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崛起，使思想文化界陈独秀时代的到来已经渐显端倪，而梁启超正如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写的那样，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只是潜心著述，从讲台到书桌，文章仍如潮水一般涌来，并且爱护着后来者。
笔者无法一一列举梁启超的作品，诸如先秦思想，佛学研究等等，都是集中子梁启超的智慧和胆识的精华，它们将不朽于中国的文化史，是毫无疑义的。
梁启超推崇先秦，在他看来，先秦是漫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最重要的一段，也是他倾注了热情为之歌颂的一个时期。春秋以前，中国学术文化开始孕育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百花齐放，万水奔流，达到“全盛”。
梁启超说：
以思想家的资格创造思想，唯先秦诸哲独擅其能。
梁启超甚至认为：
若研究过去的政治思想，仅拿先秦做研究范围，也就够了。
研究先秦思想史，梁启超的殚精竭虑，可从下面的著作目录上窥见一斑：《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孔子》、《读孟子界说》、《庄子天下篇释义》、《苟子评诸子汇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等数十种论著，还对包括司马迁、班固在内的秦汉学者作了评介。《先秦政治思想史》即是一部资料丰厚，目光远大，从整体上再现着先秦诸子风采的代表作。
粱启超在《序论》中说：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发展途径，如前文已谈到的由中国的地理制约的历史，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发展之路，既有异于希伯来、印度的“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而“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倡”；至于“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亦微微不足道”。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在全人类文化中“占一位置”呢？梁启超说：
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此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持此。
梁启超又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文人好谈政治，实在是有根子的，而且这根子又长又远：“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论先秦就离不开先秦的政治思想，先秦诸子谈人生、谈学问、谈人世、谈出世，其实都是谈政治，儒、墨、道、法四家概莫能外。
梁启超称这四家为先秦“政治思想四大潮流”，是这一时期的“思想之主干”，并为这四大潮流作了画龙点睛的诠释：
道家：信自然力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自由理想之上，极力排斥干涉，结果谓并政府而不必要，吾之名曰“无治主义”。
儒家：谓社会由人类同情心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欲建设伦理的政治，以各人分内的互让及协作，使同情心于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发展，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吾名之日“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
墨家：其注重同情心与儒家同，唯不认远近差等，其意欲使人人各撤去自身的立脚点，同归于一超越的最高主宰者(天)。其政治论建设于绝对的平等理想之上，而自由则绝不承认，结果成为教会政治，吾名之日：“新天治主义。”
法家：其思想以“唯物观”为出发点，常注意当时此地之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之神圣。其政治论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而不容主治者以心为高下。人民唯以法律容许之范围内，得自由与平等。吾名之日“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结论部分，梁启超感叹道：“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摭拾欧美学说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动则‘诬其祖’日‘昔人之无闻知’。”
梁启超自然是不排斥学习西方的，但作为本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学问家之一，他最知道中国古代先哲的“精深博大”，而今天的人在汇集人类文化的全部精粹以为我用时，也必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
这是不可能让先人“代吾侪解决”的，只有“当时此地之人类善为自谋”，为此，梁启超提出了两个直到20世纪行将结束却仍然有着实际意义的问题--
“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梁启超说，人类有别于禽兽，在其有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又“不能离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物质的发展、人对物质的追求很容易陷入无度，所以“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
物质生活怎样才能与精神生活相适应呢？
梁启超说：“太丰妨焉，太缺亦妨焉。应使人人皆为不丰不缺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
梁启超又说：“物质生活不过为维持精神生活之一种手段，决不能以占人生问题之主位。”梁启超并且预见到“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他所希望的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状态之下，如何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缺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
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之外，梁启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梁启超说：“据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规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他还同时指出，“毫无所疑墨法两家之主张以机械的整齐使个人同治，一炉同铸一型，结果使个性尽被社会性吞灭，此吾侪所断本能赞同者也。”
“一炉同铸一型”的社会是要不得的，社会对个性的影响却不能小视，尤其进入近代以后，古代社会的“简而小”已成为“复而庞”，改造也难，建设也难。而“在恶社会之下，则良的个性殆，不能以自存”。
梁启超的理想是：
如何能使此日扩日复之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势并进而时时实现，此又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梁启超不可能开出一张万全万有的社会政治的药方来，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则毫无疑问是超越了当时的，超越了阶级的，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
梁启超对中国的未来，既满怀着希望--那是基于文化的层面；又忧心忡忡--那是因为现实的纷乱。梁启超在文末借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的“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者有之”叹道：吾终身之忧何时已耶？吾先圣哲伟大之心力，其或终有以启吾愤而发吾悱也。
梁启超是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思想界最轰轰烈烈的一位，却又有多少人看见了他贯穿其毕生的内心忧患？
他生于忧患。
他还将死于忧患。
读梁启超的人，如果读出了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因着忧患产生的紧迫感也给梁启超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他总是在急着赶路，急着写作，急着读书，如先秦研究，对殷墟甲骨文，梁启超便忽略了不少，这个题目如由梁启超做，本来是可以让殷墟生气盎然的。
梁启超沉浸于巨大而深邃的历史时，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评论家，而且还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家。
窥测梁启超的苦心，为历史论，梳理千百年的经纬万端，为彰显先哲思想文化之圣明而不致为现世的繁杂淹没；为人物传，则是要让活的历史通过人物而有动作，在理想之中更含一种可亲可敬可悲可叹的形象。可以说，梁启超惊人才智的一个部分是融化在历史中的。
梁启超所著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影响较大的有《谭嗣同传》、《康广仁传》、《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王荆公》、《管予传》等等。
所有这些传记，都是由梁启超精心选择题材，并使人物在特殊的非常时刻的’环境中展开，不求全、不是编年史的，以一生中最有影响的时间段作叙述和评：判。根本目的都在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苦难暗夜中的中国人民、尤其是求索中的年轻人，燃出几堆亮火，多少有一点光明的希望，自然希望也往往带着苦涩。
《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梁启超详记了张骞与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人民的交往，以及班超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世代相传的“凿通西域”之盛举，活跃在梁启超笔下：
汉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与汉不两盛，而皆以西域为重……
论者或以功归于卫青、霍去病、窦先诸入，而不知其赖张、班之谋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黄族之威，震于域外者，以汉为最，而博望始之，定远成之。二杰者实我民族帝国主义绝好模范之人格也。
梁启超讴歌张骞、班超，也为他们可惜没有继续西进以达地中海，如是则中国与西洋文明的沟通，不知会提前多少年！
梁启超最为感叹的，是张骞、班超的冒险进取精神，没有能得到后人的发扬和继承，一个不再冒险不敢进取的民族，便只能安以闭关自守，其民族精神的江河日下，其物力心力的日渐衰败，便是必然的了。
梁启超为郑和作传的意义及重要性，也许超过他所有别的人物传记。
1905年，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在《郑和传》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直到2l世纪仍然是中国人觉得新鲜的话题：我们认识海洋吗？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始于陆地终于海洋的悲壮史实？
我们或可借用今天的语言说，近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的海洋意识已经敢为天下先了。
前文写到过，梁启超在探求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时，曾有论断说，中国文化的起始是“平原文化”，沿革之后则是“大陆文化”，这一种文化之所以没有引导近代中国走向强盛，是因为它的单调和保守性，换言之，是因为没有海洋文化的冲击与调和。
梁启超认为，海洋文化是大陆文化的高层次发展，中国人不重视海洋，不敢到海上去与别国抗争，相反禁海400多年，隔断了大风大浪，一个走不到海上去的民族怎么能强大呢？
况且，我们并不是没有先驱者。
郑和下西洋较哥伦布发现美洲早60多年，比维嘉达哥马抵达印度早70多年。不同的只是在西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之哥伦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量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梁启超的此种分析已经触及问题的本质了，我们有陆上“凿通”西域的张骞，有海上远航的郑和，有世界发明最早的火药、印刷、指南针等等，却为什么在以后的岁月里，沦为任人欺凌，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一个缩头缩脑的民族呢？
即以航海论，当时明成祖的目的何在？史料记载，明成祖是害怕建文帝逃到海外，便扬帆出访以斩草除根，而明里的宣传则是为了恩加海外。梁启超说：
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之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迹适应于此希望而止……呜呼，此我族之所以为人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