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大的压力下，我哭着给悲鸿写了封信一个人走了，在嘉陵江边等轮渡的我正暗自伤心，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上。悲鸿往常是上完课中午才回住处，那天他心神不定，只上了两节课便回去了，发现我写的字条便疯了似的追来。他说，我与蒋碧微没有任何干系了，她要什么我都满足她，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离婚风潮和赡养费协商，廖静文成了徐悲鸿的妻子。
相守七年，大师仙去，她把所有绘画作品捐献国家，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还担任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席、当代中国书画网首席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这一生，她的名字前面都要加个定语：徐悲鸿夫人。
1982年，她出版了《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
1966年，《蒋碧微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成为众多读者追捧的畅销书，尤其是上篇《我与悲鸿》，不仅是了解研究徐悲鸿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女性心灵史和解放史的独特文本。其中细腻优雅的笔法，将蒋碧微卓著的文字功底展现得淋漓尽致。
看两个彼此不待见的女人，描绘同一个男人的情感经历，真是违和又分裂。
蒋碧微总结她与徐悲鸿一起走过的岁月，说：“如此我从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
当年的她勇敢、执着，如春天盛开的樱花般绚烂而热烈。爱情在左，青春在右的时日里，却只能望着巴黎橱窗中美丽的风衣叹息；还有1927年回国，大师连旅费都未给足，若不是娘家接济，一路不知风波多少；又或者，漂泊十年，他们才在吴稚晖的资助下，终有安定之所。
廖静文则说：“他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
当然，她也始终记得，为了寻她，徐悲鸿从重庆出来四天，半路车坏，换了三次车，最后一辆货车在离贵阳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又坏了，于是“就一个人在黑夜、雨水、泥浆里步行了四十华里”。
还有他每次去开会，回来都会带三块糖，两块给孩子，一块给她。
他去世那天，她抱着他已经冰冷的身体恸哭，却发现，口袋里依旧装着三块水果糖。
对于徐悲鸿的去世，蒋碧微一股脑儿的把过错归咎于当年的第三者孙多慈：“而他自己，更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既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场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五十八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