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中，人的情感在理性控制调节下，达到均衡，悲不过分伤心，喜不过分欢喜。“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中和之美”。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仁政”“礼义”思想，也在大力宣扬这种“中和”的审美观，同时通过音乐艺术的审美教育来使人们更懂礼。孔子说：“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从中可以看出，他提倡发扬先王以中正平和的乐曲节制欲念的传统，取得中和美的艺术效果，达到艺术的教育目的。
“中和之美”不是“为美而美”，关键在于它还体现了“善”，具有社会伦理价值，这是孔子谈美、谈艺术的最突出特点。孔子身处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道德规范尽失，社会秩序混乱。孔子试图通过自己的学说恢复礼乐文化，规范伦理秩序，因此他也特别强调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在社会中的良好作用。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音乐中，孔子最喜欢的是《韶》乐。《韶》相传是在中国远古虞舜时期出现的一种乐舞，非常高雅。至春秋时期，《韶》在齐国仍然很兴盛，并且日趋完善。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之后非常兴奋，竟“三月不知肉味”。他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韶》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进而他给予《韶》乐以高度评价：“尽美矣，又尽善也。”这就是成语“尽善尽美”的来源。“尽善尽美”是孔子最高的审美理想，像《韶》这样的歌舞，不但歌美舞美，而且具备充实的“善”的思想，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相比之下，孔子对《武》乐提出了批评，说它“尽美矣，未尽善也”。《武》乐是歌颂周武王以武力伐纣取得天下的歌舞。孔子观赏后也觉得很美，但认为它与《韶》比较起来，缺乏了文德的内容，没有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尽善尽美”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目标。
可以看出，艺术不仅要有形式上的和谐与情感上的美，还要有充实而高雅的思想道德，这样的艺术才是“中和”的。孔子将“美”与社会伦理，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中和”既是美的标准，也是做人的标准。儒家的这种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实质上是要求人在自我人格修养中，务必做到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这种把美和道德修养结合起来的做人标准，对塑造中华民族的人格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人赞赏外在美与心灵美的结合，而向来鄙视那些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徒有其表而内心丑恶的人，这些判断标准都源于这种审美与道德合一的观念。
为了强调审美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外在风貌能和内在气质修养达到和谐统一，即“文质彬彬”，便可成为“君子”，成为一个具有人格美的人。
因此，儒家美学的终极目标体现在治理国家社会的现实关怀中，要为社会培养出一批知识丰富，集美善于一身的“士人”，并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
由此可见，儒家论美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服务人和社会，借助具有中和之美的诗歌和音乐，把人教育成符合“中和之美”的人。而人的“中和之美”，表现在人格和性格上。中国人常说的“温柔敦厚”就是这种“中和之美”的形象描绘。“温柔敦厚”是孔子的话，《礼记经解》里这样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温柔敦厚”，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时，应该表情，言辞温和，态度诚恳宽厚，性情柔和而朴实厚道。“温柔敦厚”的人格美，是“诗教”和“乐教”的结果，也是儒家学者理想中的完美人格。
“尽善尽美”“文质彬彬”“温柔敦厚”……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和之美”的含义了。更远一点想，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含蓄内敛、平和宽厚，不喜欢直白外露的感情表达，更不喜欢夸张扬厉、放荡不羁。因为几千年“乐教”和“诗教”的传统，早已如滴水穿石，彻底影响了中国人特有的人格精神，塑造出中华民族的集体品性。我们都知道，艺术和审美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无用之物，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处处影响人、教育人、感化人，并最终和人融合为一体。特别是，中国的文学、艺术都以“人”为创作灵魂，尤其凸现人的各种精神情怀。即使是笔下的花鸟山水、松竹梅兰，也不忘运用拟人的手法来赋予对应于人的品质，使之更加楚楚动人，栩栩如生。由此，我们更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不只是一种审美观念，同时也是一种人生哲学、伦理道德标准和处世智慧，它透露出这样一种观念：人只有把握好社会伦理规范，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境界，才能更好地求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在审美艺术中，“和谐美”的理想折射出人类对和谐社会的美好向往。
千百年来，全人类为之奋斗和希冀的也正是这种和谐社会、大同世界。因为唯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才能更加健康幸福地生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自然之美
无独有偶，“以和为美”也是道家思想所坚持的审美观。虽然同样是讲“以和为美”，但是道家却有别于儒家。如果说儒家偏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并从中求美的话，道家则偏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以此来定义美。儒家把“美”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力量，道家则把“美”作为感受天地、颐养性情的手段。
老子和庄子开创了道家的思想。当孔子大力提倡“礼乐治国”，立志恢复周朝的旧有传统时，老子却无情地批判了“礼乐文化”的弊端。他要求人们抛弃那些社会伦理的束缚，转而顺应自然。对儒家而言，“礼乐文化”不仅是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艺术得以存在的最大支柱，只有那些符合“礼”而且情感又有节制的艺术，才是温柔中和的，才是美的，也才值得提倡。而老子的审美观却迥然不同，他既反对那种表面的、外在的、感官的美，又反对那种束缚人心、宣传伦理的世俗的美。老子所追求的美是一种超越性的、自由的美，它接近于“道”。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把“道”讲得很玄，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大意是：有一种东西浑然一团，它先于天地而生，静静而默默，傲然独立而不变，反复运行而不止，可以看做是生育天地的母亲。这就是道。老子把“道”看做宇宙的本原和动力，万事万物都由它创造和演化而来。并且，老子把“道”作为世界运行的最根本、最自然的规律，天、地、人都要按照“道”的方式存在，世界才会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依照“地”的样子而存在，“地”依照“天”的样子而存在，“天”依照“道”的样子而存在，而“道”则依照它本身的样子而存在。“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指“道”自身的样子，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这就是说，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实际上，天地万物只要按照“自然而然”的状态运行，就是在“法道”；人类只要遵循“自然而然”的法则，就能与万物和谐共存。既然“道”是“自然而然”，“道”意味着万物“和谐”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道也就是最大的“美”，并且是最和谐的美，还有什么比“道”更完满、更完美的呢？老子讲“道”，其实也是在讲美。对于道家来说，美就在于“自然”，自然是“道”的本性，是美的极致。
朴素是自然之美的特点。老子所爱之美正是淳朴的自然美，他并不欣赏那种追求声音、色彩变化以及感官形式的美。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色彩的张扬、音律的繁杂以及口味的丰富，都失去了自然的本色，只会刺激人的欲望，使人心发狂，所以是低俗的美。庄子更是盛赞自然之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朴素之美不像五音、五色那样以精雕细琢、着意修饰的形式取悦于人，不同于充满匠气的人工之美。相反，素朴之美保留了自然无为的本性，保持着自然而然的状态。它不主动迎合人、向人献媚。朴素的美往往初看起来并无惹眼之处，但它却耐人品味，意蕴深长，它以自己的淳朴率真超越了修饰之美。朴素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平淡中有不平淡，素朴中有真美在。真者道也，道之所存，美之所在也，这正是自然之美的深邃之处。只要人有淡泊平静的心境，便能在自然中体验与“道”合一的审美愉快。在庄子看来，理想的艺术品应做到“功成之美，无一其迹”，“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很少指向“五色”“五音”“五味”等炫人耳目之物，而更多指向“朴素”“平淡”一类对象的根本原因所在。不仅事物因为朴素、自然而美，人也因为能够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而美，这样的人也会被称赞是有德的。庄子讲了一个故事来阐述这个道理：在卫国有一个人长得奇丑无比，人们非但不讨厌他，却很喜欢他。男人跟他交往，常与之促膝长谈而舍不得离去。女人与他相处，便会向父母提出请求说：与其做别人的妻，还不如做他的妾呢。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得到男人如此的信赖和女人如此的爱慕，显然是他内在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家。正是他长久保持自然的本性，使自己拥有了朴实高尚的德行，才得到人们的垂爱。
“无”与“大”是自然之美的另一特点。“无”与“大”首先是“道”的特征，老子阐述“道”是“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说的这种“无”并不是没有，不是空无。因为道是存在的，只是人的五官感觉无法把握它，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此，道既无又有，既虚又实。可以说，“道”存在于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之间。由于道是以“大”和“无”的形态出现，所以自然之美才是无限大的美，是无形无象、无声无音、无文无言的美。这正如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之美是“大美”之美，在这里美与道合一，成为“天乐”，是美的最高境界。庄子说：“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由此可见，所谓“天乐”就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是人以“虚静”的心态对待自然而达到相互契合、亲密无间的结果。换句话说，“天乐”是一种和谐之美。人要想享受到这种自然和谐的美，必须有一种虚静无为的心态，应该放弃一切功利欲求。作为万物之本的“道”本来就是无为的，天地自然本身也是寂寞无为的，人只有以宁静淡泊的心态来面对自然，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天乐”。所以，在庄子看来，审美的意义不在于使人更有理性、更懂礼节、更受社会的束缚，而是应该让人摆脱社会制度的约束而重返自然，在物我两忘中，做到澄心悟道，即庄子所谓“心斋”和“坐忘”。只有达到如此境界的人，才能超出常人的感官感受，在无知无欲、无忧无虑中，体现人与道、人与自然的统一：“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审美状态，已经超越了五色、五声，直接进入无形无限的道与自然美之中，而最终达到和谐的状态。
自然的“大美”要靠精神来体悟。“大音”——道家称之为“天籁”。天籁无声，出于自然。而这种无音之音，只能在清静无为、恍惚玄妙的境界中才能体会。“大象”——道家称为至美之象。超乎象外的无形之形，只显现给人的精神。中国人喜欢将道与美的这种浑然一体的状态称为“境界”。实际上，“境界”是指人类超越了一切有形有限的“有”的限制，达到一种超然自由的“无”的状态。例如，一个剑客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剑在心中，依然可以舞出气贯长虹的美感；一个乐师的最高境界是琴上无弦，弦在心中，乐在心中，以无弦之琴演奏出天籁之音；而一个尘世之人的境界在于看破名利，领悟出世的淡然和人生的有无。凡此种种都可以称之为“道”，名之以“美”。但是由于“道”是朴实无华的，它无处不在，往往最容易被人忽视。它是人生的道理，也是艺术的真谛，又是幸福人生的写照。那些富有内涵的艺术作品往往是最为朴实的，因为它们顺应了道，合乎自然，也最为“和谐”。例如，在诗歌鉴赏中，常能感触到所谓“韵外之致”“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无限韵味。因此，无声、无形、无言的境界并非荒谬，而是人们能够体悟的“道”与“美”的完美结合。总的来说，道家从“道法自然”的思想出发，推崇自然之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关于美的“和谐说”，并坚持“以和为美”是以“自然”为美的特征。因此道家在审美上强调顺任自然、顺情适性、“乘物以游心”，要求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感受自由，怡情自然。
然而，无论是偏重社会人生的儒家“中和之美”，还是倾向自然性灵的道家“自然之美”，都蕴涵着“以和为美”的共同准则，并且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又充分交融在中国古典艺术的殿堂中，乃至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出中国艺术以自然社会为基础，以和谐为中心，以修身养性、完善人生为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含蓄、虚静、空灵、内敛而又意境深邃的风格。为此，让我们去追随古人的审美智慧，体验各种艺术美的玄妙，洞悉“以和为美”的本质吧！
中国的艺术源于自然，以自然为基础，虽取自然之象，但传人类之情。因此，自然是思想驰骋的天地，是性灵回归的乐园。也正是万物与人心的完美融合，才终究构成了中国艺术和谐优美的审美意境。无论是音乐、绘画、书法、诗词等抽象的艺术形式，还是园林、饮食等具体的艺术领域，处处都散发着由“和”而生发的无穷魅力。中国艺术讲究“以和为美”，是人们在整体上把握了人的存在状态之后，所做出的艺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