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治学，广博丰厚，时有新论，其涉及范围之广、其情感的浓烈、其常常化身其问的责任感，当世之下无人可比。后来人或有继承梁启超的，在他一生以文字构造的学海中探幽，是涛声扑面目不暇接之概：也有不以梁启超为然的，把丰厚说成浅薄，以其“多变”而否定他光照千古的学术成就。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苛求了，近乎无知无识。
编辑《饮冰室合集》的林志钧在序文中说：
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
是观而已。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
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
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
林志钧确是知梁启超者。
梁启超毕生的学术成就涉及到关乎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但无论文学、哲学、佛学、教育学、政治学、财经学、新闻学、图书馆学，均以史为经脉，如梁启超所言，平生好学，以史为甚。
从埋头着的典籍、稿笺中站起来，在书房里踱几步，抿一口茶抽一支烟为小息时，梁启超常常自言自语：历史是活的。
但，他也会叹息，自觉人生紧迫，要读的书要写的文章却太多太多。
梁启超从来不曾想过，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只是抓紧着做学问。从他告别官场到一病不起，不过短短的10年，这10年间，讲台与书桌是他长相厮守之处，也曾有过政治的冲动，甚至想组织第三党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但终于也只是想想而已。
就是这生命最后的10年，粱启超达到了学术成就最辉煌的巅峰，灿烂在20世纪，并且会随时光之箭走向21世纪。
我们当然还应该看到，在10年之前的20多年中，梁启超沉浮政坛，献身民主立宪，为之服务的大量论著，剔除了应景的、趋时的一部分，也是他后来走向学术巅峰的基石，有的也同样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启蒙的不朽名篇，如《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等。
1920年，蒋方震请梁启超写序。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思潮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处，便大加发挥，洋洋洒洒5万言，蒋方震大呼：“任公，这哪是序，是一部专论！”于是便有了梁启超用一周时间夜以继日写成盛名久负而不衰的《清代学术概论》，使先睹为快的张东荪、张君劢目瞪口呆，只是问：“任公，你怎么写出来的？”
梁启超累了，闭上眼睛慢慢答道：“早想写的，一直闷在心里。”
言毕，又加一句：“总算有时间了。”
本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学问家都明白，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地位，是历史演进中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不可不论，不能不论，而且应是高论，妙论，能传诸后世之论。
形象地说，清代的学术思想走到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同时又蕴含着未来社会的新的因素。
概而言之，它是破坏的，也是创造的；它是旧的，也是新的；它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它是残酷的，也是温情的。
张东荪治哲学，对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立论特别有兴趣，赞叹道：“任公，你以‘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定义为‘清代思潮’，实在是高远之思神来之笔。”
梁启超：“一个时代走到末期，所谓础润月晕总有先兆，破宋明理学是以‘复古’为其职志，动机与内容，相类欧洲的文艺复兴。”
张东荪：“看来人类思想文化之演进，所循者以反动求进步，以复古求解放耳。”
梁启超：“然。清200余年之学史，实为四步，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张东荪：“后人对乃师康有为及兄之学术地位，或有困惑。”
梁启超：“今文学运动之中心，非南海康有为莫属。何谓中心？乃可影响四面通达八方固守营垒之首领者。后起之中，为今文学派猛烈宣传者，新会梁启超也。”
张东荪既为梁启超的才情，也为梁启超的胸怀感叹不绝！
梁启超却正色道：“我是有生性弱点的。”
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有一章节专门袒露心胸，甚多自责，也明言了与南海康有为的种种道不同处。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在日本“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康有为“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问函札数万言”。总．是顾及到师门之谊吧？“启超持论稍变矣”，可是梁启超于内心却又不得太平，“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说了这一段心路历程后，梁启超自我解剖道：“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但，康梁在学术思想上的分途．．却终是无可避免的。当康有为在海外力倡保教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当时“国中附和不乏”，而梁启超却不以为然，并“屡起而驳之”：
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
学界光明，源于思想自由，梁启超的这个定论，着实让“定国教”的康有为不好反驳了，只能拍桌子大骂“妖言惑众”！
梁启超进而论道：
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
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
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
动辄禁止，国中有诺诺之官，无谔谔之士，思想闭塞，言路断绝，结果又如何呢？梁启超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
皆自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
攫：如群妇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状仰何可怜……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
生之结果也。
梁启超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痼疾不除，云何解放？
’
又为什么痼疾难除呢？中国人总是能找到当时当世一切的人类新思想之源泉必出于中国者，“吾先哲所尝行也”，或“吾先哲所尝治也”。此种痼疾，到20世纪行将结束，不是至今依然吗？
梁启超对此自谓“深恶而痛绝”，他说：
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松杉之老干，而沾沾自鸣
得意；吾诚爱桃李也，唯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松杉淆其名实者。
《清代学术概论》脱稿，读过的朋友无不叫好。梁启超是日家宴，座上宾客有夏穗卿、张君劢、张东荪等。
梁启超稍稍饮了点酒，心情格外好，谈及离开政坛便初获学术成果时，还告诉老友已写或正写的几个题目，《佛典之翻译》、《说华严经》、《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以及先秦诸子的《老子哲学》、《孑L子》、《老墨以后学派概观》、《论孟子稿》等。
夏穗卿已经很久不见了，梁启超总是那么忙，却从来不曾忘记过这个落魄潦倒的老朋友，只要得空便到夏穗卿处坐一坐，喝一杯酒，请教一番佛学。
酒精正在吞噬夏穗卿的生命，但，倘若没有酒，夏穗卿说：“我即刻就会死。”梁启超为一个才情横溢的老友伤心、担心已非一日了。
夏穗卿只是饮酒，端酒杯的右手有些颤动。晃着杯中的酒，眼看要泼出来时，夏穗卿便一饮而尽了，“好酒！好酒！”
粱启超既不想让夏穗卿扫兴，又想让他少喝一杯便道：“穗卿兄，你说说佛经如何？”
夏穗卿：“我早说过《楞严经》是假的，对吗？唯法相宗才是真佛学。”
梁启超：“是，在贾家胡同的小屋里。”
’
夏穗卿：“这世界充斥假的，连佛经都有假的了。任公，你是真的。”
梁启超感激地看着老友，眼圈有些发涩：“我知道自己，在思想界，破坏力不少，而建设则甚少。清末思想界粗疏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夏穗卿：“否。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心，任公算一个。”夏穗卿指指张东荪：“尔等却只能算半个。”夏穗卿又问张东荪：“任公这部书到底好在哪里？你说不出，且听我说，任公以佛法写史，一切流转相，倒分四期，生、住、异、灭而对应出启蒙之生期、全盛之住期、蜕分之异期、衰落之灭期。历史，何不称为流转史？”
众人赞叹之声不断。
夏穗卿的酒量已大不如前，却益发贪杯，似醉非醉地说：“任公乃觉世之英杰，传世之作当从现在始，不过觉世传世都很累，总不如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言毕，决意告辞，他要睡觉去了，他知道自己衣衫寒酸，身上有浓重酒气，从不在朋友家留宿的，喜欢醉意艨胧摇晃回自己的小屋。
梁启超扶着夏穗卿出门叫好包车付了车钱，又把几个银洋塞到夏穗卿的手里，夏穗卿坚辞不受，梁启超只好说：“几个酒钱如何？”
夏穗卿笑了，“知我者，任公也！”
遂挥手而别。
回到屋里，酒已经换上茶了。这茶却是刚才夏穗卿带来的一小包新龙井，满杯碧绿，满屋飘香。
梁启超举起茶杯，先闻后抿，道：“穗卿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常常不是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便是一言不发；他走，却发现他留下了很珍贵的东西，会想念他。”
众人唏嘘之后，张君劢问梁启超：“坊间传言，任公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绝少，确否？”
梁启超：“那是真的，不过，我总是对政治太有兴趣，耗其精而荒其业，实可一叹！”
张东荪：“任公学问，总是举世难求了。”
梁启超：“此言应属过誉，章太炎、谭嗣同、严复等均有大学问。再者，今之所谓学问与古之为学问而学问又相差甚矣，总而言之，应是有书呆子才有学问家，你们说我是书呆子吗？”
大家都笑了，笑得很愉快。
梁启超谈兴渐浓竟一发而不可收了：“追想起来，康南海、启超、谭嗣同等辈实生于学问饥荒之环境，冥思枯想欲构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即变法维新也，却为时代所不容。不过学问之路亦是不归之路，便一直走过来了。”
张东荪：“晚清思想文化演革运动的一种怪现象是，在西洋的留学生却不甚参与。”
梁启超：“是全体未尝参加此运动，良可叹惜！彼等本应是运动之原动力和中坚，却漠然于外，不屑回首。而由吾等一批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左冲右突上跳下窜，能力所限弊端难免。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张君劢：“无论如何，清学衰落，于是朝廷灭亡，封建土崩，轰然之间为新思想启蒙。”
《清代学术史稿》约略言之，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
梁启超认为，首要的是认清“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有清一代而已见其概。倘无敢破敢言的“清代思潮”，怎么会有后来的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乃至首创共和呢？“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次，“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梁启超解释“学者的人格”乃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他还断言：“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明确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一代人要为民族的先人“增加遗产”，“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对比学问，“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
梁启超最后问道：
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
1921年，对先秦诸子情有独钟的梁启超写了《墨经校释》、《复胡适之论墨经书》、《墨子学案》、《墨子讲义摘要》等。有关佛学的则有《翻译文字与佛典》、《佛学之初输入》、《读异部宗轮记述记》。
1922年，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影响深远，读史研史论史者必读的巨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梁启超的这部巨著，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是梁启超在南开大学主讲一年的《中国文化史稿》的结集。
梁启超总是陶醉于历史的巨大中。这巨大有时是辽阔无垠，有时是细若山泉；有时是阳光灿烂，有时是阴影笼罩；有时若明月之清丽，有时若烛火之闪烁；有时美极，有时丑极。但，总而言之，它是无声的，作废墟状，却埋伏着温热的碎片，几个古泉上的古文，龟板和陶瓷的一角……
历史便这样活着。
张东荪曾有一次因为激动而大声地问梁启超：“人活在现世，匆匆起路，是走向未来呢，还是走向历史？”
梁启超也大声地回答：“问得好！且存疑吧。”
梁启超在清华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同时，正撰述《五千年史势鸟瞰》作为《中国通史》的若干章节，这一宏伟的计划因天不假年而未能完成，但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均是梁启超授课的讲稿，从中可以约略看出梁启超观照中国史的思路及唯梁启超才有的特色。
梁启超是从民族史开始切入中国史的，并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梁启超认为所谓“民族意识”即是“谓对他而自觉为我”，．而这个“我”亦即是“中国人”的代名词。
根据神话、传说及相关文献资料，他认为“中国人”的观念最早形成于上古时代，是多民族的集合体，梁启超说：“吾民族自名日‘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
‘夏’而冠以‘诸’，抑一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
梁启超说民族意识的确立及用诸夏之名，“可推定起于大禹时代”。那是因为“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其次因遭大洪水浸没，各部落纷纷迁居高地，“又以捍大难之故，有分劳协力之必要，而禹躬身其劳而集大勋，遂成为民族结合之枢核”。再者，“与苗族及其他蛮夏相接触，对彼而自觉为我”。
从此以后，…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意识中，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梁启超还考察了上古时代的满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等民族的地理分布、语言特点、生活习性及相互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书，则是梁启超专为说明中华民族繁衍及一体化过程而写的。他的总的观点是：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极巩固之民族；这个民族的形成曾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华民族的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的可能性。
历史是离不开年代及地理环境的。
梁启超称之为“空际”与“时际”。
梁启超认为：
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吾尝言之矣，日“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于地理及年代托始焉。
梁启超在1922年清华学校讲演的《地理及年代》，谈到环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时，有极为精当、重要的论述。梁启超说：
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粱启超并且特别告诫：“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
梁启超告诉当时及以后的读者的，是这样的名言至理：一切平凡或者伟大的人类活动，无不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唯其如此，这一定的环境便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在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有梁启超这样对环境及其作用有深刻认识的，还有第二人吗？
这就是梁启超的深厚。
他总能找到可以开掘、铺陈、叙述的凭借，所有的史迹都离不开这样的“山阴道”。
这就是梁启超的魅力。
他总会发出自己的新论，而这样的新论能使历史和地理都不再枯燥，活鲜着，让人惊讶。
一条奔腾不息浊浪滚滚的黄河，是最能说明历史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依相存相斥相争之紧密关系的。梁启超从地理的角度以18条理由，说明黄河流域为什么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祥地的。实录前7条，便可略知梁启超的学识与目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