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是晚清谴责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官场现形记》等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晚清的各种社会矛盾，俨如一幅官场百丑图，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
毛泽东读过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谴责小说，但对他们的评价不高。认为“给人的印象不好”。在他看来，这些小说虽有抨击晚清时弊的政治意义，但只是暴露黑暗，激起人们忧愤却看不到出路，人们在作品中体会不到代表历史进步的力量。而且谴责小说往往为了暴露黑暗而笔不藏锋，艺术成就不高。如毛泽东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谴责小说的艺术性较差，但政治性强，从这个角度讲，可以一读。
但毛泽东对李伯元最不以为然的，是李伯元对革命者的贬低和抵制，是“反孙中山一派的，赞成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李伯元不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激行为”。这种落后的思想显然是革命家毛泽东所不能赞许的。
尽管有局限，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仍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尤其是那种自我批判的勇气，难能可贵。
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在长官面前溜须谄媚，在百姓面前颐指气使，在金钱面前蝇营苟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把晚清官场的百般丑态，袒陈于人前，暴露无遗。在这部六十回的小说里，他广泛地使用了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生活中落后的、丑恶的现象集中起来，大加渲染。小说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官吏，虽然他们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却都是些无廉耻、无良知之徒。通过对他们的嘲讽与斥责，李伯元对那个腐朽而无能的官僚体系发出了深深的叹息。
李伯元自己也出身于官僚家庭，这样的背景为他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使他有机会学习中国古老而深厚的学术和文化，也培养了他过人的文才和悟性。然而，在官僚阶层里的周旋又使他看到了这个阶层里广为人知的或是不为人知的阴暗之处。他为祖国的历史和成就而骄傲自豪，又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日渐腐朽而痛心，可是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疾苦中已对社会的黑暗熟视无睹，没有认识到那些贪官污吏的丑行正是国家江河日下的元凶！他来到上海，又接触了许多新的东西，更加不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于是拿起手中的笔，渲染着官场的暗色，将这些丑陋与痛楚更加张扬地逼近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已麻木的目光再次敏感起来，让人们已混浊的爱憎更加清晰起来。他让更多的人感知着时代，激起他们奋起的决心。
挚爱祖国的李伯元，毫不客气地揭露着官场上的暗昧，但对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痛惜多于愤恨。他期待着社稷之上出现一个英明的君主，期待着朝纲之中出现大批的清官廉吏，期待着明君进行一场上行下效的改制，从此就能除尽流弊、鼎故革新。这将是一幅多么令人欣喜和振奋的图景啊！然而，它能来到生活的面前吗？历史已经跨进了二十世纪的大门，中国封建的官僚体制已经无法再拖动它疲惫的身躯，早就腐朽不堪、积重难返了。何况这个时候，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和他们的贪欲一起膨胀得无所不至，他们争先侵蚀中国的主权，还窥视着中国人脚下富饶的土地。强敌压境，中国的维新运动却没有实现它强国富民的诺言。李伯元热切盼望的变革，结果只是在他的小说里增添了新的暗色——投机取巧的假维新者。
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李伯元的作品里有了太多的黑暗。他只拷问出了社会底下的污浊，却没有进一步拷问出污浊底下的洁白来。他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却不肯承认封建官僚体系在走向死亡；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却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中蕴含着的巨大的力量。正因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在对维新的希望和失望中往复循环，在封闭的环境中思想日益孤立、黯淡。
尽管李伯元的谴责小说缺少亮色，他仍以他的文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让许多中国人与黑暗的旧制度决裂，去寻找新的力量，去创造生活中现实的亮色。
《官场现形记》问世后的第九个年头，中国爆发了震撼历史和世界的辛亥革命。它的读者们，已经开始在黑暗中探寻着光明。
（方立）
——中国近代学者章太炎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出生于浙江余杭一户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曾赴上海协助梁启超办《时务报》。其后，他应张之洞之邀赴湖北创办《正学报》。在办报生涯中，他积极鼓吹革命，曾为《革命军》作序，并因此坐过牢，也曾到台湾、日本等地避难，讲学，其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著述丰富。章太炎曾与孙中山过从甚密，辛亥革命后曾任总统府顾问。其学术著作主要有《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国故论衡》等。毛泽东称“章太炎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毛泽东评点章太炎
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世凯］、段［祺瑞］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摘自1920年12月毛泽东致蔡和森等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章太炎之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バ〕螅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摘自龚育之、逄先知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章太炎活了六十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Γ垡魆iú］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摘自于俊道、李捷编的《毛泽东交往录》，第81、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