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应天登基，象征着大明帝国正式建立，然而，当时大明帝国的势力范围仅局限于江南、闽广和中原地区，只有传统华夏中国的大半疆土。中国北疆的辽东地区、吐鲁番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尚未获得统一。
明朝建国以后，朱元璋一方面制定方方面面的政策，致力于恢复战后生产，发展国民经济，积累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积极实施统一国家的战略方针。建国伊始，明帝国的重点战略防御对象是退走漠北的北元政权，在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北伐之后，北元统治者逃遁到大漠更深之处，朱元璋乘机攻略西南边陲，先后消灭了夏国的明氏政权和盘踞云南的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势力，而后兵锋直指辽东，迫降北元的开元王纳哈出，收复了辽东。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征虏大将军蓝玉在捕鱼儿海一举端掉北元政权的老巢，不久，北元灭亡。朱元璋在经历长达二十余年的漫长等待之后，终于实现了统一华夏中国的心愿。
§§§第一节 灭亡夏国明氏政权
洪武初年，明军两次北征，蒙元统治者接连失去北平、开平两座首都，元惠宗的嫡孙买的里八剌、后妃、诸王以及玉玺、玉册都被明军俘获，仅剩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带着数十骑从逃遁大漠更深处，大明帝国北方的边疆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开始把目光转向帝国的西南边陲。
首当其冲的乃是偏安四川的明氏大夏政权。
大夏政权的缔造者明玉珍，前文多有提及。他于1330年生于随县（今湖北随州）梅丘的一个农户家庭，性情刚直，目有重瞳。红巾军起义大爆发之际，他在家乡组织武装结寨自保，被推举为屯长。至正十一年（1351年），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大军攻占荆湖州郡，明玉珍率部归顺，被任命为统兵征虏大元帅，隶属于丞相倪文俊麾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夏，他奉命率水师入川，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底攻破重庆，生擒元朝四川行省左丞哈林秃，解献于徐寿辉，被授予广西两江道宣慰使之职。随后，他击败了由陕西入川大肆烧杀掳掠的大宋西路军将领李武、白不信、李喜喜等人，继尔又逐渐荡平川内元军，俘杀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被徐寿辉升任为陇蜀行省左丞。
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弑徐寿辉自立为大汉皇帝，明玉珍闻报大怒，遂于次年十月自称陇蜀王，并派重兵扼守瞿塘关（今重庆奉节之东），与陈友谅断绝往来。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初一，明玉珍采纳参谋刘桢之言，在重庆称帝，“以系人心”，国号“大夏”，建元“天统”。国家最初仿照周制，设六卿，后又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邹兴为平章，守成都；吴友仁为平章，守保宁；莫仁寿为平章，仍守夔关；邓元亨为平章，守通州；窦英为参政，守播州；荆玉为宣慰，守永宁；商希孟为宣慰，守黔南。内设国子监，外设提举司，开科取士，弃佛、道二教而专奉弥勒教，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一句话，位登大宝的明玉珍崇尚节俭，励精图治，志在驱逐元虏，恢复中原。
虽有鸿鹄之志，无奈天不假其寿。至正二十六年（天统四年，1366年）二月，三十六岁的明玉珍倏忽病逝，年仅十岁的太子明昇即位，其母彭氏垂帘听政，改元“开熙”。由于明昇年幼暗弱，彭氏又是妇人之见，于是政出多门，国事日去。次年，吴友仁入朝辅政，其他大臣不服，相互残杀，国运更加衰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夏国又即将遭到大明帝国的入侵。
客观地说，明氏大夏政权与朱元璋并元积怨，相反，由于有着元朝和陈友谅等共同的敌人，两者关系一度不错，双方保持着友好往来。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眼下朱元璋逐一消灭敌人，建立了大明王朝，凸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两国关系自此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早在洪武元年（1368）明军平定关陕地区之际，夏国君臣震恐，左丞相戴寿对明昇说：“大明天子遣将用兵，所向无敌，以王保保、李思齐强盛如此，尚莫能御，况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计将安出？”平章吴友仁认为：“蜀地非中原比，设有缓急，据险可守，军资又充足，虽勇将强兵，其若我何？为今之计，莫若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明昇虽然年幼，却也不愿轻易断送自家基业，于是采纳吴友仁的意见，遣使继续向朱元璋进贡通好。
朱元璋志在统一全国，自然不会满足于此，而是希望夏国能取消国号，归附于华夏大明帝国的怀抱。为实现这个目标，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朱元璋派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入蜀招谕明昇，由于群臣反对，明昇拒绝投降。杨璟离开重庆后，心有不甘，遂写下一封长信，苦口婆心地为明昇分析形势，劝其认清时务，趁自身尚无过错之际，全身而降。长信送达后，犹如石沉大海，杨璟无功而返。
十二月，杨璟回到京师，向皇帝报告说：“明昇暗弱，将佐皆庸材，昧于远略，喻之再四，终不悟，不如举兵取之。”朱元璋当即否决了这个建议，解释道：“兵之所加，必贵有名，无衅而加兵，仁者不为也。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据，但朕意俟其悔悟来归，则师可不劳，民亦无苦也。姑缓之。”
此事之后，两国仍旧保持往来，洪武三年（1370年）春天，明昇还曾遣使往应天进献香楠木，朱元璋也特地诏赐明昇及其左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等人文绮纱罗。然而，局势在这年五月间陡转而下，原因是徐达的部将金兴旺攻克了夏国的北部门户兴元（今陕西汉中）。夏国君臣闻讯，决定先发制人，以确保国家安全。七月，夏国平章吴友仁，率三万大军北上，争夺兴元；夏国平章莫仁寿率军攻打归州（今湖北秭归）。虽然二者均被明军击败，但却授予朱元璋夏国先行兴兵犯境的口实。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晋陕甘宁地区已经平定，朱元璋在大封功臣之后，决定攻打夏国，平定四川。这次军事行动又是兵分两路：南路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德庆侯廖永忠为右副将军，以及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昇等人率京卫、荆襄舟师，由瞿塘进攻重庆；北路以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以及都督佥事何文辉等人率领的河南、陕西步骑，由秦、陇之地进攻成都。同时，为配合大军西征，令冯胜前往陕西修筑城池，令邓愈赶赴襄阳训练后备兵马，并为前线输送粮饷。
下达出征命令之前，朱元璋亲自祭告天地，并以昔日北宋将领王全斌、崔彦攻入后蜀后烧杀掳掠而激起蜀人反抗的事件为例，告谕诸将严肃军纪、谨慎从事，“以怀降附，无肆杀掠”。诸将辞行之际，朱元璋私下对傅友德面授机宜：“蜀人闻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今陕西宁强北），以拒我师。彼必谓地险而吾兵难至，若出其不意，直捣阶（今甘肃武都）、文（今甘肃文县），门户既隳，则腹心自溃。兵贵神速，但患尔等不勇耳。”
正如朱元璋所料，明昇闻明军将至，果然在瞿塘关布下重兵，先后命令莫仁寿、戴寿、吴友仁、邹兴、飞天张等人前往扼守这一门户。他们用铁索横断于江面，以阻挡明军战船，并在铁索上空架起三座铁索桥，铺以木板，放置炮石、铁铳，使士兵居高临下打击明军的舰队，同时，还在索桥两岸布置大量火炮，用以对付江中来犯敌舰。南路军主帅汤和派荥阳侯杨璟率舟师溯江而上，于闰三月到达矍塘关外的大溪口，在攻打瞿塘关时，明军失利，退还归州。五月，汤和、周德兴、廖永忠等亲率水师大军出归州进攻矍塘关，中途因江水暴涨而屯兵大溪口，拟待江水回落时再行进军。总之，南路军出师不利。
由傅友德、顾时等将率领的北路军则又是一番气象。傅友德受命之后，率部驰至陕西，集合河南、陕西各路人马，然后按照皇帝授予的策略，拉开一副攻打金牛的架势，暗中却分出精兵直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轻易攻下阶州、文州，大军随后进入蜀中，又一鼓作气拿下青川、杲明、江油、龙州、绵州等地，兵锋直指汉州（今四川广汉）。在这期间，傅友德还搞了一个小动作：他令军士制作千余块木牌，上书攻克各州的事宜及日期，投入江中，使其沿江漂流，用以瓦解敌军士气，激励兄弟部队斗志。这一招还真收到效果，“蜀守者见之，为之解体”。夏国左丞相戴寿见形势危急，忙令邹兴、飞天张留守矍塘关，自己则与吴友仁往救汉州。明军在汉州近郊大败戴寿、吴友仁以及从绵州退败而来的夏国知院向大亨，于六月攻克汉州。吴友仁逃往保宁（今四川阆中），戴寿、向大亨退守成都。
坐镇京师的朱元璋一直密切关注着前方战事，他见北路军一路攻城略池，而南路军却毫无建树，心中十分焦虑，于四月期间令永嘉侯朱亮祖为征虏右副将军，率兵前往蜀地助之。五月，他得到北路军攻克龙州的捷报，立即遣使敕谕斥责汤和、廖永忠等人：“傅将军率精锐冒险深入，克阶文、龙诸州郡及青川、果阳、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险，次于平川，蜀人无险可恃，正当水陆并进，使彼首尾受敌，疲于奔命，平蜀之机，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后进师，岂不失机误事？且朕前日所以语尔者，尔独不复记忆乎，何怯之甚也？！”德庆侯廖永忠闻命，立即率所部人马出发，而汤和仍旧迟疑未决，直到发现江中漂来的木牌，才下令进军，伐木开道，改由纸坊溪走山路以趋夔州。
廖永忠抵达瞿塘关，见山峻水急且江面有铁索飞桥横据关口，料舟师无法前进，于是，密令精兵数百人穿着青色蓑衣，扛着小舟，带着干粮、水筒。上岸从草树丛生山崖间绕行到瞿塘关上游，然后再在夜间乘舟而下。廖永忠则将部队分为水陆二路，于深夜五鼓时分，以一军攻其陆寨，一军攻其水寨，攻水寨的将士皆以铁褁头，以火器开路。黎明光景，攻破夏军陆寨，这时，绕道上游的将士也乘小舟顺流到达。三路夹攻，火炮、火铳齐发，夏国守军惊骇莫名，乱作一团。明军趁机焚断横江铁索飞桥，大破夏军。夏将邹兴被火箭射死，同佥蒋达等八十余人被擒，斩首千余级，溺死者无数，飞天张等人逃走，一举攻克夔州，夏国东面的门户就此洞开。翌日，征西将军汤和率军赶到，经商议，由汤和率步骑、廖永忠率舟师，分道而行，约定在重庆会师。
六月中旬，廖永忠的水师抵达重庆以东的铜锣峡，夏国君臣震恐，右丞刘仁等人劝明昇奔走成都。昇母彭氏哭道：“事势如此，纵往成都，不过延命旦夕，何益？”主张尽早投降，以免生灵涂炭。于是，明昇遣使致意廖永忠，表示全城纳款投降。廖永忠以汤和未至之故，推辞不受，直到二十二日，汤和率师到达重庆，两军会师于朝天门外，才令明昇奉表投降。汤和、廖永忠等将领商议后，令指挥万德解送明昇君臣一行赴应天，由皇帝朱元璋亲自发落。二十六日，前来支援的朱亮祖也率部抵达重庆。
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明昇君臣一行被送达京师，中书省及礼部官员建议参考后蜀皇帝孟昶投降的例子，并拟写了一套繁琐的受降礼仪。朱元璋像一年前否决对元惠宗嫡孙买的里八剌采取献俘仪式那样否决了这个意见，他大度地对臣下说：“明昇与孟昶不同。昶专治国政，所为奢纵；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头伏地、上表请罪之礼。”这日，朱元璋接受了明昇及其官属朝见，当场下诏封明昇为归义侯，赐冠带衣服及宅第安置于京师。次年夏天，有人报告说归德侯陈理（陈友谅之子）、归义侯明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朱元璋大度且睿智地表示：“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瞽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下令将二人一并迁置于高丽的耽罗岛，并赐高丽国王王颛纱罗文绮四十八疋，嘱咐对方善待他们。
夏国国主明昇归降，但是蜀地并未完全平定。七月中旬，北路军统帅傅友德率所部大军兵临成都城下，夏国左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等人见大势已去，未作抵抗便举城投降。至八月中旬，除吴友仁据守保宁负隅顽抗外，蜀中其他地区悉被明军攻占。
朱元璋见保宁迟迟无法攻下，心中不爽，遣使责问南路军汤和等人：“为将贵审机而重料敌。古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今全蜀已下，惟吴友仁尚据保宁，偷旦夕之命，乘机而取之，此破竹之势，无不克者。将军徘徊不进，何也？吾付将军以大任，而临事往往逗挠如此，何以总军政、寄国命乎？”汤和接诏，忙令周德兴率部会同傅友德攻打保宁，攻破城池，活捉吴友仁，械送京师问斩。
到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底，南、北两路军经过八个月的征战，四川全部平定。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军事行动，朱元璋对老朋友汤和的懈怠行为始终耿耿于怀，对傅友德的英勇却褒赏有加，这些印象成为他心中无法抹去的一个记忆。
§§§第二节 收复云南
早在秦汉时期，云南便已纳入华夏帝国的版图。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趁中原混乱之机，在此建立大理国。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兵分三路，“革囊渡江”，攻入云南，将其灭亡。元朝建立之后，世祖忽必烈设云南行中书省，封立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前往镇守。忽哥赤死后，其子松山袭封王位，元朝廷改“云南王”为“梁王”。同时，元朝政府为显示自己的仁义，特地设置大理都元帅府，擢拔故大理国王段兴智之子段实为首任总管，协助统治大理。到元朝末期，袭封梁王的是忽哥赤的后裔把匝剌瓦尔密，执掌大理都元帅府的是第九代大理总管段功。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刚刚在重庆称帝的明玉珍发动十一万大军攻伐云南，梁王仓皇出逃，其老巢中庆（今云南昆明）被一度被夏军攻占。后来，在段功的援助之下，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才击退夏军，保住云南。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底，以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父子为首的元朝统治者退走漠北，梁王始终与北元皇帝保持着联系，“执臣节如故”。
朱元璋称帝之后，为实现统一中国的人生目标，曾于洪武二年、三年，两次遣使招谕梁王归顺，均告无功。洪武三年，朱元璋曾遣使同明昇商量假道夏国攻打云南，这个假途灭虢式的要求自然而然地遭到对方的拒绝。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军俘获了梁王派往漠北的使臣苏成，此间夏国已经被灭，朱元璋拟挟灭夏之威，迫降梁王，于是御制诏书一封，令翰林待制王祎随同苏成前往云南。王祎见到梁王后，备陈当前形势，劝其认清时务，尽早“奉版图，归职方”，以免将来生灵涂炭，悔之不及。梁王举棋不定，便长期扣留王祎。次年十二月，北元国主爱猷识理达腊（元惠宗长子）遣使臣脱脱往前云南征集粮饷，在脱脱的劝说之下，梁王将王祎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