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老师，似乎算不上什么伟人，直到他病危之前，他的事业、名声并没有多少人传颂，然而这正是我想念他，感到他可亲、可敬、可信的原因。
其实，我和栾老师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书信交往从一九七八年夏天才开始。当时，我在一所农村中学里教数学。“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它的阴影还笼罩着我。正巧，一位大学时代的老师来了信，告诉我山西正在筹建煤炭化工大学，他受人之托物色教师，说他已把我的业务能力和专长向有关方面作了介绍，问我是否愿意调往。我当即复了信。为郑重起见，随信附上了个人履历。信寄出后，又不免惴惴不安：由于自己出身不好，怎么配到大学里去工作呢？不料，几天后就接到了一封署名栾茀的来信。啊，他就是受命为煤大四处物色人才的人。他一开头就表示“热诚欢迎”，接着就介绍了煤大的性质、专业和课程的设置、规划。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办校的雄心和自信，洋溢着对同志的信任和热情。诵读着那一纸工整秀丽的楷书，端详着那信尾的篆文印章，我猜想着，他是怎样一个人呢？难道精细和豪爽竟集之于一身？
确实是这样。他对人的心境是体贴入微的。他委婉地劝告我不要受不得委屈，怕我在期待中不安，热情地要我常写信和他联系。从此以后，每隔两三个月就给他去一封信，全然没有想到他的繁忙和健康。他却没有嫌弃，每次都是及时复信，鼓励我不断进取、精益求精。更使人感动的是，每次他都忘不了我们的两个孩子，亲切地探问八岁的小丽丽和三岁的小缨缨。
一次，又接到他的一封来信。为什么发信地址变了呢——变到了北京的一所医院？啊，是不是栾老师病了？我这样揣测。然而，他并没有在信中谈自己的病。直至一九七九年五月，我们去信问病，他才告诉我们“病情好转，即将返并”。到这时，他仍记挂着在山西师院中文系学习的我的爱人，嘱咐她千万不要轻视古典文学，要打好基础。这是怎样的良师益友啊。
一九七九年七月，我到太原阅高考卷，才知他患的是骨癌，在北京医治无效，转回太原住院了。他听说我到了太原，就传口信要我去会面。我去探望过两次，谁知这竟成为最初的一见和最后的一别！第一次见他，他正赤膊条条在伏案疾书，栾师母歉意地解释说，因为疼痛折磨得他不停地出汗，所以顾不得会客礼貌了。当知道来客就是我时，他竟一见如故地开怀畅谈起来。他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工作，他正在给省委写煤大筹建的工作汇报；他感叹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可是尽当燃料用，太可惜了，他从历史上纵观化学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国外煤化发展讲到国内的现状；他说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也应该能办到；他想把煤大办成第一流的理工并重的科技大学……。
望着他苍白的面庞和乐观的笑容，听着他那沙哑的声音和有力的措词，令人激动、振奋！看着他不时地用双手支撑着自己身子在靠椅上变更体位，我才意识到他的下肢已完全不能动了。啊，这是何等样的人，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面对着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癌症患者，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只感到惶恐、内疚。他叫人自新，催人奋进！
我第二次去看他时，他一直在咳嗽，痰中带血。显然，罪恶的癌细胞已扩散到肺部了，但他仍是流着热汗和筹建煤大的同志研究工作……只要是多少了解他的人都对他称赞不已。
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说的就是要像他那样工作、做人，在四化的征途上奋斗不息。
（作者系 原平县范亭中学特级教师 张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