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等待香港(香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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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和哥哥在柏林的日子

(一)

上次跟哥哥碰面已是九八年的春天。九八年的柏林影展,他是评判之一。我呢?则是自九〇年以来第一次不用为Cay Teddy Prize当评审。Teddy是爱德华的昵称,不知由几时开始,它也成了所有未成年小熊(玩具)的名字,而众所周知,熊抱是基佬的恩物,所以连这个由“国际同志电影节联盟”负责在每年柏林影展颁发给优秀同志影片的奖座,也是以“泰迪”命名。

但是,“同志影片”不等于全部都是“男同志”影片。我记得某年在评审会议上便有“女同志”提出抗议,不满她们应得的荣誉,却会有一个男性的名字。折中之计,“联盟”便增设了新的奖项,叫LesbianTiger。“虎”与“熊”似乎很少并肩作战,就是同场出现,我只能想到中国成语中的“虎背熊腰”,或许是我的英文不济,德语更差劲,所以没法把这四个字的弦外之音译得传神,致使席上的荷、德、英、法、希腊、俄等评判们不能分享我对它的联想——魁梧得来带点畸形。

说回九八年的柏林影展,香港人选竞赛的影片是《愈快乐愈堕落》,它在Cay Teddy Night得了好像不止一个奖,当晚出席领奖的编剧魏绍恩和女主角邱淑贞,颁奖的是哥哥,以及——从巴黎飞来的张曼玉。之后十数人驱车前往前东柏林的一家咖啡馆聊天,那地方只有几张木桌木椅,地板很旧,天花板却好高,哥哥坐定之后对我说:“这便是我理想中的咖啡馆的样子。”

(二)

张国荣的五年祭刚刚过去,早阵子有报刊向我这个和他几次擦肩而过的人约稿之余,又问我和他可曾合照。一听这问题我的恶作剧性格马上作祟:“合成照可以有,但该不合用吧?”

希望哥哥听了也会笑。“合照”,在那个年代哪会像现在般容易?我就是因为不习惯“悉知悉见”(《水浒传》剧本语),才买了有摄影功能的手机都久久拍不到两张照片。反倒是别人的手机经常在我身上找到方便:街上遇到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有次说是新加坡来的,也有是国内来的,不知在哪里认得我,“可以和你拍张照吗”的询问不可能用“不”来回答,因为手机早举起来了,就差拍摄的人的手指未按下快门。近年拍下的雾水合照可说数不胜数,口头上答允寄回给我的人多,终究在计算机上回收的少之又少。拍了就忘了,养成完全不把跟谁曾经合照放在心上。

心底里当然有些不一样。生命中毕竟对几张有拍没拍的照片念念不忘。有拍的可能又想看又怕看——如此珍惜,一定渗杂既爱又恨的情感。明明没有拍过的,却好像在脑海里把胶卷冲洗成比实物更留得住画面的相片。印象中我和哥哥没有合照,却不因为一直没有机会。一九九八年在柏林电影节的十天本来可以大拍特拍,或起码“咔嚓”一张。但是,当时的我或张先生一定以为来日方长,机会只会多不会少——在各自回港前,我记得就我们合作舞台剧的事,他说:“这两个名字加在一起会让人生出很多期待,我们必须从详计议,好好谈。”

同桌有他和我的好朋友诺文·王先生,和《霸王别姬》导演的特别助理,也是哥哥的好朋友张签缄小姐。

我和他那次在柏林没有留下合影还不是最可惜。最可惜的是:在同志泰迪熊颁奖礼上,从法国过来的张曼玉,香港去的关锦鹏、邱淑贞伉俪和编剧魏绍恩,济济一堂。张先生那晚真是开心,两部车把大伙送到前东德去喝咖啡。一张长桌宛如一部大卡士电影。当时因没今天这样普遍的手机而错失了一张大合照,实在是历史的遗憾。

2001年5月8日

2008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