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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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论做人 品格自砺,誓做完人(3)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也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而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笃行践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儒家的优秀传统,培养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

社会发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固步自封,与世隔绝,过着一种洋洋自得于个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变成一个穷居陋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面对日趋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烧的农民革命烈火,曾国藩充满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贼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志士慷慨击楫之秋,贤者仗策行筹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于这大动荡的社会之中。

带着这种强烈的入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唯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竭力去做。他说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则人世间倒未必真的是惟有“隐”者留其名。因此,后来曾国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积极人世的人生观,成就一番大业的机率才会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立世大智慧

从个人角度看,人的成功与否,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

君子修己治家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

——曾国藩

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白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侨,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的《日记》中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种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玉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日记》曰:

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朋友兄弟怎样指出曾国藩的缺失,我们已难察考,不过,其日记中却白纸黑字,记了很多。如:

“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癸卯二月日记)

“窦阑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何外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记)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记)

观人作应制诗而谈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癸卯二月日记)

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记)

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诚情状,遑问其也?(癸卯二月日记)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闰十月日记)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品性自励铸大业

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

——曾国藩

大概没有人不羡慕好的性情,好的修养吧?但是,改正错误或许容易,品性是很难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连“四书”之一的《中庸》也说:“天命之谓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岂易改变?尤其是性格和饮食男女之性,改变更难。只不过,这个问题,须话分两头。《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是无有不善的,只有后天习染之性,才有善有不善。一般我们所说的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份,也有后天习染的因素,作为先后天的融合,是一方面难改变,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变的。食色之性也是这样,虽然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却有适度与否、是否伤害身体和性情的问题,而这后一方面,显然和习染有关,是可以由不适度达到适度的;因为所谓性格、品性,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和习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