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洪武大帝朱元璋向来有“制度皇帝”之誉。的确，朱元璋在肇建大明帝国之后，他认真汲取历代王朝存亡兴废的经验教训，虚心征询幕僚臣属的意见，像一位严谨细致的工程师那样去精心设计和构建自己心目中的帝国大厦。
朱元璋登基之后，从大明王朝国都的择定，到国家政权体系的规划确定，再到各种法律法令、规章制度的创立制定，无不悉心研究，亲力亲为。他所创立设定的政权架构、法规律令，标新立异，面面俱到，不仅有效地服务了洪武一朝，而且还对后世五百余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在定都问题上的折腾
通过对前文的阅读，大多数读者都了解应天（今江苏南京）是朱元璋称帝之前的政权基地，也是洪武、建文两朝的国都，然而，却少有人知道朱元璋曾经多次打算放弃应天，将国都另设他处。
应天本是老牌古都，历史上曾有许多王朝在此建都。早在渡江之前，冯国用、李善长以及后来的布衣儒生叶兑等人，都建议朱元璋将应天作为根据地，继尔攻略天下，以图帝业。长期以来，朱元璋也正是按照这个建议去做的，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攻入应天，到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他在应天呆了整整十二年。照理说，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并且，那些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籍将领，他们因为怀恋乡土的缘故，也对把都城定在挨近家乡应天的做法感到满意。
然而，一些心怀天下、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谋士儒生，却提出不同的意见，理由是：都城的择立，必须统筹兼顾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及地理条件，应天南枕钟山，北临长江，虎踞龙蟠，形势险要，并且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经济条件优越。可是，应天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从军事角度来讲，当时蒙元势力尚存，应天离北方前线太远，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格局，不利于朝廷调遣军队、部署战事。另外，历史上曾在应天建都的东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朝，皆“所历年数不久”，国运短促。这一点，也是朱元璋所不满意之处。
洪武元年（1368年）春天，徐达率领的北伐军攻取了山东、河南，一些谋士儒生“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上定都”。朱元璋一是为了就近部署前线战事，顺便也是为了考察这个传说中的古都汴梁是否可以作为大明王朝的都城。五月，他驾临汴梁，下诏将汴梁路改为开封府。考察之后，朱元璋一方面认为开封地处国之中心，“四方朝贡，道里次适，父老之言，乃合朕志”；可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城市周边无险可据，乃是“四面受敌之地”。几经商议，朱元璋决定效法古代的一些王朝，实行二京制度，便于八月初一下诏，将应天作为南京，开封作为北京，皇帝在二京之间往来巡狩。
令朱元璋没想到的是，形势的发展比先前预计的更好：就在诏书颁布的次日，北伐军攻克大都，元惠宗北逃。八月下旬，朱元璋再次驾临开封，亲自部置北伐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并对开封作第二次考察。没过多久，陕西又被平定。这个时候，全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开封是否还适合建都呢？朱元璋召集群臣商议。
当时的情况是：元惠宗逃亡到上都，政权仍在，史称北元；甘肃、山西等地被王保保、李思齐等人控制，整个辽东地区也都依旧是元朝的势力范围。鉴于这种形势，臣僚们仍旧主张在江北地区建都，提出的方案颇多，“或言关中（即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或言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
朱元璋审时度势，觉得群臣们“所言皆善，惟时不同耳”，即这些意见皆有道理，但不适宜当前的形势。原因在于：长安、洛阳虽然有诸多建都优势，但因为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战争，人民稀少，物资匮乏，供给劳役都要依靠江南，长途辗转，十分不便；大都虽有元朝旧宫可以利用，但若定都，仍需耗费人力物力修建，加之大都远离朱元璋的江淮故乡，而他又“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思来想去，总觉得在此定都性价比不高。
几经踌躇，朱元璋提出以应天为国都、另外再在他的家乡临濠建造一座陪都的方案，以弥补应天距离中原较远，难以控制北方的不足。这个方案得到包括李善长在内的一大批淮西籍臣僚的拥护，于是，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下诏按照“京师之制”在临濠兴建都城，取名中都。
诏书颁布之后，朝廷特地在临濠成立行工部，专事负责指挥新都城的相关营建工作。后来李善长、汤和、吴良以及工部尚书薛祥等人陆续致仕还乡，朱元璋便令他们负责督工。经过将近六年的营建，中都的宫阙陆续完工，整个都城参照汴梁及大都的格局，城正中央是宫城，宫城由城垣环绕，分设四门，前为午门，后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垣四角分设角楼，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宫城之外是禁垣，也设有四座城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南为承天门，北为北安门，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以及太庙、社稷坛等都在这道禁垣之内。禁垣之外乃是百姓的居住区及街市，仍然由城墙环绕，这就是中都城。
整个中都城的建造，一改朱元璋崇尚节俭的做法，所有建筑材料皆取自全国各地名材，其建筑规模比北京故宫要大许多。眼看中都峻工在即，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改临濠府为中立府；次年八月，又将中立府改名为凤阳府——“以在凤凰山之阳，故名”，下辖十二个州和二十四个县，版图大得惊人。由于连年战乱，此间的凤阳人烟稀少，朝廷便下令从全国各地迁徙三十万人民入籍凤阳，进行战后的恢复和建设。
中都的营建虽是皇帝的主意并得到众多淮西籍大臣的拥护，但仍遭到一些大臣们的反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胡子祺和刘基等人。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刘基曾专程为此事上书道：“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朱元璋没把刘基的话当作一回事。当年三月，刘基告老还乡，临别之际，再次提出劝谏：“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朱元璋仍旧置之罔闻，直到后来发生一件事情之后，他才彻底改变看法。
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初，中都峻工在即，朱元璋兴冲冲地驾临中都“验功赏劳”，未曾想却遇到一件令他败兴透顶的事情——一些工匠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暗自施以“厌镇法”。
所谓“厌镇法”，就是工匠在施工中将厌镇器物或图符置于相关建筑中，以数理之法暗示该建筑主人的吉凶祸福。朱元璋为了营建中都，从各地近来大量民夫，仅工部所辖工匠就有九万余人，此外，还有大量军人及罪犯。这些夫役连年劳作，困苦不堪，以待遇最好的军人为例，《明太祖实录》称他们“盛暑重劳，饮食失节，董其役者督之太急，使病无所养，多以疫使”，且“死无所归”。至于普通工匠、民夫和罪犯，其处境可想而知。于是，便有工匠以厌镇法来发泄对这项无休止的徭役的不满。
朱元璋闻奏，自然十分震怒，他下令将所有嫌疑工匠尽数斩杀，死者成千上万。这件事情对朱元璋心灵的触动很大，且不说当年元朝政府因“开河”事件而引起的十数万民夫大起义；单是在他朱元璋治下也曾出现过官逼民反的事件：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四月，因为扩建应天都城，徐达令江南各府烧砖修城，三万多农民在钱鹤皋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攻破松江，斩杀知府荀玉珍……这些事件都历历在目。再联想到自己出身贫苦，素以百姓的救星自诩，然而，建国仅仅数年，因为繁重的徭役竟然将百姓逼迫到几欲造反的地步！想到这些，朱元璋也着实感到自责和惭愧，为此，他特地祭告天地，向皇天后土如此请罪：“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此间，朱元璋已有废弃中都之意。
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底，朱元璋闷闷不乐地回到应天，又得到刘基已于本月去世的报告。朱元璋在心情沉痛之余，想起刘基临别之际反对在凤阳建都的建议，不由得静下心来认真梳理和反思这件事情的利弊得失。事情一经梳理，问题便暴露出来，比如，凤阳中都动工以后，武定侯郭英役使士兵和工匠为自己建造私宅，韩国公李善长向汤和借三百名士兵修缮自家宅第，江夏侯周德兴亦“恃帝故人，营第宅逾制”……
把这些看似普通的事件往深处去分析，一个可怕的担忧便袭上朱元璋的心头：早先，朝中大臣便有拉帮结派的苗头，如若建都凤阳，这些淮西勋臣势必会利用故乡盘根错节的宗族、姻亲以及乡里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淮西帮的势力，倘若任其发展，势必会对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忆昔营建凤阳中都的初衷，不过是“圣心思念帝乡”的缘故，然而，倘若因此而动摇了国本，那可真正是得不偿失！再加之凤阳中都宫殿已被工匠们施以“厌镇法”这个阴影，朱元璋于是决定抛弃乡土观念，放弃迁都中都的计划。四月二十九日，他下诏“罢中都役作”，同时命令中书省对“凡工匠有死亡者，皆给以棺，送至其家，复其役三年”，并赐予一定数目的钞币，以示抚慰。
早在中都工程罢建之前，朱元璋曾于洪武六年（1373年）下诏对应天都城城墙进行扩建。此次新建城垣“周九十六里”，以花岗岩砌筑墙基，城墙部分砖包土筑，砖与砖之间灌以桐油、糯米浆及石灰汁的等调合物，十分坚固。洪武八年（1375年）九月，朱元璋又下诏改建皇宫，这次他汲取了凤阳中都的教训，整个改建工程“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除此之外，“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之事，游观之乐”绝不为之。这项改建工程到洪武十年（1377年）十月才全部完工，次年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应天为京师，同时废除开封“北京”的称号。
凤阳中都作为国家都城的用途被废止了，但惯于精打细算的朱元璋不会让那些业已完工的建筑闲置，他把它作为诸位皇子的养成基地。这个皇子养成基地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技能培训两个部分。终洪武一朝，先后有包括太子朱标在内的十余位皇子，前往凤阳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朱元璋的目的在于让皇子们“以知鞍马之勤劳”、“衣食之艰难”、“风俗之美恶”以及“吾创业之不易”等等。凤阳的独山前面辟有一块“广三里”的演武场，朱元璋令年纪稍长的皇子先在这里操练三年五载，等他们通晓军事知识、掌握军事技能之后，再各自就藩。另外，拜谒和祭祀皇陵（主要是指朱元璋的父母之墓）也是皇子们的当然之举，这方面朱元璋有硬性规定，即所谓“诸王之国，皆令诣皇陵而后行”，其目的是让皇子们忆苦思甜，不要数典忘祖。
凤阳中都被废之后，它的又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国家元老勋臣们的养老基地。凤阳是龙兴之地，淮西籍功臣众多，这些人在外乡转战半生，骨子里都有落叶归根的强烈愿望。朱元璋将计就计，鼓励他们在凤阳建造府第养老。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洪武一朝，先后在凤阳中都造府第的公侯就有：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袭其父常遇春爵位）、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等七公，以及颍川侯傅友德、德庆侯廖永忠、江夏侯周德兴、淮安侯华云龙、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长兴侯耿炳文、巩昌侯郭兴、武定侯郭英、六安侯王志、平凉侯费聚、荥阳侯郑遇春、靖海侯吴祯、江陵侯吴良、南雄侯赵庸、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营阳侯杨璟、豫章侯胡美、蕲春侯康铎（康茂才）、河南侯陆聚、东平侯韩政、宣宁侯曹良臣、宜春侯黄彬、汝南侯梅思祖、西平侯沐英、凤翔侯张龙、全宁侯孙恪（孙兴祖之子）、怀远侯曹兴、永平侯谢成、航海侯张赫、崇山侯李新等三十四侯。一时间，凤阳帝乡竟至呈现出“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的盛况。
对于上述公侯，朱元璋对其每人赐予一百二十名奴军作其侍卫队，起先称作奴军，后来，又将每支卫队“设百户一人，统率其军以卫护之，给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复赐铁册”，变成了所谓的“铁册军”。这些自耕自食的铁册军除了表面上做着负责侍卫公侯的工作，实质上还兼有“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之职责。朱元璋通过这种手段，将那些追随他出生入死打开下的功臣们严密地监视起来。
此外，凤阳中都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囚禁犯罪的皇室宗亲。比如，前文提到过的朱元璋亲侄朱文正，他犯罪之后，就曾经被囚禁在这里护守皇陵，后来，他因再思叛逃，被朱元璋鞭笞而死。
朱文正的儿子叫朱守谦，其父死后，他由马皇后亲自抚育成人，于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靖江王，六年之后就藩临桂，照理来说朱元璋待其十分恩厚。但是，这个年轻人“阴贼险狠，不谨宪度，狎比小人，肆为淫虐，国人苦之”。朱元璋闻报，将其召回应天责训一番之后，复令就国。回到封国之后，朱守谦“复肆怨望，作诗讥刺”，朱元璋大怒，将其废为庶人，押解到凤阳劳动改造——“使居凤阳力田，冀其知稼穑艰难而思所以保富贵也”。囚禁七年之后，朱元璋觉得朱守谦应当已经改造过来，念及亡兄的份上，恢复了他的王爵，令其就藩云南。没想到朱守谦是位扶不起的阿斗，到了云南之后，他“复奢纵淫佚，掠杀不辜，黩于货财，豪夺暴敛，号令苛急，军民怨咨”，朱元璋闻报后，再次将其押解到凤阳改造。谁都不会想到，二次劳改的朱守谦却“横恣自如，强取牧马，暴扰一乡”。所谓“自作孽，不得活”，仁至义尽的朱元璋下令将这位从孙押回京师，鞭打一顿之后囚禁起来，最后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死去。自太祖开创这些先例之后，凤阳中都作为皇室宗亲罪犯的劳改基地，一直伴随着整个大明王朝。
以大兴土木而始的凤阳中都，就这样虎头蛇尾的在历史上悄然谢幕。朱元璋虽然迫于时势改变了在凤阳建都的决定，但是，他对都城应天一直不甚满意。原因除了应天距北方前线太远之外，当年营建大内宫殿时，听从刘基建议，填燕雀湖为地，使得宫城出现南高北低的格局，影响风水，令朱元璋深以为憾。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元璋再起迁都之意，他特地派太子朱标前往巡视关、洛形势。三个月之后，太子回到京师，他虽然带回了迁都长安的建议，却莫名其妙地一病不起。次年四月，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万分悲痛，精神深受打击。他在本年度《祭光禄寺灶神文》中颇为无奈地写道：“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至此，一贯精力过人的朱元璋也开始服老，终于彻底放弃迁都的打算。
§§§第二节 重构政权体系
朱元璋在应天皇袍加身，开创一代王朝，这种惊天业绩固然大慰其平生。然而，新朝开基，百废待兴，需要新皇帝朱元璋决策的事件可谓千头万绪，纷繁芜杂。其中之一，就是需要尽快重新构建全国的政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