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继吴敬梓写了《儒林外史》之后，很多人都应用这种讽刺的笔法来描写官场的腐朽，揭露社会的黑暗，他们形成了一群谴责小说家，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李伯元和他的《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原名宝嘉、宝凯，江苏武进人，生于1867年6月1日。他幼年丧父，是被堂伯父李翼青抚养长大的，因此随着做官的堂伯父，在山东生活了二十多年。二十六岁时才回到了故乡武进（今江苏常州）。
武进的读书人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在李家子侄辈中，很有些与众不同。他的堂兄弟们个个身材魁梧，说起话来带卷舌的山东口音，而李伯元却是中等个头，眉秀齿白，说得一口娓娓的家乡话。他还是个近视眼，戴了一副玳瑁边眼镜。当时青年人戴眼镜的很少，路上遇到尊长必须拿掉眼镜以示礼貌，李伯元却从来不理会这一套，虽然也表现得彬彬有礼。于是，这个“眼镜后生”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李伯元的风头因为他的才学出得更多了。回乡不久，他参加了院试，中了第一名秀才，从此更是声名鹊起。当秀才们赴江阴参加第二步的乡试时，许多人都预料，李伯元是最有希望中举的一个。可是，榜一贴出来，这位才学出众的青年才子，竟然名落孙山。科举考场上，一次不中并不是什么坍台的事，下次再考就是了，可是李伯元却丢了书本，径自去上海谋生了。人们不理解这么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怎么会对仕途灰心丧气，其实，是爱国之心促使他毅然抛弃仕途，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原来，就在这些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事，特别是1894年中日海战中的败北，以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让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李伯元眼见民族多难、国家危艰，朝廷昏庸，官场腐败，不禁忧心如焚。他想投身于社会，为国家民族多出一份力，这才决定去上海见世面，干事业。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是“通商巨埠，骄奢繁盛，甲于五洲”，可是，“势力之区，逋逃之薮，天生人众，懵懵懂懂在睡梦中，而无有从旁为之大声疾呼者”。谁来振臂疾呼？谁来唤醒这无知无觉的民众？李伯元来到上海，参加了《指南报》的编发工作，他要利用这些人们手中的小报，来针砭时弊，来发聋振聩。一年之后，他又创办了自己的《游戏报》，并用起了“游戏主人”的笔名。
名为“游戏”，其实不然。眼看国家日益贫穷，百姓日益困苦，官场日益腐败，怎么能直截了当地去品评朝纲、议论国事呢？这将被嘲笑为不合时宜，也就会失去听众。所以李伯元借了“游戏”的名，用“隐寓劝惩”来“觉世”。他的想法对了，《游戏报》问世之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十几种效颦的小报也相继出现。
李伯元在《游戏报》上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他以《申报》、《新闻报》创业之艰为鉴，异常辛苦努力。他一人兼做主笔和主编，有时太阳下山了，写的文章还未脱稿，排字工人等在桌边，有事来商谈的客人等在门口，他只好一边写一边同人谈话，手挥口应，日不暇给。又想到报纸一出，将为千万人瞩目，所以十分认真，哪怕有一个字推敲得不合意，心里都难以释然。《游戏报》获得成功后，李伯元仍不满意，他觉得《游戏报》分类栏目欠细，于是另辟蹊径，创办了《世界繁华报》，分目有小说、讽林、时事嬉谈、艺术志等十几类。上面常有文章讽刺当时的官场和政治，他的《庚子国变弹词》和《官场现形记》最早就是在这份报纸上连载刊出的。
1900年，帝国主义结成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役”。翌年，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李伯元亲眼看到，国难当头时，“海内沸腾，国人大多激于义愤”。而和议签定之后，“骄奢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他为此感到痛惜，感到愤慨，为了让人们记住伤痛，发愤图强，他挥笔写就了一部《庚子国变弹词》。
有位朋友听说他要写这部弹词，就问他：“仗也打败了，和约也订了，你又来旧事重提，有什么用呢？”李伯元叹息道：“殊不知我们中国人的心，是有了今日一时的安乐，就忘了昨日的苦楚。我要写出一部好读好记的弹词，让大家常记心间。”《辛丑条约》签订后仅一个月，他的《庚子国变弹词》就在报上开篇，此后逐日连载，约一年刊完。
李伯元在弹词中写了清朝官吏的凶狠，写了帝国主义的残暴，用满腔愤怒揭露了中外恶人的丑恶行径，用深切的同情抒写了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也有对义和团的污辱，有对李鸿章等人的吹捧，但他开创了弹词的新境界，即从才子佳人、妯娌儿女的题材，扩展为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的叙述。他抓住历史的真实，从中外书报和人们的传述中取材，使《庚子国变弹词》不仅成为一部小说，也成为了一部信史，一部中国人民的受难史，一部帝国主义的侵华史。
他用这部七言俚句编成的小说，告诫人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他用这些触目惊心的回忆，激励人们打起精神，救亡图存。《庚子国变弹词》很快流传开来，富民强国的愿望也在更多中国人的心中激荡起来。
李伯元深怀爱国之心，必然要探究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辱的原因，他用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官场黑暗是一个重要的亡国之源，因此对晚清的官场，深恶痛绝。《庚子国变弹词》刊完后半年，《官场现形记》就同样以逐日连载的方式和读者见面了。后来又汇编成单行本出版，备受关注。报上对《官场现形记》的评价很高，说：“中国官场，魑魅魍魉糜所不有，实为世界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则自南亭此书始。”南亭亭卡，是李伯元的别号。他的小说，还被评价为“措词诙谐，不减于《儒林外史》；叙事详尽，不亚于《石头记》”。
李伯元生活的时代，恰是中国历史上官场最为腐败的时代，他的亲朋好友中有不少人涉足官场，因此他对官场内幕，也多有知悉，二将种种丑态尽收眼底。在他看来，贪官污吏带给人民的灾难，要远甚于洪水饥荒，怎不叫人愤恨！他用犀利的笔尖挑去了官之位高、名贵、权大、威重的帏幕，把晚清官场的黑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
官场内幕如此黑暗，中国又怎么强盛得起来呢？他在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的楔子中说：“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盈满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的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地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这一片苦心孤诣也。”
究竟怎样“表扬”法呢？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写了三方面的人：官僚、维新党人、洋人。在官僚方面，主要写他们对洋人、商人和传教士的畏惧、屈服和献媚。在洋人方面，是写他们的横行、要挟、纵容教民，公然索取被拘的囚徒，任意勒索赔款，还写了洋人士兵的酗酒伤人、调笑戏女的事。在维新人物身上，李伯元花了更多的笔墨，写了他们中间的真诚提倡者，投机弄巧者，或是碍于上命，阳奉阴违者。最多的是不学无术的投机之人，假借几个新名词招摇撞骗，谋求升官发财，对广大人民仍压迫剥削，横征暴敛。这里，既表现了李伯元对革新的迫切渴望，也反映出对现有的维新变革的不满意。
从1901年到1906年之间，他还创作了另外一些长篇小说和弹词，如《活地狱》和《中国现在记》等。都是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此外，才华横溢的李伯元，还写了不少仿时调的诗歌与辛辣的谐文。包括“仿时调叹五更体”的《爱国歌》、“仿时调送郎君体”的《送郎君》等，用琅琅上口的语句，写出遭侵略的悲愤，写出无力抵抗的哀叹，也寄托了团结民众、反抗侵略的激情。
凭着敏捷的才思，凭着对国家民众的一片深情，李伯元紧握着手中一支笔，让人们正视黑暗，直面现实。1906年去世时，桌上还摆着他准备完稿的《活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