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中流淌“异端邪说”
说泉州人是听着大海的涛声长大的，这话决不夸张。
泉州在闽南，它所辖下的晋江、石狮、惠安、翔安等县市都在海边。从泉州出发到这些地方，都是沿着海边大通道走，一边是树林农田城镇，一边是蓝天白云下无垠的大海，一下子就把人从城市的喧嚣烦乱混沌中解放出来，让你的眼睛随着清凌凌的海波上下起伏，让你的心在闪烁着阳光的无垠海面上开朗舒展，那种爽快如同是笼中鸟飞上了蓝天。
这一片海域是东海，紧邻的就是台湾海峡——据说，未来要建的台海大桥，最佳选址之一就在晋江。而且，它还与南海水乳交融：惠安的崇武镇古城，就处在南海与东海的分界线上。在崇武半岛伸向大海的岩石上，建有一个造型如同船帆的标志，上面写着：“崇武，坐标位置为东经118.55°，北纬24.54°，南海与东海地理分界线”——崇武以北是温带气候，以南是热带季风气候，左边为南海区域，右边为东海区域。这样的得天独厚，让泉州左右逢源，既可以渡海去台湾，也可以扬帆下南洋。
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使泉州人的一切都是从大海出发，也可以这样说，泉州发源于大海。
泉州海岸线曲折蜿蜒，总长度541公里，海岛海岸线长度117公里。这里的海风特别多，特别大，所挟带的盐分也特别重，千年万年土地盐碱，植物不能随心所欲生长。泉州人无法以身后的土地作为自己生存的根基，自然就把目光投向大海——在海上讨生活，在海上“放牧”，在海上“耕种”！这就是俗话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哪个山头，唱哪支歌”。
大海是仁慈的。越是往前的海域，鱼的品种与数量越多，海洋也越是宽广。这同时也是一种诱惑，诱惑他们不断踏浪而行，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
在海上“放牧”，在海上“耕种”，自然要祈求一帆风顺。但这只是人的一厢情愿。大海对泉州人的诱惑，在许多时候更是一种美丽的陷阱。大海有的是鱼虾，但更有的是风浪。身在内地的人，不知道台风为何物。陪同我去海边的朋友是我的老乡，10年前从毛泽东所说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大娄山深山中来到泉州，踏上这块土地，就被台风当头一棒。在向我讲述时，他眼睛中还有心惊肉跳：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台风就像是一个疯子，拿着刀乱砍，拿着棍子乱打，树林、楼房、大街上的广告牌子都被它打得哭爹喊娘，人要是被它扫中，肯定要被扫上天，再摔在地上成肉酱。暴雨狂呼乱叫，用倾盆大雨太轻了，是水从天上直接砸下来，让人感觉天坍塌了，要把街道、建筑、整个城市砸毁。所有人都躲闪在房屋中，好像一露头，命就没了。那天晚上他吓得动了打道回府的念头——第二天就回古蔺。
要命的是，台风不是泉州的稀客，不是十年二十年一遇，而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每年都要来，就住在他们的心中。这还只是陆地上。还有海上，越是走得远，狂风巨浪就越多，不测风云也越多。
不过，人不是生来给打倒的。从大海来的，泉州人照单全收，不收也得收。不仅男人收，女人也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惠安女。
不像中原的男人，必须在一亩三分地上当家做主，风里来雨里去。泉州男人的舞台在海上，在外面。当男子出外谋生或出海打鱼时，惠安女就成了家中的全部“天”。下海、耕田、开路、修水利、锯木、扛石头、拉板车、雕石、织网、裁衣、敬公婆、教子女、经商做买卖，里里外外一把手，惠安女就是这样戴上“勤奋坚韧，艰苦耐劳”的桂冠的：田间地头有她们挥锨洒汗的身影，风浪扑打的甲板上有她们拉网捕鱼的风采；拉起大锯可以左右开弓，扛起岩石可以步履如风，挥动锤凿可以巧夺天工……
大海就是这样进入泉州男人的血液，进入泉州女人的装束。他们无处不是大海的印记，或者说，与生俱来地就带着大海的“胎记”。
在惠安崇武古城半岛公园，我强烈的感受是，这个半岛所有标志着生命的旗帜是四个字“面向大海”。建于130多年前的航标灯，挺立在半岛最高处，满怀深情注目大海；半岛的挺拔岩石，有如战马在海风中发出奔赴疆场的嘶鸣；明代石砌古城池崇武古城的城门朝向大海；半岛丛林中石雕的观音塑像、惠安女塑像都在眺望大海。我分明地感到，伸向大海中的礁石，是他们迈出的脚步，航标灯是他们的眼睛，立在海边的塑像，是他们对大海送出的秋波。
在这样的遐想中，我走向了海边，赤脚站在一块突出到海中的礁石上。浓烈的腥涩气味扑面而来，正是涨潮的时候，一波接一波的海浪，翻卷出白波，翻卷阳光，冲向金色的海滩，拍打着铁灰色的礁石。一大团冲击礁石的海浪飞溅出的水沫倏地将我裹挟，海风狂放鼓荡着我的头发。那一刻，我有一种在飞沫中身心升腾灿烂的豪爽，禁不住狂呼大吼！
大海，就是这样让人的生命张扬，让人的生命豪气，成就人的性格与禀性！我甚至觉得，成千上万年来拍打泉州海岸礁石的大海，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阴谋”，它冲上了陆地，不依不饶地闯入年年月月春夏秋冬在大海上摔打的泉州人生命中，通过泉州人的血管、肌肉、声音，张扬自己的剽悍、灵性、霸气、雄风。活生生地将泉州人铸造为中国人中的特殊“人种”，逼迫他们必须悍勇、坚忍、漂泊、闯荡。
泉州人就是裹挟着这样的生命基因离家，上路，出海，远行，探求，开拓。在世界各地，当今共有750多万泉州籍华侨、华人（其中90%居住在南洋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中国，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城市。
泉州人说的不是普通话，他们的声音表达的含义，我们许多人听不懂，仿佛是另外一个语言系统。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痴迷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内地人来说，对于那些津津乐道于孔孟诗书，自诩为中华正统的中原文人来说，泉州人的生存个性、生存方式、生活习惯，包括惠安女的“抛头露面”，简直不可思议，用阿Q的口头禅表达真有些“妈妈的”，分明是 “另类”，是“假洋鬼子”。
海上“马车夫”
“你挑水来我浇园，你织布来我耕田”，这是典型的长江黄河流域田园诗。但这样的温馨平和，不属于泉州。
泉州人的世界在海上。这里有湄州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四个港湾及肖厝、崇武、后渚、梅林、石井等14个港口。泉州人就是通过这些湾和港口扬帆狂风巨浪的大海，用生命来创作他们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
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动身了。南朝时，泉州已有大船与南海国家通航。到了唐代，已经成为中国南方大港。宋元时期，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成为“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的东方第一大港，世界第二大港。那时的东洋、南洋、西洋的商人，还有从未到过中国的达官贵人们，只知刺桐（泉州的古名），不知有北京，有南京，有西安。上海那时八字还没有一撇，连渔村也不是，世界上甚至没有东京，没有汉城。当时如果要在东方举办奥运会或者世博会，泉州肯定全票通过，无可争议地成为首选城市。泉州人那时在造船、航海、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创造的辉煌，绝对要让西方人羡慕得流口水。
那是泉州神采飞扬的黄金时代，可以用“万方来朝”形容。“开放的刺桐欢迎你” —— 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等多种世界性宗教在此汇聚，操着不同语言，穿着不同服饰，带着共同梦想的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路”来到泉州，作为他们在远东最大的商业据点。就像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有唐人街一样，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干脆把根留住，在这里聚居、侨居，那些穆斯林侨民们在经商之余，甚至还在泉州自由地传教，并像主人一样介入当地诸多重大社会事务。
这一切都被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世界著名旅行家写入了自己的游记——
这个地区风光秀丽。居民崇信佛教，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这里的居民，爱好和平，喜爱舒适安逸，爱好自由……
中国船只共分三类：大的称作童克，复数是朱努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战士，随从每一大船有小船三艘，半大者，三分之一大者，四分之一大者，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
而在这个时候，整个欧洲都在中世纪漫长的暗夜里“冬眠”，遥想从遥远的东方泉州港出发的航船上满载的瓷器、香料，曾经是他们中一些人在寒冷的冬季从精神上取暖的一种方式。
几个世纪后，航海家哥伦布有幸阅读了《马可·波罗行纪》，顿时引发出寻找东方世界、探索东方神话的兴趣，才携带西班牙君主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踏上了远航东方的海上行程。
而荷兰成为世界“马车夫”，也同样是几个世纪后的事。
俱往矣，泉州人驾驶马车在海上叱咤风云的岁月，如今已浓缩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在绿树掩映之间，在一泓清水之上，一座宛如古代帆船的白色建筑物跃然而出，犹如一艘远航的海轮驶入平静的港湾。
“泉州湾宋代古船陈列馆”的镇馆之宝是1974年夏天，在泉州湾后渚港被发现并发掘出来的一艘南宋海船，它在海底沉没了700多年，然而它的重新面世却引发了世界船舶考古界的地震。
这艘三桅远洋货船虽然只是一个残体，但它却揭晓了我国宋代海船最先进的制造技术成就——在这之前，关于中国的远洋海船，一直是个传说，一直是个猜测。现在展出的船长34米、宽11米、船吃水4米，排水量近400吨，载重量200吨，使用了成熟的水密隔舱设计——这是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最为伟大的发明之一。它造型的优美，结构的坚固，使用的高超技术等等所达到的完美程度，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使它成了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海船，相当于当今独步天下的美国航母。据考证，这样的航船在太平洋、在印度洋、在中国东海、南海的海底，数以万计！而这些沉睡海底的杰作，大多来自泉州。
我是以一种朝圣的心情走进了“泉州湾宋代古船陈列馆”， 面对着陈列在水池中气势宏大的宋代海船，我就像是一个新入教的基督教徒，面对一部硕大庄严的《圣经》。它静默在展馆中，那是一种王者之风的静默。在那静默中透出的是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的雄风；是笑傲天下、舍我其谁的霸王风范。就是那船体的破损之处，也让人仿佛感受到有南洋、印度洋的咸涩海风从它的缝隙中呼啸而来，有海浪翻腾着阳光向人扑来，我甚至感觉船体旁那一人多高的铁锚，在朝霞中搅动万顷海波，上百好汉朗声呐喊“起锚——”。
然而进入泉州历史的天空，让我心灵不能承受之重的，并不是“后渚沉船”，虽然它在我心中已经是那样如山的巍峨。但对于我来说，更重的是“郑成功”这个名字。如果说“后渚沉船”承载的是泉州历史的辉煌和荣誉，那么，郑成功承载的就是当下中国男人应该有的尊严和血性。
“后渚沉船”的辉煌很遗憾地没有遗传为后世海洋的神话。到了明朝朱元璋和清代帝王这些臭男人眼中，宋元那些怒啸大海的船帆，连破尿布也不如，接二连三的“只帆片板不许下海”的禁海令，如同催促岳飞从疆场返回的12道催命金牌，活生生判了中国人征服海洋、征服世界雄心壮志的死刑。在没有政府发工资，没有政府投入人力的背景下，泉州南安人郑成功的父辈居然以自己的勇悍和智慧，控制了整个中国海和南洋的制海权，成了令南来北往的海盗闻风丧胆的海上“马车夫”，创造了与洋人交手从无败绩的奇迹——而在同时，他们的作为却成为了明王朝要赶尽杀绝的“败类”。
我无法不敬佩郑成功这个男人。1661年，当他率领两万多“江东子弟”、400艘战船收复台湾时，正处于国破家亡的悲苦与深痛中：国破——明王朝已被清朝所灭；家亡——父亲郑芝龙被清王朝诱杀。在没有清王朝的政治支撑，没有全国人民以举国之力作为坚强后盾的艰难背景下，他这个“个体户”与那两万多福建人凭着这一片大海的阳刚、高傲、勇武，竟然虎口拔牙，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
为了感恩郑成功，泉州人在市区最高的大坪山上，建造了郑成功雕像。只有20多平方米的山巅，几乎整个为他的雕像占有。郑成功头戴金盔，身披金甲，足跨金马，雄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