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方面，徐达、常遇春、刘基、李善长等等，他们都远远不及。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发兵攻打张士诚，常遇春等建议直捣张士诚的老巢平江（今江苏苏州），认为一旦攻下平江，其余诸郡可不战而下。而朱元璋则认为应当先攻打湖州、杭州，等翦削掉这两个肘翼之后，再进攻平江。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决策是正确的：西吴军队在攻占湖州、杭州之后，于当年十一月进围平江，在孤城一座的情况下，张士诚硬是坚持到次年九月，直至城破人亡。试想，倘若当初西吴军直捣平江，湖州、杭州等州郡的守将与张士诚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如此，后果则殊难预料。
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向属下征询北阀中原的意见，刘基、常遇春等人均建议乘新灭张士诚之余威，长驱中原，直捣元都，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荡平北方。朱元璋则又提出了恰恰相反的方案，主张先攻下山东、河南、潼关等广大地区，占据其门户，断绝其外援，然后攻打元大都。事实再次证实了朱元璋决策的英明：元军地方势力被各个击破，眼见孤城难守，元惠宗无奈之际弃都北逃。值得一提的是，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仍有许多大臣请求惠宗“固守以待援兵”，如若采纳刘基等人的建议，明军悬师深入，势必深陷于坚城之下，届时，元朝各地的勤王援兵蜂涌而来，而明军进不得战，退无所据，粮草不继，军心浮动，结果将不堪设想！
这是佐证朱元璋战略远见的两个典型案例，类似案例还有很多，此间不再一一列举。正因为如此，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徐达等将士向慰劳他们的皇帝朱元璋叩头谢恩时，说道：“臣等起自田野，风云际会，追随上位左右。每次征战，都是奉了上位的成算，用兵次第，如以掌运指，待战事胜利结束，竟至不差毫分。这是天赐上位的圣智，非臣等所及。”这番话虽有恭维奉承的味道，但讲的都是事实，基本上表达的是这些将士们的真实心声。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了解朱元璋履历的人，也都会发自内心地承认和信服他那卓越的战略远见和严谨的战术规划。
才略方面除了战略远见之外，还有权术和手段。所谓权术，指的是运用权力的手腕，说白了就是御人之道。国学经典《尹文子·大道下》中，曾有如此评价——“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尽管人人都知道权术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性，可是，要想精深理解和熟练运用权术，却殊为不易！它几乎没有诀窍，而是源自某个人的天性。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位生而具有玩弄权术天性的人。笔者经过细致研究，将其权术手段提炼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深藏不露，韬光养晦。朱元璋精于此道，这是他玩弄权术的最主要的特征。
举一个案例：至正十五年（龙凤元年，1355年）四月，朱元璋这支军队接受宋政权小明王的封号，但因为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被封为都元帅，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被封为右副元帅，而这支队伍的实际领导人朱元璋却被封为左副元帅。最初，朱元璋本能地不大情愿，可是，转念一想，觉得眼下自己羽翼未丰，“林儿势盛可倚藉”，有棵大树靠靠也不错，便忍气吞声地答应下来。后来，张天祐、郭天叙死在了敌人的手中，郭天爵因谋叛被朱元璋杀死，他完全控制了这支队伍，局面也越来越好，手下的文臣武将多次劝他自立门户，他审时度势，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没有必要慕虚名而招实祸，因此，一直躲在宋政权的荫影下闷声发展，即使称了吴王也还照旧打着宋政权的招牌，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底，自己完全坐大之后，才设法巧妙地解决了小明王，从幕后走向前台。
再举一个案例：在群雄对峙期间，朱元璋担心腹背受敌，于是主动与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通好，两次遣使向对方献媚，并表示愿意归顺元王朝。等到察罕帖木儿突然遇刺身亡后，朱元璋以为背方威胁业已解除，便毫无顾忌地公然斩杀了元朝的钦差使者马合谋、张琏等人，以此方式宣布跟元朝势不两立。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接替察罕帖木儿兵权的王保保，其勇略才干丝毫不逊于其父察罕，无奈之余，他只得再次隐忍，主动派使者前往通好王保保。直到彻底解除江南的威胁之后，他才展露出本来的面目，遣兵北伐，与包括王保保在内的元将兵戎相见。
这两个案例，都是朱元璋藏不露、惯于韬光养晦的具体表现，尤其是第一个案例——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一隐忍就是十余年，中途抵御了无数次诱惑，这种耐心和意志殊不多见。
其二，赏罚分明，树威立尊。为主御人者，其第一要务莫过于树威立尊，而树威立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赏罚分明。在这方面，朱元璋又是高手，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处置胡三舍违反酒禁命令以及朱文正谋反事件。
胡三舍是胡大海的儿子，他违反禁令私自酿酒经营获利，朱元璋获报，下令斩首。当时胡大海正以主将身份在浙东前线带兵打仗，都事王恺提醒朱元璋朱元璋要慎重。没料到朱元璋听后怒不可遏，吼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亲自抽刀手刃了胡三舍！朱文正是朱元璋的亲侄儿，是他亡兄的独苗，受寡嫂的托付，这孩子自朱元璋起兵不久，即跟随叔叔四处作战，屡立奇功，尤其是洪都保卫战，朱文正以区区万余兵马，竟然牵制陈友谅六十万大军长达数月。这份功劳，对于朱元璋的帝王之路而言，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打败陈友谅之后，朱文正因为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而对叔叔心生不满，准备叛逃到张士诚那里去。朱元璋获悉后，竟然一顿鞭子将朱文正活活鞭死！
这两个案例，第一个是特殊的时势背景，第二个是特殊的人物关系，朱元璋均毫不徇情，竟然以非常极端的手段将二人正法！这两个事件对其部属的心理所造成的冲击和震撼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朱元璋树威立尊的手段也殊不寻常。
其三，以情感人，收买人心。由于杀伐过多且手段残酷，朱元璋留给时人和历史的多是一副威严和残暴的印象，然而，他也有以情动人的时候。至正十六年（龙凤二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在三打集庆时攻破陈兆先的大营，陈兆先被俘，其部众三万六千余人投降，为了从骨子里降伏这支庞大的投降队伍，他从中挑选五百名精壮士兵作为自己的侍卫兵替换原来的亲信，然后解甲酣睡，以示信任。这支投降队伍的将士见朱元璋如此信任他们，皆感激涕零，以效死力，陈兆先本人也成为朱元璋麾下的一员干将，屡立战功。再有，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期间，双方都有被俘士兵，陈友谅杀俘泄愤，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将伤者治好后送返，并且亲自祭奠陈友谅阵亡的兄弟叔侄，此举令敌军将士感恩戴德，起到了瓦解对方军心的良好效果。
其四，假装糊涂，秋后算账。这也是朱元璋惯用的一种手段，以张昶事件为例：当初，朱元璋以调包之计替换下元朝钦差——户部尚书张昶，将其留为己用。张昶迫于形势，只得为朱元璋效力，但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对朱元璋“外示诚款，内怀阴计”，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并“多陈厉民之术”——即劝朱元璋对百姓要狠，欲让他失去民心，总之，总是阴着给朱元璋使绊子。朱元璋对张昶的这些阴计洞若观火，但是为了利用张昶给自己做事，他假装糊涂，于是，“国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并且，“凡军府事，为昶裁定者十七”。后来，张昶私下以书信交通元惠宗，朱元璋察觉以后，旧账和新账一起算，将其凌迟处死，并捣碎尸骨投入江中。这是朱元璋假装糊涂、秋后算账的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