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荐举便成了明朝官员来源的主要办法，尤其是洪武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党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发生之后，由于累计诛杀了七八万人，官员大量空缺，朱元璋的求贤诏书发布得更加频繁，有时一年之内往往数次下诏，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对贤才渴求的迫切。
这些被举荐的人选，按照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月朱元璋在求贤诏中列举的标准，大抵指的是“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及精通术数者”，另外，还包括耆民和富民。
富民亦即富豪地主，这类人之所以在荐举之列，因为在朱元璋看来，“天下富民，生长田里间，周知民事”，他认可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认为那些拥有房产田地的富民与朝廷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同时，他们生活在农村，群众基础好，懂得农事和对农民的管理，并且，这类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胜任一些政府官职。基于这种理念，朱元璋曾专门设立了一个名叫“税户人才“的荐举科目，大力任用和提拔纳粮大户为政府官员。整个洪武一朝，有为数众多的地主富民，通过“税户人才”的荐举渠道，出任知县、知州和知府，少数人甚至做到朝廷九卿级别的大官。比如，浙江乌程人严震直便以“税户人才”出任布政使司参议，后来一路升迁，直至工部尚书之职。
由于是真心求贤，故朱元璋在实施荐举贤能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相关原则和方式，大抵如下：
其一，坚持以礼敦遣的政策。在这方面，朱元璋学习古人的经验——“汤致伊尹，由于三聘；汉征申公，安车束帛”，要求有关部门尽心询访，以礼敦遣，并规定：“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真正做到以礼相待，来去自由。
其二，执行德行至上的选才标准。作为一名睿智警醒的创业帝王，朱元璋疾恶如仇，对奸邪之徒恨入骨髓，因此，他制定出“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荐举政策，多次对臣僚强调“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等观点，同时，他又亲自制定几条直观标准，即“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作为臣僚在选才用人时的依据。
其三，实施考核选才的办法。荐举选才制度实行以后，为避免鱼龙混杂的现象发生，朱元璋采纳监察御史赵仁的建议，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令刑部尚书制定考核办法，以荐举至京的秀才儒生先进行初步考察，量能授职，尔后依其政绩量才擢升，庸怠贪鄙者则一概黜涉。考核内容分为“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四书、人品俊秀、言有条理、晓达治道”等六科，并规定：“六科备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三科以下为下，六科俱无为不堪。”与此同时，先前规定的“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等荐举名目，因为“所荐者多非其人”的缘故，被下令废除。
大凡名士儒生，其所图者无非名分，所争者无非人格，他们或倔强或执拗或顺从，无非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当权者面前争一个立身于天地间的位置，一旦当权者满足这种精神需求，他们往往会感激涕零，生死相报！
由于朱元璋的诚意和大度，加之制度完备，措施得当，许多士人放弃对新王朝的芥蒂与敌意，大量埋没于乡野民间的有用之才或自动出仕，或被荐举出山。按照《明史·选举志》的说法——“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诚然如是，例如鲍恂、余铨、全思诚、张九年等老儒，九十多岁的年纪，一朝荐至，即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光耀门楣，名留后世；儒士王本、杜佑、龚敩、赵民望、吴源等人，荐至京师，即被任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之下百官之上。真可谓：朝为布衣百姓，暮则身蟒腰玉！至于授职中央六部以及各行省、府、州、县的主政官员，终洪武一朝，何止万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时代，乃是那些落寞乡野的儒生秀才们最春风得意的一个时期。
通过荐举征辟来选拔人才出仕，固然是一个办法，然而，现成的旧人才终究有限，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了保证人才对政府机构源源不断的供应，朱元璋决定在荐举人才的同时，兴办教育，自己培养所需的人才，从而把明帝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安定的文治盛世。
概括来说，朱元璋兴办的学校有三类：国学、郡学、社学。明朝的国学始建于至正二十五年（龙凤十一年，1365年），初称国子学，其前身是元朝的集庆路学，校区位于应天（南京）的繁华闹市，规模不大，仅够容一郡学生就学。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曾经先后三次下令增建校舍，可是，由于入校生员不断增加，校舍仍旧不敷使用。于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月，下令将国子学迁址重建于城外鸡鸣山南麓。这个新校址由朱元璋亲自勘定，工部尚书陈恭负责选材鸠工，金吾前卫亲军指挥使谭格负责监督施工，新学校于次年五月峻工，改名为国子监，城内原先的国子学则改为应天府学。
新修的国子监建有讲习用的正堂一所，支堂六所，每堂十五间；有供外国留学生居住的先哲堂十五间；有供生员居住的号房两千间；有供奉孔子的大成殿（文庙）及从祀七十二贤的廊庑；此外，藏书楼、馔堂（食堂）、射圃、仓库、酱酸房、豆腐坊等等，学习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整个学校“延袤十里，灯火相辉”，是当时南京除皇宫之外最大的建筑群落。不仅建筑规模宏大，其在校学生数量也十分庞大，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校生员总数多达八千一百二十四人，为当时世界在校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
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学官。其中，祭酒和司业相当于校长、副校长，“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监丞“掌绳愆厅之事”（负责监管师生纪律）；博士“掌分经讲授，而时其考课”，乃学校主讲教师；助教、学正、学录等“掌六堂之训诲”，乃学校的辅助教师和管理人员。国子监学官的品轶时有更改，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定祭酒为从四品，司业为正六品，博士为从七品，监丞为正八品。
明朝国子监的生员通称监生，分为官生、民生两类。所谓官生，是指皇帝指派分拨的生员，包括品官子弟、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所谓民生，主要是指由地方府州县保送的民间俊秀，分为贡监、举监两类：贡监是从府、州、县学的生员中选派的岁贡生员，举监是保送进入国子监补习的会试下第举人。
洪武初年，国子监的监生以官生为主，民生所占比例不大，堪称贵族学府。由于公侯子弟可以直接袭爵做官，大官子弟可由荫官的途径踏上仕途，普通官僚子弟若非奉旨不能入学，加之接连发生“空印案”、“胡惟庸党案”、“郭桓案”等大案，大批官员及其子弟被杀，官生数量逐年减少，到洪武朝末期，官生所占比例已经微不足道，以洪武三十年（1397年）为例，官生只有三名，而民生却多达一千八百二十六名。如此一来，国子监也就从贵族学府转变成为培养百姓子弟做官的教机构。
国子监主要开设《四书》、《五经》、《说苑》、《大诰》、《大明律令》等功课，除此之外，监生还需学习数学、书法以及武艺骑射。据《南雍志·事纪》记载，朱元璋曾驾临国子监，亲自教导监生道：“古子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勘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乎？”这番话清楚地表达了他兴办国子监这所高等学府的目的。
既然对监生寄于如此高的厚望，皇帝给予的学习条件和生活待遇自是不低，不仅食宿费全免，国子监内还设有养病区，内有房屋百余间，床帐锅灶俱全，配有专职膳夫二十名，为生病的监生提供服务。监生的服装也由国家统一颁发，式样由朱元璋亲自设计：面料为白色绢布，宽袖黑缘，黑绦软巾，统称阑（衣旁加阑）衫，它乃明朝监生和秀才的统一制服。这其中还有个掌故：说是朱元璋设计制作了阑（衣旁加阑）衫后，十分得意，就在后宫试穿，并问马皇后像什么，马皇后审量一番，说像个老官，此事传开之后，人们就把监生称作老官。在对监生的诸多优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允许结婚后的监生携带眷属陪读，朝廷为此设立专门米仓——红板仓，每月给米六斗，作为监生眷属的生活资费。按照《明史·马皇后传》的说法，这个政策的出台乃是出于马皇后的建议。
当然，站在监生的角度而言，促使他们寒窗苦读的动力显然不是生活上的优待，而是仕途的通达。朱元璋时代的国子监生，不仅可以通过科举做官，而且有机会被从国子监直接擢拔进入仕途。由于各种原因，洪武时期官员总是处于缺乏状态，于是，朱元璋便经常直接委任国子监生官职，以洪武十九年（1386年）为例，这年朝廷共选拔一千余名国子监生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终洪武一朝，朝廷直接擢拔出任官职的国子监生保守统计也有数万人之多。诚如《明史·选举志》所言：“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