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将元朝皇帝赶出大都，建立了大明帝国，可是，元朝的统治并未就此结束。蒙元统治者在撤退到沙漠之后，仍旧挂牌开张，统治着纵横数千里的漠北疆域，在边境陈兵数十万。此外，元朝名将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以及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元朝将领在晋甘陕宁地区仍保留着数十万的军队，辽东地区屯驻着元朝开元王纳哈出的二十万大军以及也先不花、洪保保、高家奴等元军武装，今新疆的天山南北地区则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建立的王国所控制……这一切，对新生的大明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为了清除这个北疆之患，朱元璋在百废未兴的艰难境况下，毅然决定兴兵北伐，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讨伐，北朝的军队终于将蒙元统治者赶到漠北深处，为大明帝国的休养生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第一节 首伐北元
第八章讲过，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半夜三更时分，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带着后妃、太子等皇室人员，出大都（今北京）建德门经居庸关向北方大漠逃遁。八月初二，明朝中书右相国兼征虏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克大都，徐达令参政傅友德、右丞薛显等人率军两度追击元惠宗未果，只好作罢。
读者知道，元朝疆域空前庞大，元惠宗虽被明军逐出大都，然而他并没有彻底失国，只是失去对中原的统治权而已，大漠辽阔的草原是其祖先辉煌事业的发祥地，也是他重新恢复中原统治的希望所在。因此，出塞之后妥欢帖木儿没有选择直接逃回旧都和林，而是奔向距中原相对较近的上都开平，以图卷土重来。
开平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境内，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即位之地，曾一度作为蒙元王朝的国都，元中统四年（1263年）六月，忽必烈下诏将开平改称上都。元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迁都到大都（北京），改上都为陪都，作为王朝夏日避暑的行宫。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关铎、潘诚、冯长舅等人率领的红巾军，攻破上都，烧杀抢掠七天而去。
目睹凄凉荒夷的故都，回想这些年来自己家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故，荒淫昏庸的元惠宗蓦然惊醒，痛定思痛，决心励精图治，恢复中原。在残破的宫阙中，妥欢帖木儿召会群臣，共商“恢复之计”，他诏封中书省右丞相也速为梁王；改封远在晋陕甘宁前线的原河南王王保保为齐王，不久之后又让他接替也速的中书省右丞相之职，用以收买其心。因中书省左丞相失列门刚刚病逝，任命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继任这一职务，另任命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元惠宗煞费苦心地重新构建了政权体系，继续沿用元朝国号，史料称之为北元。
北元政权机构草草恢复之后，元惠宗即令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率军驻守红罗山（今辽宁锦州市境内），令中书右丞也速驻守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此外，加上盘踞在晋陕甘宁地区的王保保等将领，如此一来，东自辽东，西迄西域，元军几股势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漫长的防线，共同拱卫位居中央的上都开平。元惠宗希望藉此保全北方疆域，再寻机南下，恢复江山。
朱元璋在京师应天接到捷报，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次驾临开封，亲自部署前线地区的作战和防御事宜：命令常遇春、傅友德、冯胜、汤和、杨璟等人，按照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年）十月十七日所制定的“既克其都，鼓行而西”的战略方针，作为先头部队西取晋甘陕地区；下诏改大都为北平府，设置六个卫所，共计三万军队，令都督孙兴祖、佥事华云龙负责戍守；令徐达、薛显等人暂时留守北平，等这个新攻克的北方根据地巩固之后再率军西进，与常遇春等人会师。
按照皇帝的部署，常遇春、傅友德于九月初率所部军队自北平出发，沿途攻克保定、中山（今河北定州）、真定等城池。十月上旬，朱元璋返回应天，驻防开封的征虏右副将军冯胜与解运粮草到达开封的御史大夫汤和，率所部军队已攻占了泽州、潞州（今山西长治）等地，与常遇春、傅友德部形成对山西的两路夹击之势。到了十一月，北平根据地逐渐巩固，徐达、薛显兵发北平，与河北真定与常遇春、傅友德部会师，兵锋直指山西。
早在八月上旬，元惠宗于北逃途中，曾遣使诏令屯驻太原的王保保出兵夺回上都。保保接诏后，率军出雁门关，准备由保安州（今河北涿鹿）经居庸关龚击北平。
明军获知这一情报，部分将领主张往援北平，大将军徐达则认为：北平有孙兴祖、华云龙三万军队据守，短期内足以拒敌。应当趁太原空虚之际，一举捣毁王保保的老巢，使其进退失据；倘若王保保回救太原，则又是疲于奔命，进退失利。对诸将厘清形势之后，徐达即命大军经井陉、平定，向太原进发。
果不出徐达所言，王保保行至保安，接到明军大举进攻太原的报告，急忙回军太原。由于明军已将太原团团围定，王保保无法进城，只得在城外扎营，压着明军布阵，气势甚锐。眼见敌人立足未稳，常遇春向徐达建议说：“我骑兵虽集而步兵未至，未可与战，莫若遣精兵夜袭其营，其众可乱，主将可缚也。”
恰好此时，王保保的部将豁鼻马悄悄派心腹前来约降，请为内应。于是，徐达采纳常遇春的建议，令郭英率精骑乘夜袭营，常遇春率军继后，豁鼻马于城内接应，时间定在十二月初一日。
这天晚上，王保保坐在中军大帐，在两名童子的侍伴下秉烛读书，忽闻军中鼓噪喧哗。王保保情知不妙，匆忙间只来得及穿上一只鞋，转出帐后，跨上一匹骣马，带着十八名卫兵向大同方向逃去。次日，徐达在太原城西郊外举行受降仪式，豁鼻马父子以四万军队归降，太原落入明军之手。徐达乘胜分兵攻略山西未下州县，令常遇春率轻骑追击王保保。
常遇春率师来到大同，王保保与大同守将竹贞各自逃遁：王保保走忻州，竹贞奔河东。再追至忻州，王保保又逃往甘肃，常遇春在此解救了先前被王保保扣留的使臣汪河，然后回师太原。稍后，山西各州县被陆续平定。
山西既定，按原定战略，明军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攻略甘、陕、宁等地。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朱元璋写了一道洋洋洒洒的敕书，遣使至太原勉励和晓喻诸将，大意是说，朕与诸位取得今天的成功，实乃上天眷佑的结果——“尔之功天授，尔之生亦天也”，天道昭然，要敬畏上天，不骄不躁，留芳名于后世，朕与国家将记住你们的功劳！诏令御史大夫汤和与平章杨璟均为征虏偏将军，并把诸将之间的职务关系厘定清楚，“今定右副将军冯宗异（即冯胜）居遇春之下，偏将军汤和居宗异之下，偏将军杨璟居和之下”，令他们“协力同心，剪除余虏”。
徐达接到敕书，派千户刘通海前往陕州、潼，向其守将都督同知康茂才、都督佥事郭兴等人传达皇帝的旨意，并告诫他们：“陕州、潼关，三秦门户，二将军扼而守之。李思齐、张思道（即张良弼）如穴中鼠耳，可坐而制；若其来寇，慎勿与争锋。盖军旅多虞，胜负难必，但厉兵积粮，严为守备，俟大军至日，当戮力取之。”
二月，徐达令常遇春、冯胜等人率先头部队进军陕西。三月，徐达亲统大军经栎阳（今潼关以北）、鹿台（今西安以北）抵达奉元（今西安）。当初，元朝陕西行省平章李思齐屯驻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飞驻守关中，张良弼、孔兴、脱列伯、金牌张、龙济民等将驻守鹿台，共同拱卫奉元。获悉徐达大军入关，张良弼等将提前三日弃城退守庆阳。
徐达占领鹿台后，令郭兴率轻骑直捣奉元，自己亲统大军殿后。陕西行省平章哈麻图、平章歪头及西台治书侍御史王武等人见势不妙，弃城而走。逃亡途中，哈麻图为民所杀，歪头、王五走投无路之际投降明军，被斩首示众。奉元城内的父老开城迎降，徐达兵临城下，令左丞周凯入城抚谕百姓。次日，徐达整师入城，奏请朱元璋后，改奉元路为西安府，任命夏德润为知府，并开仓赈济关中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奉元失陷之后，元朝西台御史桑哥失里退守关家洞，遭到明军的围攻，穷途末路之际，桑哥失里誓死不屈，携妻子投崖殉国。
北伐军在西安略作休整之后，徐达令都督耿炳文镇守西安，自己亲统大军移师凤翔。李思齐弃城而走，率所部十余万人马退守临洮。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初，明军进驻凤翔之后，徐达召集诸将商量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众人都认为张良弼的军事才能不如李思齐，主张先由豳州（今陕西彬县）攻打庆阳，然后再从陇西攻打临洮。徐达力排众议，分析说，庆阳城险而兵悍，急切之间难以攻克；而临洮西通蕃夷，北临黄河、湟水，若将其攻克，其人足以备战斗，其土地所产足以供军储；如今，我以大军进逼临洮，李思齐不是西走胡地，就是束手就降；一旦攻克临洮，其他州县则不难攻破。诸将赞同这个观点，于是，徐达令汤和戍守营垒辎重，令金兴旺、余思明镇守凤翔，自己亲统大军准备经陇州（今陕西陇县）攻打临洮。
大军出发之际，军中接到皇帝要求副将军常遇春率部进赴北平的命令。原来，早在二月时分，已经喘过气来的元惠宗见徐达率明军主力转攻晋陕甘宁，北平守备空虚，觉得有机可乘，便令中书右丞相也速率万余骑兵南下，攻袭北平。元军扎营于通州白河北岸，当时，北平守兵单寡，通州城中亦不满千人。通州守将平章曹良臣认为元军乃“屡挫之兵，可以计破”，遂巧布疑阵，密令在每条艘战船上各插红旗三面，沿河绵延十余里，并让将士击鼓之声壮威。也速不知虚实，惊骇之余，拔营而走。曹良臣却令骑兵渡河追击，一直把元军赶到蓟州以北，才收兵而还。元军南下的情报传到京师，朱元璋运筹帷幄，决定对元惠宗釜底抽薪，遂令常遇春回师北平，另派外甥李文忠为偏将军，令他们会师北平，攻打上都开平。
五月，北元中书右丞相也速再次率军入寇，常遇春、李文忠等采取朱元璋事先制定的围魏救赵的战略，率骑兵一万、步兵八万，自北平出发，直取开平。沿途先后在锦川击败元将江文清，在全宁击败也速，在大兴州击败并俘虏元将脱火赤，于六月初三攻克开平。元惠宗提前北奔，明军追击数百里，俘杀了元朝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人，另外还俘获元军万余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蓟北一举平定。
常遇春、李文忠大获全胜，班师南下。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七日，大军行至柳河川（今河北宣化北部），常遇春突然暴病身亡，事前没有任何先兆。朱元璋闻报十分感伤，在迎接常遇春的灵柩时，他亲笔写下祭文致祭，追述其一生所建立的卓越功勋，称其是自己的“长城之将”， 哀叹“将军在时，朕实所倚；将军既往，将谁与谋？”言辞极悲恸。
常遇春自至正十五年（1355年）四月追随朱元璋以来，在长达十五年的征伐生涯中，他身经百役，忠勇善战，深为朱元璋倚重，是战功仅次于徐达的开国元勋。诚如朱元璋所言，常遇春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协助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而生。将军戎马一生，刚俟大明帝国建立，便猝然离去，享年仅四十岁。常遇春曾于翦灭张士诚之际被封为鄂国公，死后，他又被朱元璋追封为开平忠武王。
此时，正值徐达围困庆阳久攻不克之际，朱元璋诏令李文忠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立即率兵西进，会同徐达共克庆阳。行至太原，闻报元军攻打大同正急。原来，元惠宗自上都开平逃到了应昌的屯盖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复遣人驰令脱列伯、孔兴以重兵进攻大同，以图在西部打开局面。李
文忠当即与左丞赵庸等诸将商议，说我们受皇帝重托领兵在外，凡事有利于国者，可以独断专行。现今大同形势危急，若坐等皇帝命令，岂不丧失时机？诸将表示赞同。于是，遂挥师从代州（今山西代县）出雁门关，在马邑（故治在今山西朔州境内）大败元军骑兵，擒其平章刘帖木。未几，又在白杨门附近大破其主力部队，生擒脱列伯，俘获降卒万余人以及无数马匹、辎重。孔兴逃到绥德，部将将其擒杀首级前来请功。脱伯列、孔兴的败亡，对元惠宗的打击甚大，自此“无复南向矣”。
常遇春、李文忠率领的大军情况大抵如此。下面接着来讲徐达率领的这路大军。
四月，常遇春北上之后，徐达率军一路西进，轻易拿下陇州、秦州等地，在攻克巩昌之后，徐达遂分出两路人马：一路由右副将军冯胜率领，攻打临洮；一路由都督副使顾时、湖广参政戴德率领，攻打兰州。
早在李思齐屯兵凤翔之际，大明皇帝朱元璋就曾亲笔写信，从方方面面分析了李思齐面临的处境，劝其投降。信写得有理有节，十分精彩，此处录下，以飨读者：
前者，遣使通问，至今未还。岂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欤，抑元使适至，足下不能隐而杀之欤？若然，亦事势之常，大丈夫当磊磊落落，岂以小嫌介意哉！夫坚甲利兵，深沟高垒，必欲极力抗我军，不知竟欲何为？
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众地险而从之，虽有张思道专尚诈力，孔兴等自为保守，扩廓帖木儿以兵出没其间，然皆非劲敌。足下当时不能图秦自王，已失此机。今中原全为我有，向与足下相为犄角者，皆披靡窜伏。足下以孤军相持，徒伤物命，终无所益，厚德者岂为是哉？
朕知足下不守凤翔，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从，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据其地不足以为资，失其势适足以自殒，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从之众以胡地荒凉，或不乐居，其心叵测，一旦变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
诚能以信相许，去夷就华，当以汉待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
李思齐接到此信后，颇费踌躇，已有降意。加之此间，思齐的义子赵琦及其麾下亲信竭力劝他走奔西域吐蕃，这便是他弃凤翔而奔临洮的主要原因。没曾想到在抵达临洮之后，赵琦等人竟然私自窃取宝货妇女避匿于荒山野谷深处，李思齐愈发感到势穷力蹙。及至冯胜率军兵临城下，李思齐只得顺应时势，开城请降。同一天，顾时、戴德也攻克了兰州。
李思齐投降是件大事，冯胜遣人飞奔应天向朱元璋报捷。稍后，徐达又派指挥曹崇将李思齐送至京师，由皇帝亲自发落。朱元璋授予李思齐江西行省左丞之职，以示器重。此间，赵琦因无法适应荒山野谷的艰苦生活，自发出来向明军投降。考虑到北伐战线越来越长，眼下正处用人之际，于是，徐达便命令指挥韦正为主将，率降将赵琦、司马来兴、朵儿只吉等人镇守临洮；同时，命令指挥韩温率部驻守兰州。
明太祖朱元璋接到前线传来的捷报之后，立即遣使告谕徐达：“将军提师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齐又纳降矣。但未知庆阳、宁夏攻取如何？张思道（张良弼）兄弟多谲诈，若其来降，宜审处之，勿堕其计也，军中之事，尤宜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