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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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论做人 品格自砺,誓做完人(1)

做人第一要立志

“《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

——曾国藩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曾国藩就是按照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反之,志向则是人生前进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曾国藩也同样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曾国藩能在安乐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人处于世,诱惑极多,如不能做个驱除内心魔念的圣手,势必要被恶欲所困。曾国藩历经世间沧桑,已修得“心气合一,天地自宽”之境界,图远谋之时。已先立好大志。

一个人活在世上做人非常艰难,总有各种矛盾碰撞,甚至各种明里暗里的争斗,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牺牲品,更谈不上成功了。因此,一个人要善悟,在悟中发现别人的眼光,体察别人的心思、判断别人的算计,在悟中确定自己应对对手的策略,在悟中更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不该做,从而绕开各种陷阱,趋向自己的目标。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如何立志呢?曾国藩深有感触地说:“《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语:“自从去年12月9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恢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有所作为。

人是主观意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心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他说的是小情感与大志气的关系,可以说,过多的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发奋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读书并非主要为的是升官发财,而重要的是“进德”、“修业”。

立世大智慧

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还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环境造就读书人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曾国落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竹亭公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读书极专,他说:“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其稍加变化,便会乱其形而抓不住本质。”

他还善作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作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自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读书读熟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人,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介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以上贝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家书》卷二)

另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读书的规矩: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5.读史:丙申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立世大智慧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