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喜欢读白居易的诗歌。他在《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的《琵琶行》这首诗的天头上，带着强烈的感情写下这样的批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琵琶行》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句，饱浸诗人的血和泪，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但是一般人只喜欢诗中关于琵琶演奏的绝妙表达，而毛泽东却独具慧眼，说白居易与弹琵琶女子“有平等的心情”，并称赞这是“白诗高处”，真可谓一语点破此诗的精髓！可见毛泽东读诗时，对诗人写作的思想感情理解得多么深刻。
在一本平装《白香山集》的《放言五首并序》的诗中：“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视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在1939年延安青年大会上引用了这首诗，并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白居易这首诗说的就是‘盖棺论定’，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功罪是非。”1972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引用这首诗的后四句，说明一个人的错误的发展是有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要有一个过程。
白居易是唐朝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和突出代表。他生活在唐朝的中后期，出身于小官僚家庭，早年生活贫困，在战乱中度过长期的流浪生活，亲眼目睹了人民的种种苦难，深刻体会到朝政的腐败和黑暗，因此有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诗文应“救济病人，裨补时阙”，而且要“张直气，扶壮心”，主张文学要有战斗性。白居易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在当时还与好友元稹、李绅等人有意识地进行了一次文学改革活动，即所谓新乐府运动。它既是一次恢复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运动，也是一次文学通俗化的运动。他在《新乐府序》中写道：“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辞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一段概括叙述，可谓新乐府运动的创作纲领。白居易等人领导和推动的新乐府运动，在唐代文学史和整个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又接受了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他在诗歌创作的前期，政治态度十分积极，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兼济”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喻诗，如《观刈麦》、《杜陵叟》、《采地黄者》、《重赋》、《卖炭翁》等等，对时政之弊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予以无情鞭鞑，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的残酷性和虚伪性，同时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杜甫之后的又一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这一时期，他还写下了《琵琶行》等优秀诗篇，抒发了自己坎坷不平的生活遭遇。但在他的后期，尤其是他的晚年，明哲保身的“独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又加上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使他走上了乐天知命、颓废、消极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喻诗，他的诗歌也丧失了战斗性和光芒。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他本身阶级地位带给他的局限性。
白居易的诗歌，不因袭前人，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歌，构思精巧，描写细腻，抒情气氛浓厚，又加上语言自然流畅，具有音乐美，因而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长恨歌》、《琵琶行》之类。同时，他以平凡的现实感和直接功利主义的基调，代替了充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激情的盛唐之音，并引导诗歌从典雅庄重走向通俗平易。世俗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艺术思潮的主要倾向，白居易拓展诗歌的世俗化道路，具有开风气的重要意义。陈寅恪称赞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盛业壮举。
白居易诗歌艺术特点最明显的是其语言的浅直晓畅。如《长恨歌》和《琵琶行》，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完成了叙事诗中的千古绝唱，为当时的人们所喜闻乐见，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称誉，并且成为后世戏曲的重要主题。流传至今的剧作《青衫泪》、《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长生殿》等都是从白居易的诗中取得借鉴的。
白居易的诗在唐代流传极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赶车夫，甚至乡下老翁、寡妇，都知道他的诗。在许多乡镇上、佛寺里，旅店酒楼、名胜古迹处，他的诗句每每被写在墙上，以作招徕。这种受大众观迎的程度，超过了唐代任何诗人的诗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评价：“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
（傅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