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顺便提一下，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曾在凤阳的中都设立国子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教授在淮西故乡养老的公侯勋臣子弟，不过，这所贵族学校办学成绩不佳，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撤销，师生并入国子监。
综上所述，总而言之，在朱元璋夫妇的重视和关心之下，洪武朝的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办学最成功的一所高等学府，它为帝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为王朝的延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接下来说郡学。郡学亦称儒学，是由各府、州、县官府开设的中等学校，在府称府学，在州称州学，在县称县学。在朱元璋治内，最早的郡学是至正十九年（龙凤五年，1359年）正月在浙江设立的婺州（今浙江金华）郡学。明朝建国伊始，一位名叫周宗的带刀舍人上书建议在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激起了朱元璋强烈的共鸣。
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朱元璋晓谕中书省臣道：“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数天之后，他正式下诏，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
这份诏书，为各郡学给出指导性政策，规定：府学设教授一名，秩从九品，训导四名；州学设学正一名，训导三名；县学设教谕一名，训导二名。生员（即学生，又称秀才或禀生）分别定为：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师、生每人每月给廪米六斗，官府另外定量供给鱼肉菜蔬，学官（即老师）另有月俸薪资。此外，诏书还规定：“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郡学的生员有一个最实惠的优待，即除了他们本人被免掉徭役之外，其家庭还可再免掉两个成丁的徭役。不过，郡学的生员结业之后不能直接做官，他们一般有两种出路走向仕途：一是岁贡于国子监，修业期满授予官职；再就是通过科举考试，通过考中举人、进士而步入官场。
各府、州、县除设立郡学之外，朱元璋还以“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之故，诏令在地方设立乡村学校，称为社学。社学属于初级学校，始创于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后因“有司以是扰民”，曾一度停办。洪武十六年（1383年）十月，朱元璋下诏恢复社学，采取“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子弟”的办法，严令“有司不得干预”。
由于明朝的军队按卫、所编制，自成体系，自立军籍，与地方官府无涉，为了能使军人子弟受到同等教育，朝廷在各卫、所也皆设儒学，其教学体制、生员出路与郡学、社学相同。
洪武时期，除上述几类学校之外，还有朝廷专为宗室子弟开设的宗学，为武官子弟开设的武学（军校），以及民间私人开设的私学（私塾）等等。概而言之，明朝初期学校教育的普及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东自吴越，西迄巴蜀，北达沙漠，南至大海，处处皆呈现出“家有弦颂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社会景象。无怪乎《明史》的修撰者在《明史·选举志》篇章中对此由衷感叹：“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最后再来说说科举。中国的科举制度盛于隋朝，此后，科举考试便一直被历代读书人看作是国家的盛典和皇帝的恩宠，金榜题名之后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酣畅境界，更是为无数士子向往和迷恋。
为了能像唐太宗那样，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早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三月，朱元璋便首开科举，以文、武科取士。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朱元璋下诏曰：“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自此正式拉开了明朝科举的帷幕。
洪武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乡试、会试二级，并规定只有学校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明朝中期，学校也纳入科举系统，朝廷规定，凡是没有进入郡学的读书人，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称作童生。童生参加由本省学政（行省主管学校教育的官员）主持的考试，考中者称秀才，可入郡学读书，是为童子试。如此，便逐渐开成了童子试、乡试、会试三级考试制度。
乡试是省级考试，又称乡闱，三年一次，分别于子、午、卯、酉年在各行省省城举行，生员必须在籍贯所在地的省城参加乡试；直隶府州县的生员则在京城参加乡试。考试时间定在中秋八月，分为三场，考中者称为举人，第一名举人称解元。直隶和各行省均限定取中名额。高丽、安南、占城等国的生员则分别在其本国参加乡试，中举者贡于天朝，参加会试。
会试是国家级的考试，因其由礼部主持，故又称礼闱。由于参加会试者必须是乡试考中的举人，故每届会试设在乡试的第二年，亦即辰、戌、丑、未年在京师举行。会试时间也设在八月，同样也是三场，按皇帝批准的名额录取，考中者称为贡士或会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接下来需参加殿试，殿试又称为廷试，考场设于朝堂之上，是以皇帝名义主持的最终复试，考试时间定于次年三月，只考“时务策”一道题，分三甲录取。一甲只取三名，赐进士及第出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取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取若干名，刚同进士出身。二甲、三甲的第一名皆称传胪。
乡试与会试的考试内容大抵相同，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颁布的科举规则为例——“乡试八月初九日第一场，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十二日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未能者许减其二，俱三百字以上。”生员应试作文时，必须以指定的程朱门派的注疏为依据，并遵循规定的写作格式，在破题、承题、起讲、入题之后，还要有起、中、后、束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共计八个部分，它就是与明清科举制度相始终、影响中国文人数百年的八股文。
科举考试出现八股文，这种办法据说是朱元璋携刘基共同创制的，其初衷是为了使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相衔接，使考试制度更加标准和规范，以便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然而，凡事有利则必有弊，这种文体容易束缚和禁锢士人的思想，数百年来饱受争议和诟病。
洪武朝的科举，一般来讲，“乡试难而会试易”，因为乡试是无数生员彼此之前进行的白热化的淘汰赛，而会试则多少有走过场的味道，故当时民间有“金举人，银进士”的称谓。也是正因为如此，乡试解元已经很令人敬佩，如果某人能够连中解元、会元、状元这三元，则一定成为被天下传颂的科场佳话，荣耀乡里，光显先人。终洪武一朝，连中“三元”的人叫许观，他也是整个明朝三位连中“三元”者之一。
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首次举行京城会试，朱元璋于奉天殿亲自策问，共取进士一百二十名，吴伯宗成为明朝首位状元，被授予礼部员外郎之职，于午门外张挂皇榜公布，即俗称所谓的金榜题名。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试，高丽有三位士子参加，只有一位名叫金涛的士子登第，被授予东昌府安丘县丞之职。
由于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官员奇缺，朱元璋诏令连续举行乡试三年，所中举人免于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官。可是后来，朱元璋发现所录用的这些举人进士，多是些“后生少年”，他们纸上论治，头头是道，一旦理政扶民，却十分青涩勉强，难以独挡一面。朱元璋郁闷之余，于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下诏停掉科举，改用荐举方式擢拔人才。本章刚刚讲过，荐举办法也有弊端——鱼龙混杂，滥竽充数者众。无奈之下，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下诏恢复科举，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颁布科举程式，明朝科举制度就此确定下来。
客观地评价，科举考试制度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途径，在洪武朝前期，它所起到的作用要远远低于荐举和学校这两种途径，但是，到了洪武朝后期，它开始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不仅如此，朱元璋之后，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兴旺，包括国子监在内的一切学校教育都逐渐成为这项制度的附庸。普天之下的广大读书人，挑灯夜读，寒暑不辍，支撑他们的信念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代又一代士人的热切追捧，成就了科举考试制度旺盛的生命力。不仅整个明代遵循不变，而且后来，清承明制，又延续了近三百年。当年一首妇孺传诵的《神童诗》乃是其最佳注脚：“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诚然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