内见面。当晚，我准时到达阳光酒店，接待小姐果然按电话里说好的那样，一袭红衣，手拿一枝红玫瑰，在大堂内焦急地等候。我有些失望，她的身旁并无男士。不悦写在我的脸上，接待小姐马上道歉。小姐一口悦耳的北京话，但从尾音听得出她是东北人，准确地说，是黑龙江人。她一副人高马大的身板，言谈举止却相当机敏。她强调，那“成功男士”今天晚上必须紧急过港谈生意，他是有诚意的，特意委派他弟弟代哥相亲。 (摘自2000年4月19日《三秦都市报》11版)
2．了解某一社群人的生活状况。1988年，《华盛顿邮报》记者尼尔·亨利为了报道社会中的最为贫困潦倒的群体——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就曾化装成一个游民，用去两个月时间，与这些小偷、流氓、酒鬼、烟鬼一起做乞丐、卖血，在垃圾堆里找食物，在收容所里过夜，他最终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底层》。
3．反映一些集团的活动。可以混进某一非法团伙，进而全面地反映他们的活动，因为这些集团的活动通常是不愿意为外人所了解的，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接触非同道人。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雷蒙德·德帕登为拍摄《阿富汗山间游击队》的照片，早在前一年就打扮成阿富汗人。他花了7天时间，翻越了喜马拉雅山脉，抵达阿富汗山区的游击队根据地，从而拍摄到他预先设想的题材。号称摄影界“变色龙”的茹斯·伯曼为了拍摄美国纳粹党的照片，甚至“加入”了美国纳粹党。
4．采访那些不善于、不愿意与记者打交道，或不愿意谈自己情况的人。例如对一些民间先进人物的采访即可使用此法。1986年，新华社记者曾扮作顾客，暗访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这家先进企业的服务，在《暗访天桥》一文中记者写道：
在布鞋专柜，一位50来岁的外地男顾客想买19号半小脚圆口布鞋。胸前佩戴“服务标兵”牌的109号售货员在货架上找了又找，没有这一型号。“真难买呀!”顾客失望地转身要走，但109号售货员马上叫住他说，若愿留下地址，来货后可以邮寄。这位顾容喜出望外，当即写下自己的地址，并留下三双鞋钱。109号售货员笑着说： “放心吧，货一到就给您寄去。”这位顾客也满意地笑了……许多妇女围在丝绸柜前挑选被面，一位顾客选了好几条，看来都不中意。089号“服务标兵”从柜里抱出一捆整匹的新面料为她重裁。我们看089号售货员一剪，一抖，一折，一卷，一扎，一递，一笑，那一连串娴熟的动作和吟吟的微笑，真叫人看了就感到舒畅。到此为止，我们注意到的都是些“优秀服务员”和“服务标兵”，名副其实。但是，那些普通售货员怎样呢?在的确良专柜当班的088号售货员，是位带着团徽的姑娘，别看她笑容不多，工作效率却很高……有位顾客要买一种窗帘布，她立即迎上前去问： “要多少?”“8米。”她竟脱口答出：“8米价钱是20元4角。”接着她问顾客：“您要做多大窗帘?”“五乘六的两个，五乘三的一个。”她又用算盘算了一下，告诉顾客： “8米不够，得8．5米。” “您想得真周到。”顾客由衷地称赞。是不是所有到天桥商场的顾客都很满意呢?也不尽然。这天我们就碰到两次售货员与顾客发生矛盾的现象。值得一说的是，每当售货员和顾客发生矛盾的时候，售货员和商场领导都能圆满解决……
不论何种情况，在隐性采访中，记者所要付出的与所应警惕的，都远远超出普通采访。
这类采访的工作条件往往是艰苦的，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1976年，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调查记者唐·鲍尔斯因调查了亚利桑那州政界和黑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果被安装在他汽车上的一枚定时炸弹炸死。为此，记者的伪装显得十分重要。1997年，一些电视记者去制贩假阿胶的河北某地采访。第一次由于准备不足，闯进村子后被查问身份证、介绍人，结果不但未完成任务，还险遭殴打；第二次，经过精心策划，进村采访的记者特邀了一位操纯正广东口音的人充当大老板，并给他配了一位女记者装扮成女秘书，同行的还有一位暗拍记者。车子进村，虽遇盘查，均能一一过关。
在中国社会，这类采访最好能与公安部门相配合。
这当然也关系到隐性采访与隐私权问题一项。各国的相关界限有相当的区别，在中国，即使诸如违法行为发生在私人场合，只要对公众利益有促进，就可以报告。这些有关问题，最好在与公安等执法部门配合中予以合理解决。
另外一种善后措施是尽可能在访察中做一些凭证记录，诸如照片、录音带、录像带都可以帮我们度过可能会卷入的诉讼漩涡。
隐性采访应当以人文关怀为第一要求。新闻记者不可滥用这种形式，除非万不得已非用不可。一旦使用这种方法，就要尽力全面、系统、科学地完成调查，不可造成失真现象。在那些可能会伤害到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信息面前，一定要以公共利益为记者介入问题同样值得注意。第一，你不能陷得太深，以至于改变了事情本来的进程，你可以登台表演，但不要充当主角。第二，不要认为被你观察的人在认识上和你一致，即使你卖力地扮演配角，你的真正身份仍是局外人、旁观者。
九、代访
这是一种少见但却实用的方法。是指在记者无法与对象接触的情况下，委托有关人士代为采访的一种采访形式。
这种采访是一种有风险性的采访，最好事先拟定几个自己要问的题目，并将必要的要求转告委托人，事后尽可能予以核实考量。《四川日报》记者罗鸣的实践颇具典型性：
当我得知李瑞环同志要去巴渝茶楼听川剧卡拉oK时
……我面临着两道难题：
一是我不懂川剧。“外行看热闹”，如果笔下开“黄腔”，必然影响首长的形象；二是跟随领导采访，记者的活动空间极小。何时去，何时走，坐何处，见何人都由别人安排，记者没有一点自主权。更令人头疼的是搞保卫工作的同志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往往喜欢把领导和群众甚至和记者隔离开来，有的记者开玩笑说，他们巴不得用一个罩子把领导罩起来，这样最省事。记者采访就困难了。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我决定当天晚上提前行动。当别人随同李瑞环同志去看山城夜景的时候，我找到了重庆市文化局长郭汝魁，向他详细了解巴渝茶楼的背景材料以及有关川剧的知识，然后我来到巴渝茶楼，仔细观察了厅堂布局和设施，对第二天的采访方案作了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