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说祀制。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祭祀活动，所谓“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先民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古代先民一样，都是有神论者。中国古代先民的宇宙观是：“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与神耳”，认为神、鬼与人共同组成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昊天上帝（即皇祗、皇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他统领地祗（即后土）和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湖海诸神以及厉鬼（即无祀鬼神）主宰世间的一切。祭祀神祇，便可使“上帝皇祗悦赐”，然后才能“天下安和，生民康泰”。
前文讲过，朱元璋虽然不迷信哪一门具体的宗教，但是，由于自己的传奇经历，他骨子里真诚相信宇宙中确实存在着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灵，认为“生（灵）既多，非主莫驭，天生君而为民立命”。既然自己是受皇天上帝委派而来为民立命的人间君主，那么，以祭祀的方式向皇天以及诸神沟通和感恩便是理所当然之举。因此，登基伊始，朱元璋便令中书省派员到各府州县调查统计应祀之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君、忠臣烈士等，编辑成祀典，令各地有关部门按“岁时致祭”。
与此同时，为了使神冥界的等级体系对应于人间的“君主——诸臣——庶民”这一等级体系，朱元璋令相关儒臣重修近代传承的祀典，将太乙、天皇、六天、五帝等远古礼典中所无的神祇从祀典中革除；另外，后世王朝给诸神所加的各种封号，被朱元璋认为“渎礼不经”，也被下令革除，而以本名称呼其神。如此，厘正之后的祀典将诸神、鬼作了细致的等级划分，大抵是皇天上帝统辖诸神，而诸神再统辖众鬼，形成一种“皇天——诸神——众鬼”的等级体系，与世间等级体系完全对应。
为保证祭祀礼仪的庄严，朱元璋还在京师兴建了神乐观，下设提点和知观，专事培训和管理乐舞生（即祭祀礼仪的演职人员），“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前一节中已对此作过讲解，这里不再累述。
在新编修的祀典中，明确划分了官民祭祀神祇的范围：规定皇天后土二神祇只有帝王才能祭祀；庶民百姓只许“祭先祖，岁除祀灶，乡村春秋祈土谷之神，凡有灾患祷于祖先。”文武官员赴任时，须到任职之地的城外斋宿三日，第四日清晨由当地父老引导入城，遍谒诸祠，祭祀神祇，然后入职；等九年任职届满，仍须在父老的陪同下到诸祠向神祇致祭辞别。另外，民间禁止巫觋、祷经、扶鸾、咒水、书符等方术，也不许塑画天神地祗。
上述祭祀制度的实施，在朱元璋看来，既向皇天诸神表达了敬畏、感恩之心，又禁止了“师邪巫术”的蔓延，以致“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患”。顺便提一下，在丧葬方面，朱元璋采纳监察御史高原侃的建议，于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由中书省礼部发布《官民丧服之制》，规定丧葬期间禁止元朝以来形成的“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殽厚薄”的流俗恶习，禁止实行尸体火化这一“胡俗”；另外，大概是缘于自己当年无力掩埋双亲的悲苦情结，朱元璋还诏令各地官府在民间设立义冢，收埋那些贫苦无地的死者。
接下来说说乐制。所谓“乐”，指的就是音乐。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礼”与“乐”是并称同行的，之所以如此，乃是人们发现乐音具有一种天然的和谐性，它可以抒发人们内心的真实感情，陶冶情操，培育道德情愫，故《荀子·儒效》曰：“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
朱元璋是一个善于从过往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的人，像许多君王一样，他高度重视乐对人心的潜移默化作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在奉天门晓谕群臣说：“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治化醇一。”通过这番话，读者可以想见乐治在朱元璋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认识是行动的前提，既然朱元璋对乐治的重要性有如此认识，那么，他对乐治的致力建设也就顺理成章。吴元年（1367年）六月，朱元璋在设置礼局的同时，也一并设置了乐局，征召精通音律之人研究制定乐制。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有一个原则，即杜绝淫词艳曲！洪武四年（1371年），在礼部尚书陶凯制作完成《宴享九奏乐章》呈上之际，朱元璋有感而发地对侍臣说：“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亵之乐，悉屏去之。”他把元朝的灭亡失国归咎于废弃中华古乐（雅乐），因此，崭新的大明王朝恢复中华雅乐，既是情理之事，又是当务之急。
明朝开国，不仅猛将如云，而且大儒如雨，陶凯、朱升、冷廉、宋濂、乐韶凤、詹同等等，这些大儒们为雅乐的制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乐制这件事上，朱元璋这位勤勉的君王仍旧是亲自操刀上阵，亲自创作了《方丘东章》、《圜丘乐章》、《合祭社稷乐章》、《合祭无地乐章》以及《先圣三皇历代帝王乐章》等乐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整个乐制的制定过程中，朱元璋多次告诫这些儒臣们要弃绝谀词颂歌，全部乐章始终坚持贯彻“和而正”的原则，以期收到“协天地自然之气”的效果。这种胸襟见识，对比历史上那些热衷于谀词颂歌的愚蠢君王，让人倍生钦佩之情。
最后来讲“定尊卑、辨贵贱、明等威”等具体礼仪。明初的“官员礼”和历代差不多，也是以品秩高下来区分尊卑。比如官员的骑乘规定，大抵是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官员的随从数量规定，大抵是封公者十人，封侯者八人，封伯者六人，三品以上者六人，六品至四品者四人，九品至七品者二人。官员之间相见，大抵是：品秩相近者，彼此东西对立行礼即可，不过，须尊者在东，卑者在西；品秩超过二、三等者，卑者在下行礼，尊者在上受礼；品秩超过四等以上者，卑者在下拜见，尊者坐着受拜，言事则跪着报告……总之，官员之间“凡揖拜、序立、行走、回避”都“禁然各有仪节”。
除了“官员礼”之外，服饰、房舍、饮食、器用等都有严格细琐的规定。比如服饰，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朱元璋对元朝统治者人为造成的这种流俗极其厌恶，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登基伊始，便诏令全国臣民“复衣冠如唐制”，规定“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这道诏令发出时，北伐大军才刚刚出发，中原地区还在元惠宗的统治之中，它实际上也是对《讨蒙元檄》中所提出的“复汉官之威仪”口号的一种具体落实。
随着大明帝国政权的逐渐巩固，服饰礼仪制度也日渐细致和完备，官僚贵族和庶民百姓之间有明确的区分规定。
明朝官员的冠服分为朝服、公服和赏服三种，朝服是在皇帝颁诏、官员进表以及节日庆典等场合穿戴，公服是在早晚朝奏、侍班、谢恩等场合穿戴，常服是在各自办公视事及居家时穿戴。又比如饮酒器具，洪武年间，朝廷规定公侯及一、二品官员的酒注及酒盏可用金器，其余器具用银器；三品至五品官员的酒注用银器，酒盏可用金器；六品至九品官员的酒注和酒盏用银器，其余器具用瓷器或漆器。
对于庶民，洪武三年的礼制规定，只许戴四方平定巾，着杂色盘领衣，衣料以麻、棉、绸、绢等材料纺织，不得使用金绣、锦绣、绫罗，靴不得裁制花样，不得以金线装饰；首饰只能以银制作，不得用金玉珠翠打就。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补充规定，农民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则只能穿绢和布。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违禁现象屡有发生，礼部又下令禁止庶人穿靴，只有北方严寒地区“许用牛皮直缝靴”。至于酒具，庶民的酒盏最多只用银器，酒注用锡器，其余酒器一概只能用瓷器和漆器。
朱元璋的厉害之处，还在于他把礼治教化一直普及到乡野民间，而不仅仅局限于官僚统治阶级内部，其办法就是在全国各地推行“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礼，是根据《周礼》及唐宋之制改造而成的一种礼治仪式，其办法是：各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由本地最高行政首脑、学官率有威望的士大夫在本地儒学举行，仪式开始后，由司正举酒致辞：“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读毕饮酒，然后唱读由刑部所编的《申明戒谕书》等律令。整个仪式颇为繁杂，这里就不再一一讲解。
民间里社，则以百家为一会，由粮长或里长主持，于每年春秋季节社祭会饮完毕之后举行，其仪式规则大抵与官府之例相同，略为区别的是，民间以年岁和品德论尊卑，规定“百家内除乞丐外，其余但系老年者，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富，必序齿下坐，不许僭越，违者以违制论。其有过犯之人，虽年长财富，须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供饮酒毕，同退”。明初朝廷多次强调，尊重年高有德者，歧视奸邪作恶者，在乡饮酒礼上，凡“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徙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中门之内，执壶供事……善恶不许混淆”。
除了在酒席上以座次的方式区分尊卑、明荣辱之外，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朝廷令各地兴建“申明亭”，其作用除了张贴朝廷政府的法令文告之外，“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当然，申明亭内同时也张贴百姓的好人好事及官员的善政著闻。总之，它是明初时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一个资讯窗口。
“以礼化民”的统治方式还表现在对通俗文艺的利用上。朱元璋出身于平民家庭，有着丰富的社会底层生活经验，深知通俗文艺对民风民俗的影响，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与张士诚大战之际，他便令前来投奔的儒士熊鼎、朱梦炎等人以“直辞解说”的通俗方式，纂修教化公卿贵族子弟明辨忠良奸恶的《公子书》和指导士农工商熟悉业务的《务农·技艺·商贾书》。明朝开国，江山姓朱，他更是鼓励儒生们积极创作宣扬儒家伦理道德、敬天尊神、劝人行孝为善之类题材的通俗文艺作品。不过，他有个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当时的著名戏曲家高明，他创作了一部宣扬三从四德、忠孝双全等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琵琶记》，颇受朱元璋的赞赏，特地下诏号召儒生们向他学习。
经过上述诸办法的实施，全国各地涌现出一股规模空前的教化浪潮，风民气象焕然一新。眼看着国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时任翰林待制的儒臣王祎某次在朱元璋训谕江南富民之后，由衷地称颂皇帝说：“自古帝王皆兼君、师之任。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而不知为教。今陛下训谕之，不啻严师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诚所谓兼治教之道矣。”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来看，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