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问答互动结构的应用分析
心理治疗会话交际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本节我们通过对语料的定量分析揭示心理治疗话语中问答互动的规律性特征，从而说明治疗双方如何通过问答互动实现其“以言治病”的机构性目的。
作为分析样本的6次会谈的语料来自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心理治疗会谈口语语料库”，所有的语料都是个人治疗（individual therapy），不涉及团体治疗（group therapy）。语料1、2、3属于三个不同案例的首次治疗，语料4、5、6分别属于其后期治疗。我们的定量分析包括：相邻对和问答相邻对分布情况、治疗师的问话类型分布情况、来访者的问话类型分布情况、来访者的答话类型分布情况、治疗师的答话类型分布情况等等。
一、相邻对和问答相邻对的分布情况与分析
相邻对和问答相邻对的分布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其一，问答相邻对在心理治疗会谈中所占比例较高。
心理治疗会谈中的问答相邻对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平均比例为59.9%，在首次会谈中的平均比例为71.72%，甚至在首次会谈的个别案例中，问答相邻对的比例达到了80%以上。后期会谈中虽然问答相邻对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是其平均比例也达到了近50%。因此，在心理治疗会谈中，问话是中心动力，问答互动模式是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主要会话交际模式，问答言语行为是治疗师和来访者的主要话语行为。心理治疗建立在问答的基础之上，来访者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问答来了解、澄清、诊断和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问答来治疗和解决的。因此，问答行为的研究在心理治疗话语实践研究中的作用重大。
其二，治疗师启动的相邻对以及问答相邻对数量明显高于来访者，但是后期会谈中有所下降。
治疗师启动的相邻对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平均比例为89.53%，而来访者启动的相邻对占总相邻对的平均比例仅为10.47%，这就表明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会谈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而来访者的地位则相对被动。对比首次会谈和后期会谈，治疗师启动的相邻对比例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从首次会谈的平均比例96.97%下降为后期会谈的平均比例82.72%。该数据表明，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的支配性逐渐降低，来访者的主动性逐步增强。这与心理治疗的总目的是一致的。
治疗师问话启动的相邻对占整个问答相邻对总数的平均比例为94.49%，而且在首次会谈中的平均比例达到了97.42%，甚至在个别语料中高达100%，在后期会谈中的平均比例也只是有少量的下降（90.57%）。问话是权力的体现，治疗师在会谈中使用权力对来访者的谈话进行控制。因此，治疗师在会谈中总是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来访者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后期会谈中治疗师问话启动的相邻对比例的降低以及来访者问话启动的相邻对比例的增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主体性的提高以及内在权力的增强。
此外，治疗师问答启动的相邻对占治疗师启动的相邻对总数的平均比例为63.22%。此外，其平均比例也从首次会谈中的72.05%下降为后期会谈中的53.73%。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了问话是治疗师常用的一种重要的干预手段，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权力的变化，即治疗师和来访者从最初的问答互动所体现出来的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逐步向较为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转变。也就是说，随着治疗的进行，来访者逐渐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力，这是由心理治疗的目的所决定的。
二、治疗师的问话类型分布情况与分析
治疗师的问话类型分布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治疗师的封闭性问话的数量远远多于开放性问话的数量。
治疗师的封闭性问话的数量远远高于开放性问话的数量。治疗师的开放性问话的平均比例为20.10%，而封闭性问话的比例高达79.9%。此外，在开放性问话中，宽式特指问话的比例（16.06%）又远远高于严式特指问话的比例（4.04%）。
虽然开放性问话对来访者的支配性较低，留给来访者的答话空间较大，有助于治疗师收集来访者问题的相关信息，同时也有助于来访者对自身的情感和经历进行反思，从而促进自我的积极转变，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治疗师的开放性问话并不能够有效地实现问话的目的。此时，治疗师需要运用封闭性问话，也就是更为具体的问话，来给来访者施加更多的限制，从而给来访者提供话题选择。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语料中较为常见，因而造成了治疗师的封闭性问话的比例远远高于开放性问话的比例。具体有三种情况。第一，很多时候来访者并不知道如何开始某一个话题，他们总是希望治疗师拥有他们尚未发现的问题的答案，因而针对治疗师以封闭性问话提出的某一个话题，来访者往往能够自由地进行扩展。第二，来访者通常会对某些开放性问话（如涉及来访者的隐私或者强烈的内疚感、羞耻感、挫折感甚至恐惧感的问话等）采取回避的态度，以“不知道”等话语行为拒绝作答，从而使会谈陷入僵局。第三，治疗师的问话通常遵循来访者叙述的内容和方向。也就是说，问话的命题内容总是都是针对来访者所知道的事件，问话的主要目的并非寻求新的信息，而是就来访者所讲述的有关事实、情感和经历等向来访者寻求证实和确认，因而使用封闭性问话的机会大大增加。
其二，治疗师的所有问话类型中附加问话的平均比例最高。
无论是在首次会谈还是在后期会谈中，和其他所有的问话类型相比，附加问话占问话总数的平均比例为最高，首次会谈中的比例为32.45%，后期会谈中的比例为37.03%（后期比前期有略微的增长），在所有语料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34.48%。
附加问话的主要目的不是索求新的信息，而是寻求确认，表达共同的看法，或者将祈使或命令弱化为邀请或请求（Hudson，1975：24-29），或者对陈述（assertion）进行缓和以表达不确定性（Lakoff，1975：53-54），或者作为话轮转换调节器，帮助说话人转换话轮（Levinson，1983：363），或者表明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情感态度（Holmes，1986：2-3）等等。附加问话的“问”与“非问”主要取决于会话语境里的参与者对双方信息状态的判断，还与机构话语的目的以及话语角色密切相关。同时，这几个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心理治疗中附加问话的使用数量。
Labov（1977）关于A-，B-和AB-事件的理论给附加问话的疑问程度以及附加问话在心理治疗会谈中较高的使用率提供了解释。治疗师的附加问话的陈述部分的命题内容具有不同的针对性。大部分附加问话的命题内容是针对AB-事件，即为治疗师和来访者所共知的事件，附加问话的陈述命题的核心内容是来访者之前话轮的一部分或全部，即治疗师针对来访者的前一话轮的内容进行解述，然后通过附加问话要求来访者进行进一步验证或者起强调作用。还有一部分是针对A-事件，即仅为治疗师所知道的事件，与治疗师的专业知识、地位、权力等相关。这一类无疑而问、间接指导性附加问话，主要目的是针对来访者的问题给予间接指导，通常发生在心理治疗会谈的中后期阶段。附加问话陈述部分的命题内容有少部分是针对B-事件，即仅为来访者所知道的事件或信息。这类寻求核实和澄清问题的附加问话较少，这是因为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回应通常不可超出来访者谈论的话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走得太快，谈得过深，或者把来访者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态度表述出来，有可能对来访者造成实际上的伤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完全接受和认可来访者能够表达出来的感受。”（转引自郑刚等译，2006：85）
附加问话的使用率不仅受附加问话的命题内容的影响，而且受附加问话的语用功能的影响。基于其权威和专业的角色，在心理治疗会谈的不同阶段，治疗师使用附加问话的目的也不一样。会谈初期是诊断性阶段，附加问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核实和确认来访者的情感、经历等相关信息，了解来访者的问题并对来访者的问题进行诊断。会谈的中后期是治疗性阶段，附加问话寻求确认的功能逐步减弱，其主要目的是寻求来访者的认同并给来访者提供指导。此时的治疗师更多的是和来访者分享自己对问题的设想，包括对来访者问题的界定、对问题的看法、治疗目的、治疗方案等等。因此治疗师的附加问话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寻求来访者的确认，也不再是寻求认同，而是治疗师已经预设了来访者的赞同，希望来访者分享他的设想，从而使来访者构建新的设想，继而发生积极改变。各种不同治疗理论背景下的治疗师都尽量避免给来访者提供直接的指导，以防止来访者的阻抗发生，而附加问话使治疗师的指导变得更加缓和，更加隐蔽，更加容易为来访者所接受。
附加问话核实和确认功能的减弱还体现在附加问话的位置以及治疗师对来访者回应的期待等方面。确认和核实类附加问话一般出现在话轮的末尾位置，表明说话人结束话轮并将话轮转给听话人，寻求听话人的回应。认同和指导类附加问话有时出现在说话者话轮的中间，有时出现在末尾。尤其是当附加问话出现在治疗师的话轮中间时，治疗师对来访者回应的期待值减弱，也就是说治疗师并不一定期待来访者做出表示认同的回应，而是在附加问话之后，继续自己的话轮。作为听话人的来访者对治疗师话轮中间的附加问话做出回应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来访者以最小答话或者简单答话等形式对治疗师话轮中间的附加问话给予及时回应，表示一种倾听和理解，或者表明一种赞同或反对的立场（通常是赞同），从而与治疗师正在进行的话轮发生重叠。其二，来访者对治疗师在话轮中间的附加问话不做出回应，而是在接下来的话轮中对附加问话的命题内容进行解述，表达对治疗师观点的赞同，从而与治疗师就当前讨论的问题进行共同详述（co-elaboration），达成共识。
总之，附加问话所特有的命题内容以及语用功能使附加问话在心理治疗会谈的各个阶段被治疗师广泛使用，以实现心理治疗各个阶段的子目的以及心理治疗的总目的。
三、来访者的答话类型分布情况与分析
从上述统计结果来看，来访者的答话主要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扩展性答话在来访者的各种答话类型中平均比例最高。
在来访者的各种答话类型中，扩展性答话所占平均比例最高，为60.86%，其次分别为简单答话占21.80%，最小答话占18.87%。无论是开放性问话，还是封闭性问话，其相应的答话类型中平均比例最高的都是扩展性答话。具体表现为扩展性答话占开放性问话的答话总数的平均比例为93.55%，简单答话占6.45%，而最小答话为0。扩展性答话占封闭性问话的答话总数的平均比例为46.99%，其次分别为简单答话占28.16%，最小答话占24.85%。
开放性问话，尤其是宽式特指问话对来访者的支配性较小，留给来访者的答话空间较大，给来访者提供了更多的答话和详述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治疗师把来访者视作了解自身问题的“权威”，从而建立了来访者在问答互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放性问话的话语特点、语用功能以及问答序列结构通常能使来访者产生较长的问题陈述，提供比较充分的有关自身情感、经历等方面的信息，因此主要答话类型表现为扩展性答话。
封闭性问话通常表明问话人掌握的信息较多，因而对答话以及答话人的支配性较大，留给答话人的话语空间较小，一般要求做出“是—非”确认型最小答话或简单答话，因此答话人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但是在心理治疗会谈中，针对治疗师的封闭性问话，来访者的答话类型中平均比例最高的也是扩展性答话，几乎占了其答话总数的一半。这一方面表明心理治疗会谈中的来访者与治疗师的合作程度较高，来访者倾向于向治疗师提供更多的有关自身问题的信息，期望得到治疗师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来访者讲述自身问题的强烈愿望。
此外，从治疗师的角度而言，很多时候来访者对封闭性问话的优先答话也应该是扩展性答话，因为治疗师的绝大部分的封闭性问话往往不是出于对来访者进行支配和控制的目的。其中有一部分封闭性问话是为了克服来访者对开放性问话的阻抗，给来访者提供有益于治疗的话题方向，从而引出更多关于来访者问题的信息，提高治疗效果。还有一部分封闭性问话是以附加问话等形式与来访者分享自己对问题的设想，从而帮助来访者构建对问题的新的设想。另外部分封闭性问话是为了启发和引导来访者对某些话题做更深入的思考，使来访者反思自己的话语和行为，促使其发生积极改变。
因此，扩展性答话作为优先答话，一方面有助于治疗师实现其问话的目的，促进治疗效果，另一方面体现了心理治疗会谈双方的高度合作性和共建性，这对建立和维持良好的治疗关系、实现心理治疗的总目的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来访者的肯定性答话占绝对的比例。
在来访者表示明确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答话和扩展性答话的总数中，肯定性答话所占的平均比例为93.27%，否定性答话的平均比例为6.73%。首次会谈和后期会谈中的肯定性答话的平均比例变化较小，分别为94.51%和91.56%。
在心理治疗会谈中，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存在社会权力、角色权力以及历史权力的不平等，治疗师处于强势，而来访者明显处于弱势，因此来访者对治疗师的问话通常给予肯定性回答，这是对治疗师作为权威的尊重，也是对治疗师的问话所预设的命题内容的一种肯定和确认（治疗师问话的预设性及其干预作用，详见第六章）。
治疗师问话的命题内容以及问话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来访者的肯定答话为优先答话。治疗师问话的命题内容通常以来访者前一话轮或前几个话轮中的话语为基础，即Labov和Fanshel所指的AB-事件，具体表现为对来访者前一话轮的关键话语的重复，或者是对来访者话语的解述，或者开启当前话题的新的方面的讨论等等。就问话形式而言，治疗师所运用的开放性问话以及选择问话、附加问话等封闭性问话更容易得到来访者的肯定回答。邵敬敏（1996：67）也指出，“附加问话更为明显地传递了要求对方予以证实的信息，对肯定性回答的期望值更高更迫切”。
由于肯定答话是优先答话，因此来访者尽量避免不合意的否定回答，或者使否定回答的出现不那么直接、公开和明显。在来访者为数不多的否定性答话中，有一部分以肯定性最小答话或简单答话作为前导语，然后再陈述其否定的观点或做出否定的解释或评价等等，这是为了避免与治疗师的观点和看法发生直接的冲突，维护治疗师的积极面子，从而与治疗师建立和谐的关系，实现治愈自己疾病的根本目的。
Pain（2009：128）也指出，“既然日常谈话中的谈话者总是尽量避免直接的意见分歧，那么来访者认为他们很难反对治疗师的观点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治疗师们‘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因此，当来访者与治疗师发生意见分歧时，也就表明一种十分紧密的、没有任何威胁性的会话环境已经建立，处于这种环境中的来访者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这也就解释了后期会谈中来访者的否定答话的平均比例比首次会谈有小幅度增长的原因（即来访者的否定答话的平均比例由首次会谈中的5.49%增长为后期会谈中的8.44%）。
第三，治疗师的开放性问话的数量与来访者的答话数量基本一致，而治疗师的封闭性问话的数量与来访者的答话数量严重不一致。
治疗师的开放性问话总计为204个，来访者对开放性问话的答话总数为186个，答话占问话的平均比例为91.18%。答话数略低于问话数主要是由于治疗师的连续问话所造成的。
治疗师的封闭性问话数量总计为811个，来访者的答话数量总计为515个，答话占问话的平均比例仅为63.50%。来访者答话率较低的原因有二。其一，治疗师的很多封闭性问话并不一定期望来访者的具体回应。如前所述，出现在治疗师的话轮中间的附加问话属于“无疑而问”，只是表示治疗师的一种理解与共情、指导与建议，并不期待来访者的核实与认同，但是来访者有时也会对这类附加问话进行回应，语言形式表现为“嗯、对、哦”等反馈性提示语，并与治疗师的话语发生重叠，主要表示对治疗师话语的一种倾听、理解或赞同等。其二，为了实现问话的目的，引出治疗师所期待的答话，治疗师有时会对来访者连续发问。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来访者对治疗师的问话产生阻抗、或者来访者所提供的答话信息不够具体和充分的情况之下。这两个方面最终导致了来访者的答话数量远远低于治疗师的问话数量。
四、来访者的问话类型分布情况与分析
来访者问话类型的分布有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其一，来访者的封闭性问话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开放性问话的比例，其中附加问话的平均比例在后期会谈中显著提高。
来访者的封闭性问话的平均比例也远远高于其开放性问话的平均比例，前者为90%，后者为10%。开放性问话中宽式特指问话的比例也高于严式特指问话的比例。这是因为来访者更倾向于使用宽式特指问话向治疗师寻求更多的有关治疗方面的信息。
封闭性问话中附加问话的比例最高，而且后期会谈中附加问话的平均比例出现了较大的增长，即由首次会谈中的平均比例27.66%增长为后期会谈中的平均比例58.04%。这表明，随着会谈次数的增多，来访者使用附加问话的数量也在增加。
对来访者而言，早期的附加问话通常用来表明来访者叙述问题过程中的一种谦逊或不确定的态度，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获得治疗师的认可和赞同。在后期会谈中，来访者的附加问话有明显增长的趋势，附加问话寻求认同的功能减弱，其主要目的是和治疗师分享自己的设想。也就是说，后期会谈中来访者的附加问话不是为了确认治疗师对其看法的回应，因为这一看法通常已经被来访者以清晰而又充满自信的方式表达。事实上，治疗师的赞同已经被预设，来访者不是寻求认同，而是与理解他的治疗师分享自己对问题的新的看法和感受（Winefield，1989：84）。随着治疗的进行，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话语权势地位差异逐渐缩小。当来访者的附加问话不再以听话者为导向（hearer-oriented），而是以说话者为导向（speaker-oriented）时，来访者的说话方式不再表现出治疗初期的弱势地位。因此，附加问话（尤其当陈述部分的命题内容是表达观点而非陈述事实时）在后期会谈中数量的增多表明了来访者逐渐增长的自信与力量。
其二，来访者的重复问话比例较高，后期会谈中有明显下降趋势。
重复问话在来访者的问话总数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仅次于附加问话，为11.58%，而且首次会谈中重复问话的平均比例（34.04%）远远高于后期会谈中重复问话的平均比例（4.20%）。
重复问话主要是以疑问形式重复前一话轮中治疗师的部分话语，或者以疑问语气重述治疗师的前述话语，其目的不仅仅是表示倾听，而是向治疗师寻求确认并间接地索取更多的信息，同时也是放弃话轮的信号。来访者所索求的信息通常是有关病情诊断、治疗方案、治疗性或专业性解释、指导性建议等方面的信息。来访者期望治疗师确认并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从而使自己进一步了解病情并和治疗师就某些问题的看法以及治疗方案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治疗师的答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仅仅表示确认的简单答话，另一种是包含解释的扩展性答话。而且，扩展性答话的数量多于简单答话的数量。
首次会谈中的来访者往往利用重复问话所具有的间接索取信息的语用功能，以确认的形式向治疗师索取更多的关于病情诊断和治疗的专业知识信息，这也是来访者尊重治疗师的权威地位的表现。而在后期会谈中，随着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良好治疗关系的建立以及来访者的自信心和内在权力的增强，来访者索求信息的方式更为直接，而且向治疗师索求信息的需求也逐渐降低，更多的时候是和治疗师分享自己对问题的设想，因此，在后期会谈中，附加问话的数量显著上升，而重复问话的数量显著下降。
此外，还有一部分重复问话属于来访者的自问自答型。来访者以疑问语气重复治疗师的问话的核心部分之后，紧接着提供扩展性答话。因此，来访者的重复问话很大程度上不是针对问话的命题内容表示疑惑或寻求确认，而是缓冲思考的过程。
五、治疗师的答话类型分布情况与分析
针对来访者为数不多的问话，治疗师的答话明显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扩展性答话在治疗师的各种答话类型中平均比例最高，但在后期会谈中有下降趋势。
治疗师的扩展性答话在其答话总数中数量最多，所占平均比例为65.67%，最小答话占25.37%，简单答话占10.45%。此外，无论针对来访者的开放性问话，还是针对其封闭性问话，治疗师相应的答话都以扩展性答话为主。具体来看，针对来访者的开放性问话，治疗师的扩展性答话的比例是100%；针对来访者的封闭性问话，治疗师的扩展性答话比例为60%，其次为最小答话占30%，简单答话占10%。从治疗师的扩展性答话的数量和比例来看，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合作程度是比较高的。治疗师不只是针对来访者的封闭性问话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最小回答，而是倾向于向来访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或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以帮助来访者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但在后期会谈中，治疗师的扩展性答话的平均比例从首次会谈中的76.00%下降为59.52%。而最小答话则在后期会谈中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从首次会谈的平均比例20%上升到后期会谈中的28.57%。这种情况在语料5中尤其突出。语料5中最小答话的比例达到了64.29%。这是因为在谈话中，来访者的问话并不是为了向治疗师寻求信息或者解释，而只是希望得到对方的关注和共情性理解，因此这一类问话通常是以疑问度很低的附加问话的形式出现。
其二，治疗师的肯定性答话占绝对的比例。
在治疗师表示明确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答话和扩展性答话的总数中，肯定性答话所占的平均比例为90.20%，否定性答话的平均比例仅为9.8%。和首次会谈相比，治疗师在后期会谈中的肯定性答话的比例有所下降，从首次会谈中的95.00%下降为后期会谈中的87.10%。在首次会谈中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因而治疗师尽量避免给予直接的否定回答，以免来访者产生阻抗心理。而在后期阶段，当治疗双方建立起了比较稳定、合作的关系之后，治疗师工作的重心就放在如何解决来访者的问题方面，因而治疗师会针对来访者的问话适时地给予肯定或否定回答，促使来访者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等，最终使来访者发生积极转变。
其三，治疗师的答话数量与来访者的问话数量严重不一致。
从统计数据来看，来访者的开放性问话总计为19个，治疗师对开放性问话的答话总数为9，答话占问话的平均比例为47.37%。只有在个别语料中，治疗师的答话占问话的比例为100%。在我们的语料中，治疗师对来访者的部分开放性问话没有直接作答，是因为治疗师开启了另一个问话来引发来访者的思考，引导来访者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
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封闭性问话的答话率更低。来访者的封闭性问话数量总计为171个，治疗师的答话数量总计为60个，答话占问话的平均比例仅为35.09%。造成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封闭性问话的答话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部分语料中，来访者的讲述包含很多似问话又不像问话的言语行为（标示为“？。”）。这一类话语行为疑问度比较低，其主要目的是引发治疗师的关注、倾听、理解和共情，因此治疗师对这一类话语行为基本上没有给予回应，而是让来访者继续其讲述。第二，在部分语料中，存在大量的来访者的重复问话，而且这一类重复问话通常是来访者的自问自答，并不期待治疗师的回应。重复问话往往是来访者缓冲思考的过程，来访者通常在重复问话之后立即提供扩展性回答，因此造成了其问话无治疗师回应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