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嫁给年长自己五十岁的男子，究竟有几分爱情？
上午的光阴，她一般在三居室中朝南的那间礼佛和学习。客厅挂着莲花灯，灯轴上放着《般若婆罗蜜多心经》《大悲咒》《九华山》《五台山》这样的光盘，在台案上整整齐齐地排着队。此时，她是妙惠居士。
下午的时间，她一般研习书画。桌上，摆着米芾的《蜀素帖》，一本二十四年前的定价一块六的《汉曹全碑》，还有一些平时很少见到的老电影影碟，胡蝶的《姊妹花》、周璇的《夜店》、赵丹和秦怡的《遥远的爱》、阮玲玉的《十万苍生》之类，彼时，她是胡友松，胡蝶的女儿，李宗仁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太太，她写过一本轰动的传记——《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在她的房间里，时光仿佛逆转了半个世纪。
她说，没有这些精神和文化的寄托，快四十年一个人，还不得疯了？
她身世蹊跷，1939年，胡蝶已经嫁给潘有声四年，却生下了并不是潘有声骨肉的她，取名若梅，随了胡蝶的本姓。全民影后不仅堂而皇之地把她带在身边，甚至丝毫没有影响自己与潘有声的恩爱，于是，好事的看客猜想，这个私生女的生父必然非同寻常，难道是戴笠？
胡蝶极力否认，甚至对年幼的她说：“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于是，她也竭力撇清与戴笠的关系：“胡蝶1945年到了重庆以后和戴笠认识，第二年才和他同居，那时，我已八岁。”
虽然时间与逻辑都不对，却有人分别拿出她与戴笠的照片，尤其是两人晚年的留影，那眉宇间的神气，不必赘述，就好像把梅兰芳与杜近芳的照片摆在一处，说不像都难。
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的并非真相，貌若荒谬的，反而更接近事实。
童年时，她的漂亮衣服和五光十色的干妈一样多，小小的她经常跟着各色干妈混迹在交际场。
“我的干妈很多，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给我接到那儿，再一个星期又上南京了。她们凑在一起打牌啊，跳舞啊，我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看着。”她神往地说着，好像在怀念一个遥远而绮丽的梦。
即便到了晚年，面对记者的采访，她依然骄傲地展示那些昂贵的派头，以及和同龄孩子相比更多的华服，出入会坐高级小轿车，比寻常人见过更大的世面。她小心翼翼地藏起那段被抛弃的惨淡经历，恍若它们从未曾在她的生命中发生过。
或许，每一个被深深伤害的人，都有一颗特别脆弱而自尊的心。
胡若梅不愿承认的事实是，她根本没有家。
从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长包房里，母亲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回来见她一面。妈妈不在的日子里，她经常坐在酒店的大堂等待，因为母亲对于她，总是“突然间一睁眼回来了，就是这样，意外的感觉”。
没有被母亲熨帖照料过，没有小伙伴肆意玩耍陪伴，她的童年抛却那些刻意描绘的绚丽缤纷，只剩下孤独与苍白。
六岁，她染上湿疹，医生建议去气候干燥的北京定居，于是，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着她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