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曹操曾写过一首《龟虽寿》诗：“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首诗的意境十分契合朱元璋的精神形象。
作为一名从社会的最底层而崛起的一代开国帝王，朱元璋终其一生都处在积极的奋斗之中，他辛苦勤勉，兢兢业业，直至耋耄之年仍旧片刻不歇地为朱明江山的长治久安而悉心谋划。在这个问题上，他先是大肆诛杀功臣，待来自外姓人的威胁解除之后，他又设法防备自家人 采取一系列措施为皇位继承人顺利接班铺路。
然而，苦心谋划难敌天意定数。先是朱元璋悉心培养的皇太子朱标病薨，接下来，朱元璋钦定的又一位接班人皇太孙朱允文，却在即位之后的第四年被燕王朱棣逐出京城，生死不明。朱元璋若地下有知，亦当感叹人力的渺小和人生的无奈。
不过，话再说回来，朱元璋从一名走投无路的穷和尚，最终奋斗成为一个伟大王朝的开创者，这是一个真正不朽的传奇，他应当感到人生无悔。
§§§第一节 皇储——晚年最大的心病
朱元璋出身低微，自幼放牛务农，稍长行乞叫化；从军之后，又栉风沐雨，亲冒矢石，南征北战。及至开国，他已人到中年。尽管做了皇帝，可是，面对百废待兴的内忧和诸夷环侍的外患，朱元璋仍旧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他怀着替天行道的强烈使命感，以农夫般的吃苦耐劳精神，披星戴月，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经过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终于靖平四海，天下大治。
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和快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可以就此安心和放松下来，对朱明江山长治久安的考量，使他依旧每天绷紧神经，殚思竭虑，其中，首要问题就是对接班人的培养和安排。
公道地说，朱元璋绝对是一位古今少有的好父亲，他睿智明达，对子女疼爱而不溺爱，处处为他们着想，威慈并施，竭尽所能，以身垂范，一门心思想把他的皇子们培养成为文韬武略、具有安邦定国本领的治世之材！为此，他早早就开始谋划和准备。
民间有谚云：帝王爱长子，百姓喜幺儿。这句话是历经无数次的同室操戈、宫廷流血而被人们总结出来的一条真理。因为，一般而言帝王的儿子众多，每个人又都垂涎父皇之位，嫡长子继承制度则可较为理想地解决这一难题，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兄弟相残悲剧的发生。蒙元王朝就是受落后的草原民族原始民主制的影响，没有制定嫡长子继承制度，从而使得弑君夺位之事不时发生，导致政局不断震荡。朱元璋接受了这个教训，故在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年）称吴王时，便确立长子朱标为吴王世子，次年登基建国，又改封他为皇太子，确立为皇储，这一年，朱标十三岁。
出于对接班人的厚望，朱元璋极其重视对皇太子的教育。朱标五岁时开始启蒙学习，作为皇储，他的老师众多，梁贞、王仪、唐铎、杨靖等人都曾做过太子宾客。其中，翰林学士宋濂教授的时间最长，也最受太子感戴。宋濂的文化底蕴深厚，授徒也很有经验，既教知识，又教做人，既重言传，又重身教，在长达十余年的太子师傅生涯中，其言行举止皆严格遵循礼法，在讲解有关前代的兴亡更迭典故时，必定拱手对太子说：“当如是，不当如是”，态度严正而言辞恳切，使太子乐意接受。这种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赢得了朱标的尊重和爱戴。
经过长期的耳闻目染，宋濂的品行学识对皇太子朱标的品德、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年之后的朱标，孝亲敬长，律己恕人，一腔仁爱，满怀恻隐。对于这样的接班人，朱元璋的情感很复杂，一方面，他乐意看到太子法舜师尧，仁孝正派，堂堂正正；另一方，他又担心这位皇储过于仁慈暗弱，少于权谋机变，缺乏阳刚之气和威武之概，难以震憾群臣。在朱元璋看来，真正雄才大略的帝王必须具备在矛盾纠葛中理纷治乱的能力，他应当博览群书，了解历代王朝兴亡更迭背后的经验和教训，这类知识的获得，主要来依靠从现实中的磨炼和残酷斗争中得来。书本知识的作用只能使人在斗争中令头脑更加理性、行为更有依据，因此，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学问方面应当是杂家，多读书且对每门学问皆能提纲挈领、通其大义，而不必成为研究型的专门人才。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十月，朱元璋就曾对时任太子宾客的梁贞、王仪提出如是要求：“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此后的历任老师，都被皇帝要求对太子“辅以实学”，千万不要照本宣科。
为了能够使太子在实践中增长真知，磨砺性格，朱元璋决定让他早日参与政治事务。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并告诫太子道：“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尝深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思绎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汝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且目虽能视，所见不踰于阈，耳虽能听，所闻不越于庭，而欲以区区智识决天下之务，能一一当理，难矣！汝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训！”这番话真乃金玉之言！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进一步放权，“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这次他又苦口婆心地告诫太子：“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缪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苟无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今有人指石为玉，当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为非玉，乃石也，如此则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为玉，则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权度矣。凡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常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也。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在这番话中，朱元璋着重让太子以“仁”、“明”、“勤”、“断”四字去克服人性的弱点，英明地处理国政，使自己不受性情所左右，不受小人所迷惑，不受书本所羁绊，大刀阔斧地行使帝王之使命，为天下苍生造福。这些观点，其实正是朱元璋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此间授予太子，个中饱含了他殷殷的期望之情。
然而，朱标就是朱标，禀性天定，任凭父皇用尽办法，他依旧难改仁厚慈善的天性。前文说过，朱元璋欲严惩屡犯过失的秦、晋、周诸王，每每总是朱标出面讲情解救，及至父皇令他处政务，他更是宽大为怀，“于刑狱多所减省”。
据《翦胜野闻》记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底，宋濂的长孙宋慎涉案“胡党”，宋濂全家连坐获罪，准备处死。朱标闻讯，哭求父皇，说儿臣愚戆，只有这么一位好老师，请求父皇陛下哀怜，免其一死！朱元璋听后怒斥道：等你当皇帝后再去赦他吧！朱标听后百感交集，既怨恨父亲冷冷酷，又深恨自己无能，索性投入御河自尽，幸被左右内侍救起。朱元璋闻报后，既喜且骂：这个傻儿子，朕杀人关你何事？马皇后为了抚慰太子，亲自向夫君说情，朱元璋这才赦免宋濂死罪。
时隔两年，马皇后病故，朱元璋情绪更为烦躁，动辄杀人。朱标又谏道：父皇陛下诛杀过滥，恐伤天地和气！朱元璋听太子如是说，心中五味陈杂，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便挥手让其退下。次日，朱元璋把太子叫去，指着地上摆放的一根满身是利刺的棘杖，让把它举起来。朱标面露难色，不知从何下手。这时，朱元璋发话了，说你不敢举是吧？假使朕把它削平磨光再给你，难道不更好么？现今朕诛杀的都是天下那些有罪该死的奸恶之徒，为你将来安坐江山打基础，这是你莫大的福气啊！朱元璋用这个办法现身说法，原指望太子理解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幡然醒悟，不料太子竟然答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望父皇陛下三思！这个顶撞着实激怒了朱元璋，他不顾皇家体统，抓起一个坐凳就向太子砸去。太子遵循“小杖受，大杖走”的儒训，撒腿就跑。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四月，朱元璋建立了辅佐皇太子的独立办事衙门——詹事院，将许多国家大事放手任由太子处理。朱标批阅奏章、裁省刑狱多从宽处置。朱元璋虽然一一准行，但是，太子的宽仁也同时增加了他对勋臣将帅骄纵跋扈的担忧。朱元璋明白人人皆具善与恶两面人性，然而，一旦涉及政治，总是恶的人性占据上风，为了权力、荣耀和利益，人们往往将善的人性置于九霄云外，而把恶的人性发挥到极致，忘恩负义，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太子含着金钥匙出生于皇家，所接触之人无一例外都表现出诚惶诚恐的谦卑和温情脉脉的友善，对于这样一个人，仅仅空口和他去讲人性丑恶污浊之道理，他心中断难认同不说，反而会觉得是父皇心灵变态扭曲。若欲太子真正领悟，必须让他本人在现实斗争中去亲身体味，可是，一旦等他自己洞彻了悟，或许大势已去，万劫不复。无奈，朱元璋决定继续采用磨角削刺的方式，为太子将来做太平天子创造环境。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朱元璋再度掀起追论“胡党”高潮，李善长、陆仲亨、费聚、赵庸、唐胜宗、陆聚、黄彬、郑遇春等等，一大批开国勋臣被杀，从某个意义来讲，这是苦心孤诣的老皇帝送给接班人的一份礼物。
朱标虽然仁厚，人却不傻，他理解父皇的一片良苦用心，但又非常同情那些无辜死难的大批男女老幼。这些所谓案犯及其家属，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朱标的长辈、朋友和亲戚，他能够很轻易地记起他们那一张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庞！作为一名已经参与政事的皇太子，自己不仅无法制止这场杀戮，而且还得遵从父皇的意图，亲自处置相关案件，这让他本能地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由于内心忧苦郁结，这年六月，朱标的背部生出一个恶疮，疼痛难忍，几欲丧命，经御医精心调治，虽转危为安，但其心中的郁结仍旧无法释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元璋再起迁都之意，令朱标率领一干大臣考察关、洛形势。三个月之后，朱标回到京师即一病不起，并于次年四月二十五日死去。
皇太子薨，这在时年六十五岁的朱元璋而言，不仅有着老年丧子的人生哀痛，而且还意味着数十年精心培养接班人的心血付诸东流。年迈的朱元璋到底是英雄本色，江山社稷重担的激励和逼迫令他无暇悲伤，历史经验告诉他：当务之急是赶紧确定新皇储！
这个问题令朱元璋十分纠结，尽管他的儿子众多，可是还须按照嫡长制继承原则的长幼顺序去选择。前面讲过，朱元璋的二子秦王朱樉和三子晋王朱棡都属于那种骄纵不法的人物，不堪担当国家之寄。第四子燕王朱棣，文韬武略，颇有才干，按照《明太祖实录》的说法，朱标去世不久，朱元璋曾在东角门与大臣们商量立储之事。朱元璋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奏道：“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朱元璋无言以对，大哭而罢。
儿子辈不行，便只能从嫡孙辈中想办法。朱标娶有两位妃子，共生育五个儿子和四人女儿，长子朱雄英在八岁时夭折，次子朱允炆便成为朱元璋实际上的嫡长孙。朱允炆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此间年仅十五岁，虽然年幼，却聪慧好学，孝亲敬上，颇知礼法，颇受朱元璋喜爱。既然儿子们都不适合做皇储，朱元璋遂于当年九月册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作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
朱元璋这样做有他的考量：一方面，册立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储，符合封建礼法，可以堵塞诸皇子、皇孙之口，从而避免将来他们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兄弟残杀；另一方面，朱允炆年纪幼小，尚是璞玉一块，不像秦、晋诸王已经人格定型，有很大的雕琢培育空间，他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将其打造成一位合格的接班人。故而之后，他仍旧按照培养皇太子的全套方式和流程对朱允炆进行教育和培养——先是遍请名儒教读史籍经书，再令他批阅奏章，裁决政事，言传身带地传他学习做皇帝。
孰料这位皇太孙的性情气质酷似乃父，仁厚温和，不善心计，而在身份、年龄等方面又不如朱标。朱标是开国帝王的长子，承命即位，名正言顺，而朱允炆以皇太孙身份幼君临朝，则很难做到居重驾轻，高屋建瓴，加之朱元璋年事已高，百病袭身，唯恐自己哪天撒手而去，年幼的皇孙无法驾驭那些身经百战的枭帅悍将，乃决定痛下杀手，将剩余的那些勋臣宿将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兴起的“蓝玉党案”替朱元璋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连坐族诛者竟达两万余人，除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硕果仅存之外，洪武朝册封的老一代公侯勋臣，则全部离开了这个世界。
目睹这些勋臣宿将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朱元璋才稍稍放心，觉得天下太平有望。出于对后世继承人滥用严刑的担心，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朱元璋在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宣布废除严刑，他这样说道：“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剌、剕、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一年之后，在皇太孙朱允炆的建议下，朱元璋进一步减轻刑罚，他命儒臣“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即《大明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尽管最后刊定的《大明律》仍较唐宋律令略重，但它毕竟是一部比较适宜和平时期的法律。这些高瞻远瞩的举措，不啻是整个大明王朝臣民的福分，其意义巨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