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黄河流域原大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以邃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
2．该流域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衍，无冈峦崎岖起伏，无湾琦仮离旋折，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故能形成一种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中庸爱平和为天性。
3．以地形平衍且规则正故，其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故其文化绝不含神秘性与希伯来埃及异，居其地者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渺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
4．天惠比较的丰厚，不必费极大之劳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顺应之即已得安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又以第2项所言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故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又以爱乐天然顺应天然之故，故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5．此一区域中，别无第二个文化系，而本部(即第一部)地势毗连不可分割，故随民族势力之发展，文化亦愈益扩大，结成单一性的基础。
6．以第2项理由故，中庸性质特别发展，唯其好中庸，万事不肯为主我极端的偏执，有弘纳众流之量，故可以容受无数复杂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唯因周遭之野蛮或末开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实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而此性格亦愈显著。
7．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雅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磨砺相滋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
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与此相关的地理、文化的分析比较，实际上明确并回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其不可毁灭的深厚的历史、地理根源，而由同样的根源上生出的却是传统文化的单讽与保守性，因此并有了文明衰退、经济落后的中国近代。
所谓“李约瑟之谜”，其实梁启超早已作出回答了。
梁启超还论及中国“大一统”主义的产生，其原因也是“文化起源起自黄河流域，次及长江流域，此两流域平原毗连，殆无复天然境界可以析划，与欧陆形势极异。我民族以此地为枢核，则所谓‘大一统’主义自然发生。故幅员虽大于欧陆，而欧陆以分立为原则，以统一为例外，吾土正反是”。
在“大一统”之下，“致地方自治不能发达”。梁启超曾力倡“联省自治”，在保全主权、统一版图的前提下，联省独立、自治，类似于古希腊的小城邦，以期竞争和促进，并遏制军阀势力。这是梁启超的又一个破灭的梦想，但他终于从中国的相连于地理环境的历史演进中找到了答案：“地势既不适于分立，又难于发育自治，其势自然超于中枢专制。”
原来，“大～统”与“中枢专制”是一块光洋的正反面。
梁启超在撰写本文的1923年时，已经看到了科技必将改变人类生活的趋势，他说：
在所举地理影响于历史者，崖略可视矣--然此类地理之权威，近代既日以锐减，例如海运及国境上之铁路既通，则连山大漠不足为对外交通之障……工商业渐渐发展，则重心趋于都市，而自治之可能性愈大，诸如此类，今日皆有异于古所云。
然而，梁启超也明确指出：历史、地理铸就的民族心理，是很难改变的--特前此影响之留迹于心理者，其蜕变非旦夕间事也。
70多年后，梁启超所说的“留迹于心理者”，在中国仍比比皆是；而且从地理环境而言，“山脉与河流皆自西而东”，这是无法改变的，水土流失使中国分分秒秒都在大出血，边远的贫困地区贫困依旧，地理制约历史之后必会制约现实，否则伺来历史呢？
注视着梁启超学术成就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杨度。
曾经是好友，曾经不避风险当梁启超还是清政府通缉要犯的时候，便上折请赦保荐的杨度，后来却因为袁世凯称帝，梁杨反目，直到杨度被通缉。其时筹安会在国中几乎人人皆日可杀，护国归来再造共和的梁启超得知杨度逃匿天津后，便告诉相关人士：“不要惊动他。”
“抓不抓呢？”
“一介书生，抓他干什么？”
“不是通缉了吗？”
“你通缉不到不就得了？”
“明白，明白。”
杨度便读佛学，写偈语，有时还设坛讲经，自号虎禅师。与同时拥袁称帝的夏寿田过从甚密，老友相见，却总是免不了要说起梁任公。
夏寿田：“梁任公也退守书斋了。”
杨度：“凭任公一支笔，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
夏寿田：“清华有小友给了我一份任公谈黄河流域的讲稿，论史及地，气势、眼光确实非常人所能有。”
杨度：“任公乃通才，人言其博而非精，谬也！他的史论是最能显示其精深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在他笔下都是活的，推论周密、演进有序，读的人能看见历史在一定的地势下展开、回旋、冲突，此非精耶？至于相关的语言文字、风俗民俗、宗教礼仪等等，乃是博为精之辅，博也广大，精也广大。”
夏寿田：“确实。任公也有浅疏的文字，大抵是为宣传用的。”
杨度：“为政治所害也。然而倘无政治欲念，梁任公也不会有如此眼界和阅历，弄不好也就是广东新会的一个教书先生。”
夏寿田：“任公一弄政治便败北。”
杨度：“不！打赢了我一次。”
两人大笑。
杨度：“中国的史学、中国人治史，如梁任公这样重民族、重时空、重察古而知今者，鲜见其人也：梁任公之后会有一批人，loo年之内，史学界只能以梁任公为老祖宗。”
夏寿田：“开路之人乎？”
杨度：“于历史的大暗中开了一扇天窗，有阳光和星月。”
夏寿田：“兄与任公交情之深，似可见见面，尽释前嫌的。”
杨度：“多少人尽在思念中。政潮伏波烟消云散之后，留下的也就是人，可交之人或不可交之人，如是如是。不过，与任公再见却不必，总是为袁项城做皇帝，打得太凶了。”
夏寿田：“不就是笔仗吗？’”
杨度：“我与任公是笔仗，护国之役的缘起，我难推其咎，南北开仗生灵涂炭，我之罪也。或可说，与梁任公之私嫌大不足道，而以家国论之，则我愧疚无颜。”
夏寿田：“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啊！”
杨度：“落伍之人自不必再往前挤。不过昨夜得一梦，却使我感叹至天明，你道梦见了谁？”
夏寿田：“梁任公？”
杨度：“袁项城。还是原先的仪态，执手杖，踽踽独行，却不像在三海之中，也不是河南洹上景象，山要高峻得多，树则奇形怪状，其枝干倒插于地，根须四散冲天而起。”
夏寿田：“可作本末倒置解，还是皇帝做不得。”
杨度：“项城先问：‘皙子。别来可好？’我一时语塞，项城继而说，‘我知道你受苦了。”
夏寿田：“倒是不忘旧情。”
杨度：“我在梦中却又清醒着，自言自语道何来此梦？不料袁项城却点化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梦与非梦，都是虚空，虎禅师意下如何？”’
夏寿田：“这袁项城居然还知道你念佛？”
杨度：“岂只如此，项城还说他对不起三个人，一是梁任公二是章太炎三是杨皙子，说是泉下枯坐，待相会之日客当谢罪。”
夏寿田：“此乃兄心造之影也，对项城还有所思，兄说呢？”
杨度：“当然，人老了。梦也凄凉了。”稍顿，杨度又说，“一切的喧嚣一切的不公平，待到最后都会死寂，得大公平。”
1922年《申报》上梁启超著《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发表，同时代人中无不惊叹梁启超的笔下雄风依旧，对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50年间，亦即同光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作了十分精辟的叙述。时人论曰：“或可说梁任公登高一呼妙笔生花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梁任公的‘史笔’落下，却仍有惊雷之响。盖其才气学识过人，且愈发平静、老到之故也！”
事关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可谓头绪繁多莫衷一是。梁启超却只是以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递进的方面，有层次地概括近代中国的变化过程，其中糅合了他的亲身经历，贯串了他的敏锐洞察，如今读来仍是光彩照人：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50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州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因为那时读书的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
梁启超用浅显的文字，把50年间“器物上感觉不足”所引起的洋务运动，写得准确而生动。中国人要向外国学习的艰难也跃然纸上，因为那时就连“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也还没有，制造局译出的那几本书便是天下无二的“珍品”了。
能不能说，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这样开始探求的呢？它从一开始就有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了！它是由器物开始的，文化滞后，思想更谈不上。
我们一直在做着没有人的现代化的现代化之梦。
梁启超由第一期的器物谈到了制度：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
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
“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
这一段文字告诉读者，变法维新曾经是一股潮流，失败之后唯一留下的便是废科举、开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可以说是变法维新的仅剩的果实。以后的中国史，却无论怎样也离不开北京大学及别的学校了，往国外派留学生也是这一时期开始的，不懂外国文字的历史从此结束。
梁启超还指出，第二期经过的时间比较长，从甲午海战到民国六七年间，约20年。“政治界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这20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其实不然，因而有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梁启超还写道，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梁启超说的“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新青年中当有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并自谦地认为自己也在落后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