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是我国古老的乐器之一，据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据《宋书·乐志》引《世本》说，钟是“黄帝工人垂所造”。最早的钟是陶制的，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陶钟。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经有金属铸造的钟，而且已经有了几个一组，能演奏简单旋律的编钟。
我们在寺庙道观中所见到的钟都是圆形的，这种钟的共鸣很好，声音传得很远，但是残响时间太长，不宜用作旋律的演奏，否则就会像踏着钢琴的延音踏板演奏旋律一样含混不清。用于音乐的钟是扁形的，就像两片瓦合在一起，这种钟的残响时间相对要短得多，适宜于旋律的演奏。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中说：
古乐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明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
所谓“声短则节”，就是说残响时间短；所谓“声长则曲”，就是说残响时间长。所谓“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就是说圆钟残响时间长，在节奏较快的时候声音就会互相干扰，不成旋律。
钟分为甬钟和钮钟两种，顶端有柄的叫甬钟，有钮的叫钮钟。钟的各部位都有特定的名称，上部叫钲，下部叫鼓，钟口的两角叫铣，钟唇叫于，钟顶叫舞，钟钲上有三十六个柱形隆包叫乳或枚。在钟的鼓上一般都有精美的图饰，钲上有纹饰，叫作钟带或篆间。
乐钟有特钟和编钟两种。
特钟单独悬挂，一架一枚，也有直立在座上敲击的。而编钟则由大小不同、音高各异的若干枚钟编成，可以演奏旋律。出土的商代文物中，就有许多三枚一组的编钟。近年在商代大型王室墓葬妣辛墓中还出土了五枚一组的编钟，其音高约为G、A、C、F、g，可以演奏简单的旋律。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艺术有很大的发展，乐器也进一步完善。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就有河南信阳出土的春秋末期一套十三枚编钟、安徽寿县出土的春秋末期一套二十五枚编钟、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时期一套九枚编钟、山西长治县出土的战国时期一套八枚编钟等许多造型精巧、音色优美的编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湖北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
这一套编钟共六十五枚，铜木结构的钟架长10 79米，高2 67米。编钟分三层悬挂于钟架上。上层的钟名“钮钟”，共十九枚，体积较小，最小的仅2 4公斤，声音高亢清脆。中下层的钟名“甬钟”，共四十五枚（另有一枚
钟，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悬挂于中层的甬钟有叫“琥钟”的长乳甬钟十一枚，叫“嬴孠钟”的短乳甬钟十二枚，叫“揭钟”的长乳甬钟十枚。下层是揭钟（长乳甬钟）十二枚和一枚
钟，最大的一枚重达203公斤。
这套编钟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形制最大的一套编钟，它数量多、规模大、音律准、音域宽，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而且保存完好，至今仍能演奏。尤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它的音阶结构居然和现代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的音列完全相同，其中还包含了完整的半音阶，可以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的中外乐曲。
古代，钟是宫廷雅乐中的主要乐器，以它和建鼓为主的乐队被称为“钟鼓乐队”。
今天，古老的编钟又重新被用于民族乐队。近年来，武汉民族乐器厂根据曾侯乙编钟的造型风格，研制成二十四枚仿古编钟。湖北省歌舞团根据这套编钟的音色特点，并结合楚文化特色，编演了《编钟乐舞》，在国内外受到一致好评。
名曲欣赏
梅花三弄/古曲
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受儒家的“比德”思想影响很大。也就是说，把万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的某种美德联系起来，比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用松柏的经冬不凋来比喻人的威武不能屈的节操。梅花能够顶风斗雪，在寒冷的冬季开放，也就自然成为不畏艰险的品格的象征，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历代吟咏歌颂梅花的诗词歌赋很多，《梅花三弄》就是一首歌颂梅花、借以歌颂人的美德的一首古曲。它本来是一首笛曲，据说是晋代的桓伊创作的。后来被改编为琴曲，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的《神奇秘谱》中，题解中说：“桓伊出笛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因为曲中的泛音在琴的不同徽位上重复三次，所以叫“三弄”。我们这里提到的，是根据琴曲改编的编钟与乐队演奏的器乐曲。
中国画画梅的要求是“老、寒、孤、瘦”，梅不要多，景不宜杂，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梅花是高洁的象征，这种高洁，是一种远离尘世的孤芳自赏，就像陆游《卜算子·咏梅》中所描写的：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梅花三弄》是一首优美的乐曲，轻柔的旋律描写了梅花清纯超逸的品格，编钟的音色清亮而悠远，对梅花的高洁更起到一种烘托作用。乐曲的中段略为激昂，很好地表现了梅花傲霜斗雪的挺拔英姿。乐曲的结尾由编钟奏出一段极为轻柔的旋律，进一步表现了梅花超然物外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