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使用小明王的龙凤年号时代，朱元璋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势力辖区设置税收机构，对市场上的各种交易征收商税。当时，设在首府应天（南京）的税收机构成名叫宣课司，设在地方府州县的税收机构称为通课司。大明帝国成立之后，首都应天的税收机构维持原称，各府的税收机构改称税课司，各州、县的税收机构改称税课局，继续执行龙凤十年（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十税一”的税率规定。此间，另设立竹木抽分场，对上市交易的竹木及其制品按照一定的比例征收实物充税。
当然，朱元璋的朝廷在收取商税的同时，也担负起了管理市场的职责。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曾诏令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校勘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即经纪人）姓名，平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为了加强对商人的监管，明廷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提前报请官府批准并领取“关券”，方才合法。所谓“关券”，又叫“商引”或“物引”，性质等同于普通“路引”，其上注明该商人随身所携带的金钱、货物以及所欲前往的地方。倘无商引，所有人皆有权力将其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处死，轻则黥面后流放于荒蛮边地。为规范市场，官府严禁商人和牙侩私造斛、斗、秤、尺等度量工具，凡欺行霸市、哄抬物价者，皆要治罪。
朱元璋治国有一个朴素的理念，即欲努力使“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为此，他在严格监管商人、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的商税一直很低，始终维持着龙凤十年“三十税一”的税率，倘有官吏胆敢超额征课，他一概严惩不贷。不仅税率定得较低，而且许多物品的交易不在征税之列，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在敕谕户部大臣时，曾如此骂道：“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命令“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这是除以前所规定的农具、书籍之外的又一批免税物品类系。彰德税课司因征收蔬菜瓜果和农牧六畜之税，被朱元璋严厉惩办，将相关官吏治罪不说，就连该税课司也给撤掉了。还是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采纳吏部的建议，下令裁撤了三百六十四个岁收额米不足五百石的税课司、局，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商人的负担。
在明初商税征收史上，有件事情颇值一提：洪武初年，全国各税课司征税数额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以该司设置首年所征收的税额作为固定标准，若某年不足此额，则令当地商民赔纳补齐。明初著名才子解缙上书朱元璋，对这种固定税额的硬性办法提出异议，建议各处税课“随时多少，从实征收”。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采纳解缙的意见，下令将商税的征收由定额制改为实征制，他特地针对此事晓谕户部大臣：“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概为定额，苟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
为切实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朱元璋的朝廷还规定：官府机构如果在市镇铺行采购物品，“比之民间交易价钱每多一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仗势欺人、压价贱买的现象。此外，朱元璋还要求在各个城镇设立官、私客店，以方便过往商人住宿和生活。不过，商人投宿，必须在店簿上详细登记姓名、人数以及起止日期，以便官府有关部门随时查验。
由于朱元璋所采取的轻税和保护政策，加之战后各行各业的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开始投放市场，因长期战乱而陷入停滞状态的商业经济逐渐复苏并繁荣起来，各地的城市也日益发挥出商品集散中心的功能。比如帝国的首都应天（南京），它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被改称为京师，这座有着建城二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因为长期战乱，到明朝开国初年之际，全城人口包括驻军在内，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二十五万人。经过一段繁荣的商业发展时期以后，加之朱元璋实施的几次徙民入京方略，到洪武朝末期，南京城的常住人口已达八十万人以上。京城之中，各种专业街市分门别类，星罗棋布，商家店铺鳞次栉比。官府在京师的长安街口、通济街西、竹桥北以及江东门内南北街，均开办有客栈，以方便各地客商往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官府还在南京城内建有十六座歌妓酒楼，以“待四方工商贾士大夫”。当然，这些酒楼专供商贾文人娱乐，严格禁止文武官员及舍人出入。总之，洪武末期的南京城，其商业已经十分繁荣和兴旺，真正堪称“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到处皆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
除却首都之外，全国各地的行省首府、交通要冲及物资集散地，如北平、武昌、南昌、福州、杭州、广州、太原、成都、济南、开封、重庆、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嘉兴、湖州、建宁、襄阳、荆州、吉安、临江、德州、济宁、临清、桂林、平阳、泸州等传统城镇，皆已恢复生机，成为繁华一时的工商业城市。
商业政策的成功实施令各地的城市蓬勃兴盛起来，不过，与之配套的一个问题却凸现出来，这就是货币形式问题。原来，早在明朝建国之前的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就命令在南京设置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铜钱，与历代旧币并用，以代替不断贬值的元朝纸钞。帝国成立以后，朝廷在各个行省均设置宝泉局，与宝源局一同铸造“洪武通宝”，流通全国。朝廷为了能够分辨和掌握各省的铸币情况，给出一个规定，令各地所铸铜钱，均须在背面铸标产地，如京师的宝源局所铸铜钱须铸标“京”字，福建行省宝泉局所铸铜钱须铸标“福”字等等，以此类推。但是后来，京师宝源局因某种考量，铸钱不再铸标“京”字，遂造成一个问题：民间误认为这种没有铸标产地的钱是私铸的钱，拒绝使用，这便给“洪武通宝”的继续流通埋下了隐患。加之铜钱价值低、分量重、不便携带以及少数不法分子私自铸钱扰乱金融秩序等问题，于是，朱元璋决定进行货币改革，发行钞币。
这次货币改革从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开始准备，先是朝廷设立宝钞提举司，稽考和研究过往朝代钞币的纸料、印制技术和发行办法，第二年三月，正式启印钞币。新钞币名曰“大明宝钞”，它以桑穰为纸料，纸质呈青色，长一尺，宽六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张幅的钞票。它的周边饰有龙纹花栏，上方横额印有“大明通行宝钞”六字，右旁竖向印有“大明通宝”四字，左旁竖向印有“天下通行”四字，正中绘有钱贯图案，下栏印有“中书省奉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字样，正反两面均盖有大印。
大明宝钞共有六种面额，分别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钞面正中绘有对应的钱贯图案，当时法令规定，一贯可折合白银一两或铜钱一千文，四贯可折合黄金一两，面额相对较大。与此同时，朝廷下令停止铸造铜钱，单一使用钞币。洪武十年（1377年），朝廷考虑到钞币面额较大，不便于百姓使用，遂又下令铸小钱与钞币兼行，并规定百文以下只许使用铜钱。经过十余年的流通实践之后，朱元璋考虑到缺乏小额宝钞，仍旧于民不便，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下令增印发行面额从十文到五十文等五种小额面值的宝钞。
大明宝钞自印行之后，一直是洪武朝流通的主要货币。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六月，工部尚书秦逵建言：“鼓铸铜钱本与宝钞相参行使，不宜停罢，请仍收废铜铸造，以便民用。”朱元璋采纳这个建议，再度正常发行铜钱，并制定每斤生铜铸造铜钱的数量。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因铸钱扰民现象十益严重，朱元璋下诏关闭各行省的宝泉局，只保留京师宝源局这一个铸钱机构。
照理来说，大明宝钞的发行顺应了历史朝流，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应当拥有长久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大明宝钞在发行之初，由于发行量不大，尚能基本与物价保持一定的比例，可是，时间一长，宝钞的发行就渐渐失控，造成通货膨胀现象，又由于钞币的印制不够精致，容易被不法之徒仿造，屡屡出现伪钞，如此一来，大明宝钞的信用日益下降，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时，每贯宝钞只能折钱一百六十文，竟然贬值了百分之八十四！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纷纷抵触使用大明宝钞。
为了保障大明宝钞的正常流通，朱元璋决定停止钞钱并行的货币政策，诏令全国臣民在半月将所有铜钱送到官府更换钞币，然后禁止使用铜钱——“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专一流通宝钞。尽管如此，宝钞仍旧不断贬值，到洪武三十年时，杭州诸郡的行商坐贾索性弃用宝钞，一律以金银定价商品。朱元璋于是年三月再次下诏，“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却收效甚微，钞值照旧日跌。次年，耗尽心力的朱元璋撒手人寰，堪称硬通货的白银日渐取代钞币，成为明帝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洪武时代不甚成功的货币改革就此落下帷幕。
这次货币改革的最终失败，终其原因，主要是决策者们未能真正理解货币发行的经济规律，随意印发钞币以致造成与准备金的比例失衡，这与朱元璋在经济方面知识的欠缺有很大的关系。好在朱元璋成功实施了厚本抑末的基本国策，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农业和手工业蓬勃兴起，商业经济也得以迅速复苏，使得明初社会经济非但没有受到货币改革失败的影响，整个国家反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能做到这些，对一位由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来说，殊为难能可贵！
§§§第三节 兴办教育，广开才路
说到朱元璋，今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一位出身草莽、以辣手治国著称的凶狠皇帝，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国民教育领域所做出的伟大历史功绩。朱元璋平生特别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农桑，一是学校，终其一生都将这二者作为立国之本。关于农桑，前面已作介绍，本节就为大家讲讲朱元璋兴办教育、广开才路这方面的情况。
明朝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一般包括官府举办的官学和民间举办私学两部分。然而，由于执政者认识程度的差异和政局的动荡等因素，官学总是时兴时废，并且，即使是官学兴盛时期，也往往是仅局限于京师，至于地方郡县，多半是民间力量举办的私塾和书院唱主角，用以传承祖先文化，历史驶入朱元璋时代，局面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朝廷将教育作为立国之本，除京师之外，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和军队卫所皆广设学校，甚至地方乡村也置办学校，其全民教育的普及程度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由于出身贫贱，朱元璋从未入学堂读过书，对学校的感情无从谈起，成为明朝开国帝王之后，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国民教育，主要源自对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由衷感悟。
建国之前，他曾对群臣如此评判元朝的治政得失——“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竞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话。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一针见血地指出，元朝是因任贤才而兴、因用奸佞而亡。
登基之后，他仍旧经常以历史教训来诫勉群臣，指出历代王朝的兴废道理。洪武八年（1375年）七月，他曾对身边的侍臣如是说道：“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亦光大矣！”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
就朱元璋而言，纵使心中明白贤才对一个新生帝国如此重要，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他像汉高祖刘邦一样，率领将士攻城略地，于马背上夺取天下，随着中原平定、闽广归附、秦晋荡平……天下之地尽入其手，可是，天下贤人却未尽入其彀。元朝旧政权被推翻，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重建官府、赈济贫困、招抚流亡、恢复生产、征敛赋役……样样都急待新生政权委派官吏去做。有两类人倒是现成的，一是元朝旧官吏，可是，在朱元璋眼中，这类人多是那种贪婪奸邪成性、惯于鱼肉百姓的虎狼之徒，除非万不得已，朱元璋是万万不愿继续使用他们的；另一类是自己军队中的将领，但他们大多是不通文墨的纠纠武夫，征战沙场是其强项，如若让其于公堂之上承流宣化、抚民理讼，则实在是勉为其难。思来想去，最佳的办法就是搜罗起用散落民间的那些贤才儒生。
前面章节讲过，早在元末群雄逐鹿时代，朱元璋就令各路将领在征伐之际注意搜罗和荐举贤才，刘基、宋濂等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搜罗到的杰出人才的代表。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孔子的五十五代嫡孙孔克坚前往应天进见朱元璋，这位世袭衍圣公与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合作，象征着新王朝开始步入文治的轨道。九月，亦即徐达大军攻下大都（北京）不久，朱元璋向天下发布了一道措辞真诚的《求贤诏》，内容如下：
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欤？朝廷之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欤？将在位者壅蔽，使贤者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两月之后，朱元璋又派起居注詹同、魏观，侍御史文原吉等人，携带金银，分行天下，访求贤才。临行之前，朱元璋特地授予他们一些识别人才的方法，说：“天生人材，必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最后告诫道：“人才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卿等慎之！”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两次命令各级官府访求贤良之士，然后礼送京城，以备六部选任官职。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朱元璋再次命令吏部访求天下贤才，他叮咛吏部臣道：“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二君者，岂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于版筑、鼓刀之徒？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有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其殷切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