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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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论做人 品格自砺,誓做完人(2)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曾国藩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洲的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更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写道: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内圣外王的事业,然后,不愧对父母亲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故而君子的忧虑是什么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因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虑。如此,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封闭了有才有德的人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会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蜚语,君子是没有功夫想到这些的。六弟科举不顺,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说:“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在民族思想消沉,朝政腐败,吏治贪污,军事废弛的社会之杌陧的时代时,曾国藩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尚敢于立此之宏图大志。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译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汞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曾氏又不囿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成;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由此,我们想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语。周恩来有一心为国、鞠躬尽瘁的美名于世,足以让后人世代瞻仰,因而成为一代伟人。

在大多数今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已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存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追逐大家都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的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指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正”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终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学无用之人。信中叮咛:靠得住的只有进德、修业。认为“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人生的意义决不在于科名仕宦,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时代需要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以科名仕宦之有无来定贤肖的话,那么,李林甫之流也是贤肖之人了。

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既定的资格、资历、门第、出身等种种限制,使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因此,像左宗棠等人只是个举人,但出山后官至浙江巡抚,位至二品大员,席未暇暖,又升任闽浙总督,这主要得益于他的能力。有一段时间,左宗棠以自己未中进士心灰意冷,甚至人生都变得消极起来,咸丰皇帝知道后,通过郭嵩泰给左宗棠传旨:“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莫自己糟踏。”当咸丰听郭说四十七岁的左宗棠仍想参加会试,欲取得进士后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为好。”可见,在咸丰帝心目中,建功立业也是第一位的,为打消左参加会试的念头,咸丰特许左不再参加会试,加封“大学士”头衔,“赐同进士出身”。

从时代发展的高度,曾国藩提出要将科名富贵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层,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国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的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

“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立世大智慧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强烈的进取意识

“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

——曾国藩

现代心理学与成功学非常重视心态的作用,竭力主张保持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热情。这种主张是基于一个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判断:积极的心态是力量之源,是成功的推进器。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有的人条件看似极好,却与成功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事业的成功呢?考察起来,尽管有许多其他条件,但最后总是发现,成功者总是那些积极的人,即那些抱有梦想并且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些四平八稳者的老成,但也没有他们的怠惰与消沉。事情就是这样,只有狂者能够进取,也只有狂者能够成功。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醉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也就是说,人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意识,使曾国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同时,更加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范围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