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有一位副教授来帮助我们搞高效复合肥料的试验，大伙儿都很高兴，可心里嘀咕：人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咱大老粗在言谈举止上可要注意点。
谁知这位副教授一来，除了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外，和咱们根本分不出个张三、李四来，穿的工作服比咱的还旧。这就是栾老师一九七七年十月刚到我们所的情况。一开始，大家心里有点紧张：咱们文化程度都不高，他作技术指导，能听懂吗？没过几天，这个顾虑就消除了。因为他讲的都是咱听得懂的大实话，一些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经他用很浅显的铡子一说，咱也就摸着点门了。有时他看到咱只是嘴里哼哼，实际上还没闹懂，就想着法儿叫咱们提问题，他总是仔细听，有时还要记在本本上。虽然，栾老师工作是很忙的，但每隔三、五天总要到我们所来一次，一来就要呆上十来个小时，不等实验结果出来，他是决不肯走的。时间一长，更感到栾老师很亲切，工人们都愿意同他接近，假如栾老师有一个星期因故没来，我们就总感到少了什么似的。
有一次他去上海出差，专门去化工研究所翻译了一份美国关于复合肥料的资料，怕我们看不懂，每个字写得像大拇指那么大，一个连笔字也没有。后来，我们的试验就是参考这个资料搞的。
从上海回来后，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栾老师还是和过去一样，每到开饭时间，就吃自己带的冷馒头片、咸菜，加上一杯凉开水。不管刮风下雪，来去都是骑自行车，光着头，不戴帽子，也不戴手套。听人说，他还坚持天天洗冷水澡。当时，咱对栾老师这个怪脾气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大家熟悉了，就无话不谈。我问他：“为啥不吃热饭吃凉饭，不洗热水洗凉水？”他告诉我，这都是为了锻炼身体，使自己能对付艰难困苦，不管遇到什么环境，都能坚持为国家工作。
听了他这些话，使我想起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听他在我所工作的学生介绍，当时他颈脖上挂了两块暖气片，还被打手们从桌子上踹到地下，但他咬着牙挺过来了。每当“牛鬼蛇神”劳动时，他还经常偷偷地帮助年老体弱的干重活。谁知楼上总有人举着望远镜监视，就因“代人劳动罪”，栾老师又挨了不少打。可是，不管咋折腾，他照常坚持学习和工作……。想到这些，我算找到了他为啥总是与自己过不去的原因，也懂得了他曾跟我讲过的一段话的意思：“人的一生不会顺顺当当的，在我来说，就是逆境多于顺境，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早就趴下了，但我不能趴下，我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总不能把技术带到坟墓里去，我要留给后人，留给国家。”听了他这些心里话，我也真动了感情，心想他真是把能贡献给国家的一切都贡献出来了！我们工人实在钦佩这样的知识分子，国家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那年冬天，头天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栾老师来的时候，腿一拐一拐的，经打问，是摔了一跤扭伤了腿。我劝他去检查检查，他嘿嘿一笑：“老王，我是个运动员，还在乎这点扭伤？！”以后每次来，他的腿拐得越发厉害。后来，听说他病倒了，并转去北京治疗，就是在病床上，他还总惦着我们的试验。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老王，很抱歉，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搞完这个试验了。”听了他的话，我这个从不掉泪的人，直觉得喉头发热眼发酸。
好在我们的试验，终于在一九七九年搞成了，这也算是对栾老师的一个安慰吧！
栾老师和我接触只有三、四个月，但却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自他去世以后，我心里老惦着他。
[作者系 山西省化肥农药研究所工人
王天堂（李炳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