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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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猖狂恣睢古文先驱

——中唐文学家韩愈韩愈,字退之,河南孟县人。他出生于普通官宦之家,从小立志,匡时济民。迈上仕途后,韩愈与梁肃、柳宗元、刘禹锡等又倡导了古文运动,并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新诗派。毛泽东年轻时常背诵韩愈的诗文,肯定韩愈政治上关心民生疾苦的一面,否定他维护封建王权、道德、教化的一面。毛泽东评点韩愈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日夜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摘自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信,见张贻玖编的《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第10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出版。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1956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张贻玖编的《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第109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致刘大杰信,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13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用字……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摘自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参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9页。

韩愈文集,为李汉编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摘自1965年8月10日毛泽东读《新唐书·李汉传》所作批注,参见《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9页。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

——摘自1940年秋天毛泽东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的报告,参见《毛泽东读书笔记》第339页。

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判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

——摘自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339页。

苏轼《颜乐亭诗序》中批评韩愈视颜回安贫为小事:“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焉观之,其大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失无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学之大事乎!”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讥评韩愈:“光谓韩予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忘铭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又引韩愈自己的话为他辩解: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尝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

——摘自毛泽东1913年研读韩愈《闵己赋》一文所做笔记,见毕桂发编的《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第1643—1644页,工人出版社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