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亦称“白傅”。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敦儒业的官僚家庭。他的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封武安君，其后子孙世居太原。其曾祖白温，官居朝散大夫检校都官郎中，方始移家下恚ń裆挛魑寄舷兀。其祖父白拢十七岁以明经及第，长于五言诗，曾做过酸枣县令、滑台节度使参谋等官。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曾任彭城县令，徐州别驾、襄州别驾等官。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世承儒业，因而白居易有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对于白居易成长为一个现实主义大诗人，有着巨大的培育作用。
白居易自幼聪颖，异于常人。他后来对好友元稹说到，他生下才六七个月时，乳母就把他抱到书桌旁，指着“无”字和“之”字问他，他虽然口不能说，但心里已经默记下来，以后再问，他都指得丝毫不差。到五六岁时，在母亲的教导之下，白居易开始学习写诗。到八九岁时候，他就已经懂得声韵了。
白居易的青少年时代，有几年是在缺衣少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之风日炽。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兴兵作乱，西方吐蕃也趁中原空虚，不断入侵，造成当时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诗人少年时便被迫离家远游，避难越中（今浙江），以后又南北奔走，备尝流离之苦。这种对时代苦难的亲身经历，对他后来能成为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是有影响的。
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白居易到了京师长安，他带了自己的诗文去拜见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起初瞧不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看姓名有“居易”二字，便戏笑着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待他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时，大为赞赏，于是慌忙改口说：“道得个语，居亦何难，前言戏之耳。”顾况虽然很钦佩白居易的才华，但并没有作实际推荐。不过，由于他四处延誉，白居易的诗名却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白居易在长安旅居三年多，他希望通过名人的荐举而进入仕宦之途，但现实给予他的回答却是冷漠无情的。同时，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又因为他刻苦读书，以致身体常被疾病侵袭。由于贫病交集，他只得悄悄离开长安，回到家乡。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白居易至其父襄阳别驾任所。第二年，其父病卒，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当时他无力安葬，只得把父亲的灵柩权窆在襄阳城南，然后护送家人回符离。此后，白居易的家庭经济情况更加困窘，他只得南下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投靠在那里做主簿的长兄幼文。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白居易应乡试于宣州，为宣州观察使崔衍所赏识。第二年，他又高中进士。按当时的制度，中进士的人并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白居易应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同时登科授职的还有元稹，元稹后来成为白居易生平友谊最为深笃的密友，后世把两人并称为“元白”。
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和元稹的校书郎任期届满，决定应制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选拔人才的考试），同居长安华阳观。白居易写成《策林》七十五篇，从各个方面分析当时的情况。他认为，造成中唐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藩镇割据和赋税沉重，二者造成了内乱不息、民不聊生的动荡局面。因此，他主张遏制统治者的私欲，禁止地主兼并土地，反对官吏放高利贷，倡议裁减冗员，节省开支，减免赋税。这些都说明白居易对于当时的政治弊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也敢于大胆地揭露。
这年四月，白居易和元稹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白居易登第四等。元稹授左拾遗，白居易却因出言太直，不得为谏官，而补为周至（属京兆府）县尉。县尉的职责是向人民征讨赋税，每当老百姓缴纳不上赋税，就用刑具鞭打。这是白居易所不愿接受的。他在近两年的县尉任期内，亲眼目睹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横征暴敛，进一步了解到下层劳动人民的许多疾苦，这对丰富他的诗歌源泉，推动他走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观刈麦》和揭露权门贵要掠夺行径的《宿紫阁山北村》。他在这里结识了陈鸿和王质夫，三人时常诗词唱和。在同游仙游寺的时候，大家谈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遗事。在大家的鼓励之下，白居易写成了享誉千古的著名长诗《长恨歌》。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秋，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与他同为翰林学士的另有五人：李程、王涯、裴瘛⒗铉、崔群。他们大都出身进士，而且是锐意革新的分子，对宪宗朝的中兴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五月，白居易任职左拾遗。拾遗是个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有直接批评朝政，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在做左拾遗的几年里，白居易尽职尽责，屡次上书请示革除时弊，蠲免租税，释放宫人，反对裴均进奉银器、于虬到爱妾、王锷广行贿赂谋任宰相的行为。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任制军统领，甚至当面指责宪宗的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亏李绛的救助，才免于处罪。这一时期，既是他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勇猛奋斗的时期，也是他创作上喜获丰收的黄金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揭露弊政、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题材广泛，锋芒尖锐，像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现实，刺痛了权豪们的要害。其中最著名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任左拾遗期满，应该改官。由于他做谏官时每每直言上书，主持正义，得罪了当朝权贵，也触怒了皇帝。虚伪的统治者对他忌恨在心，因此，他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几年的谏官生活，使白居易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虚伪和朝政的腐败。恰逢此时白居易的母亲病故，政治上的苦闷和对慈母的忧伤，使他产生了引退的思想，他便回到了故乡下硎匦ⅰ
白居易回到下恚热情主动地和劳动人民交往。三年的农村生活，使他深切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朴实，写下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和记述民生疾苦的诗歌，如《观稼》、《采地黄者》、《新制布裘》等等，既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又带有清新自然的田园气息。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服丧期满，应召入朝，官授太子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专事陪伴太子读书而不得过问朝事的闲职，白居易十分不满，他在《白牡丹》一诗中托物自喻说“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越职奏事，引起旧官僚集团的不满和造谣中伤，被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之贬，对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期间，他写下了《山鹧鸪》、《放旅雁》、《山石榴寄元九》等诗，表达强烈的愤懑和不平。尤其是《琵琶行》一诗，白居易借一个被抛弃的歌女形象，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感，成为现实主义的光辉杰作。从做谏官得罪权贵到丁忧闲居，又到江州之贬，白居易对朝政的腐败、政治环境的险恶，不断加深认识，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却逐渐由愤激趋于消沉，他开始糅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宝和精神上的寄托。他经常阅读佛经和道家书籍，和佛僧、道士及隐逸之士一起谈经论道，并且在庐山上结庵闲居。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穆宗即位。白居易的好友元稹、李绛、崔群、张籍、韩愈等都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白居易也被召入朝，先后授尚书司门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他们经常同游共赏、诗歌酬唱，生活并不寂寞。但是在喧嚣的官场生涯中，白居易感到有些厌倦：穆宗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官僚集团内部朋党对立，互相倾轧；同时他论河北三镇的奏疏不被采纳。因此，他主动请求外放，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在杭州任上，白居易力图惠政于民，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他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了州民的饮水问题；又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这就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三年任满，当他离开杭州的时候，杭州人民十分地留恋他。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白居易官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这一年冬天，元稹为他编成《白氏长庆集》，并写了序。第二年三月，朝廷下诏任命他为苏州刺史。在苏州任上，白居易力所能及地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由于他身体越来越瘦弱，肺病也偶尔发作，再加上他思想上的尖锐矛盾，因此要求罢官。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回到长安，任秘书监，此后又历任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这时候，朋党之争更加激烈，朝政十分混乱，他一直想退休。终于在大和三年春天托病免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名义，回到洛阳。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他以刑部尚书致仕，结束了宦途生涯。
白居易在洛阳的晚年生活中，醉心于佛道，沉溺于诗酒，飘然有出世之想。他自号“醉吟先生”作《醉吟先生传》，又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号“香山居士”。会昌四年（公元844年），白居易施散家财，开凿洛阳龙门八节滩和九峭石，消除往来船龅耐纯嗪臀Ｏ眨成为当时闻名一时的一桩义举。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卒，时年七十五岁。遗命葬于洛阳龙门山，李商隐为之作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