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明显的保守性、狭隘性和“文人政治”特性，这都和赵匡胤的个人经历、政治经验与性格特点有关。他能够对功臣和前代君臣如此宽容，在制度上处处防微杜渐，但最后仍然难免在宫廷政变中成为被暗算的对象。
苟且偷安，抱残守缺的立国精神
唐后期和五代时期军人篡政的频繁，加上赵匡胤的皇袍加身，使他对人性的卑劣有了深刻体验。他在先主尸骨未寒时轻易地夺取了江山，这在他心里投下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时刻提防着赵氏皇权是否也面临同样的结局。顺理成章，苟且偷安，抱残守缺的战略心理是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王朝的立国精神。
“黄袍加身”，化家为国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似乎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许多惊人相似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又不是简单的重复。
赵匡胤没读过多少书，生来就爱好舞刀弄棒的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关于他的闯荡江湖，有很多离奇的传说。据说他曾撞倒过屋墙，头撞城门后翻身即起，有金甲神护身……青年时代的他觉得跟着当将领的父亲没有什么前途，就只身到处投亲问友，可机会从来没有上门。长期的奔波使得他囊空如洗，他与人赌钱之时，遭到流氓的围攻殴打，好在有位老和尚送给他盘缠，指点他到郭威处从军。途中，他遇到一位卜卦之人，对方说他做不了校官，也做不了节度使，却可以做皇帝。听了这样的话，流浪的赵匡胤肯定非常舒服，前方似乎金光闪闪。
当时的郭威拥兵自立，正打算取后汉而代之，赵匡胤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表现出众，郭威登基之后，赵匡胤成了禁军军官，已经可以安身立命了。冲锋陷阵、智谋百出的他在征战中得到了郭威养子柴荣的信任，柴荣即位之后，赵匡胤成了禁军的最高首领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正是郭威反叛时曾经担任过的，而赵匡胤在拥其自立的过程中较为了解了其中的程序和细节。因此，柴荣死后，当7岁的柴宗训即位的时候，赵匡胤感到机会来了，把持朝政的孤儿寡母拿他是不会有办法的。
他的禁军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预测了有关事态的可能发展后，赵匡胤突然谎报军情说，应该立即率军阻挡北汉和契丹联军。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赵匡胤便起程出发了，并且由赵普和赵匡义在途中不断地散布舆论：当今皇帝无知，即使在战场浴血奋战，也难以获得功名利禄。不如拥戴都点检做皇帝，以不枉大丈夫的追求。当时的很多将士也已经对幼主的能力发生怀疑，因此，由赵匡胤策划，赵普、赵匡义具体操作的这场“兴王易姓”的大剧拉开了帷幕。
公元960年正月，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和定州（今河北省定县）有人来汴京报告说，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攻击后周。后周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王溥等不辨真假，慌忙派赵匡胤统领大军北上御敌。甲辰日，行至陈桥驿（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40里处）驻宿。第二天黎明，陈桥驿四周突然呼声大起。赵匡胤酒醉方醒，走出卧室，只见众将一个个手执武器，列队站在庭前，以赵匡义和赵普为首齐声说道：“诸将无主，愿请都点检做天子。”众将又不等赵匡胤回答，把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然后一齐下拜，高呼“万岁”。
这一件事，历史上称为“陈桥兵变”。接着，赵匡胤带领大军返回汴京。后周大臣韩通闻变，忙从内廷飞奔回家，准备组织兵力对抗。走到半路，赵匡胤部下就将他杀死。宰相范质、王溥在威胁下屈服。正月5日下午，赵匡胤称帝，建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史称北宋，建年号为“建隆”。
赵匡胤轻易获得政权，一些史书称原因是：“人望固已归之，于时主少国乱，中外始有推戴之意。”赵匡胤似乎原先并不知晓将士们会拥戴自己当皇帝，只是事出无奈，被黄袍加身后不得不登大位。对于这种说法，历代有许多史学家大都不相信，认为所谓“黄袍加身”，是一个精心的策划。一些史学家认为，赵匡胤早已存有颠覆朝廷之意，但是在京城之内筹谋政变，回旋余地小，容易暴露。在离京城不远不近的地方集结军队，易帜反叛，就方便得多。抓住机会，赵匡胤和其弟赵匡义以及赵普等人精心准备，组织得相当严密。黄袍是他们事先准备的工具之一，史书上写诸将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赵匡胤还浑然不觉，睡得迷迷糊糊，这完全是在作秀。事情顺理成章，因为他曾在宋州做过节度史，宋朝从此开元。
其实，赵匡胤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代历史的必然。赵匡胤是有“前车之鉴”的。周治八百载，到诸侯纷争，五霸七雄混战；汉统四百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厮杀了四百个春秋；唐朝贞观之治何等辉煌，到了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是继春秋战国、三国以及南北朝之后，中国的再一次大分裂时期，其时间跨度从后梁的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计五十四年。这期间政权内部乱、分裂多、政变多、兵变多，无休无止的杀伐、背叛和阴谋，可谓是“五代十国”的一大特色。先是朱温取唐而代之，建立梁政权（史称后梁）后，与其劲敌晋王李克用的战争并没有停止，而他本人在国柄未稳之时却淫乱无度，诸子媳妇及大臣女眷，都是他发泄淫欲的对象，皇位继承权的许诺也成为他淫子妻女的交换筹码。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乾化二年（912年），朱温被他立嗣无望的儿子郢王朱友珪杀害。由此后梁内乱，倒是后周建立伊始便显示了与前朝不同的清明气象。周太祖郭威虽起于寒微，但却表现出老练成熟的政治家素养，为了改变长久以来军人乱政的现象，他大力起用有识之士，以求壮大国力，对治下的百姓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修养”的政策。在对待朝中大臣的态度上，也不失为一个宽容敦厚的君主。其子周世宗柴荣（即郭荣）更是雄心不已，即位之初便立下宏愿，欲图奋先君之余烈，振长鞭而御海内，怎奈天不假年，中道崩殂，而他视为股肱的宰相王朴又先他而去。
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换了八个姓、十三个皇帝。窃权篡位，征战杀戮。真是大好河山飘洒腥风血雨，肥原沃野到处饿殍满地。“五代十国”的乱象远不止上述，“十国”之中也常上演权臣及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权篡位，国与国之间的杀伐更是常事，所谓的“上慈下孝”、“忠君爱民”、“兄友弟悌”等道德伦理观念在“五代十国”已很淡化。
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利用统帅重兵的军权率其亲信导演了一场用兵不血刃的和平方式取得皇位的活剧，作为五代第一圣皇帝的柴荣，恐怕也是没有想到。不过今日孤儿寡母，加上所谓赵匡胤一番谦恭退让，部下以死逼位，也只能“被迫”做了这个所谓千古不变的“禅让”之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轻松的江山易手。新兴朝代的开国者，都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强悍打击力量。然而，赵匡胤这个黄袍加身的“暴发户”似的统帅有的只是苟且偷安、抱残守缺的小农意识，这个几乎是整个大宋王朝的立国精神。宋王朝一开始就在各方面表现出疲软的态势。
恩威并使，机关算尽——杯酒释兵权
通常而言，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不乏先例，关键是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汉代的刘邦心存猜忌，大杀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气量宏大，对功臣完全信任，充分使用，处理较为妥当；明太祖朱元璋对功臣杀而不用；宋太祖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而长期以来“杯酒释兵权”被当做赵匡胤绝顶聪明的佳话流传于世，受到史家文人的颂扬。但正是他这种小聪明和一系列阴损的国策改变了华夏原创文明的走向，扭曲了民族性格，使华夏儿女原来的忠勇果敢，光明磊落的品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风，敢于把敌人打入地狱的英雄气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民族血性渐次消退。
赵匡胤是懂得中国封建史的，他的几项举措较为实际地稳定了当时的社会，比如说对前朝忠臣加以笼络，封后周的皇帝为郑王，厚赏曾经辅佐朝政的范质等，当然也平定了个别反对的节度使。当时的他仍然很忧虑：“卧榻旁边，怎么能让别人酣睡呢？”他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朝代更替，不暇稍息的现象，与其说是因为皇帝太弱，不如说是因为臣属太强。特别是那些领兵大帅，依仗手中的兵权，篡位弑主，易于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固，赵匡胤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收夺禁军将帅的兵权。
在稳操胜券的前提下，在各种制度健全的条件中，让所有官员都互相牵制，不让将领们拥有统兵打仗的权力。赵普为此给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案，但他并没有立即实施，不是对方案本身有顾虑，而是对曾经拥戴过他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领不放心，他不愿意看到郭威和他的历史在这些将领身上重演，又不愿意在国家尚未彻底稳定的时候如同刘邦一样屠杀功臣。或者是从和平过渡上尝到了甜头，或者是这种做法还算是平和，总之他已经打算“杯酒释兵权”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的这一天晚上，宋太祖宴请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饮到一半，宋太祖说：“要不是靠众将拥立，我不会有今日。但是，当了天子，日子也实在难受，还不如当节度使逍遥自在。如今我几乎没有一夜睡得安稳。”石守信等人问道：“陛下如今贵为天子，还有什么忧虑？”宋太祖道：“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听出话中有话，忙表白说：“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苦笑着说：“你们虽然不会有异心，但是，假如有朝一日部下将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做皇帝，恐怕也不行吧！”石守信等一听，大惊失色，慌忙下跪拜叩，流着泪说：“我们实在愚蠢，没有想到这一点，请陛下为我们指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道：“—个人的寿命，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人生在世，不过是为了荣华富贵，享受安乐罢了。我为你们打算，不如交出兵权，去地方上当官，购置些良田美宅，为子孙后代留下份产业，自己也可以天天饮酒作乐，快活一辈子。我再与你们联姻。这样，在君臣之间就没有了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听了这一番恩威兼施的话，第二天就知趣地称病辞职，交出了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手段剥夺了王彦超等节度使的兵权，又将地方上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英明”的赵匡胤让资历浅、威望低、能力差的人取代了以上将领的位置，稳固了北宋政权。这个药方的副作用是，国家的武装力量始终比较弱，金、辽、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武将受不到足够重视，惯于逢迎拍马的部分文臣如鱼得水，及至徽宗、钦宗的时候，国家的主权已经非常尴尬而难堪了。
更何况，赵匡胤最终没有摆平政变的问题，他的弟弟赵匡义也是这方面的专家，要么迫于其母的懿旨，要么是他这个弟弟使用了非常手段，总之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江山离儿子“近在咫尺，远在天涯”了。
他确实是高超的表演艺术家，能够极迅速地作出较为成熟的判断，总是让事情顺理成章。他的几项举措较为实际地稳定了当时的社会。但是对功臣采取养起来的策略，虽然比较稳妥，有利于调节君臣关系，但不利于发挥功臣在治天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被养起来也为国家增加了财政负担，并培养了特权阶层。而唐太宗对上述功臣在天下平定之后，均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特别是对跟随他在太原起兵，以及他任秦王时的功臣，格外奖励。
唐太宗对待功臣的策略及其正确的人才观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对功臣充分信任、大胆使用，君臣一体，共治天下，才是积极的驾驭功臣的策略。
文武分途，崇文贬武的国策
赵匡胤为提防武臣像他那样皇袍加身，创立了文武分途、以文制武的国策，导致武将地位低下，文人无限拔高的畸形社会。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宋代武人的境遇比较凄惨，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
文人地位的拔高
宋承五代末世立国，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擅权心存余悸。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开创了由武人擅权向文人治政的转换，并立下誓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士”。（《宋论》）自此，“重文轻武”成为宋代之国策，随着科举取士门径的扩大，最终导致官僚政治的确立。
宋初对文人的重视，可谓开历代之先河。高级文人一旦通过进士考试，结队朝见皇上，通过街市时，首都汴梁如同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有人感慨“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而推荐则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制，文人群体的互相赞扬，也可使人获得官职。在爬到高层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尤为重要。但这却造成宋朝士大夫特别的容易结党。
因为文人便于控制，无论其言行如何，都不能对其统治产生危害，文人的谏言、奏章，愿看则看，不愿看则弃之不顾。用文臣治理国家比用武臣治理国家更让人放心，或许是宋初统治阶级要矫唐末五代以来武臣太盛之枉，大力启用文人，却又留下了“过正”之嫌。
宋初实行的“兴文教”、“重文治”不能说就是坏事，至少选用有知识、有才能的士人来治理国家，要比那些学识粗浅、鲁莽武夫要强得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封建社会的士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识不超过儒家所倡导的那一切，比一般人强的也就是能背诵一些先贤圣哲的语录，能够写一些意气绵绵、颇为感人的诗词，他们的才能范畴极有限，让这些不懂军事的人统兵打仗，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还有一些文人嘴巴上也常说爱国，不过这种爱国通常是要讨价还价的，要求社会把他们当二奶一样供养，吃香喝辣还得任由他们耍脾气。南宋高宗时期有个李壁，曾注释过王安石的诗文，有点儿学问，也是主战派。高宗有次想让李壁出使金国，这人竟被吓得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尿了一裤子（屁滚尿流的成语就是由此而出）。他哭着说：“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可见这些人的无用与品质的龌龊。言行不一，知行分离是中国宋以后一些文人的特色。这种恶劣的风气形成上行下效的时尚，在社会上迅速地传播。摇头晃脑即能博得皇上的欢心，谁还愿去边关杀敌立功！他们只会在风花雪月中浅斟低唱，于卿卿我我、哼哼唧唧中滥发无病呻吟，吟诗作画，卖弄风骚成了士人们进身及第的资本。就连只会踢球的地痞无赖高俅竟也能官至太尉，可见宋朝社会的“宽容与平等”。
宋初对文臣的重用，还在于科举取士的泛滥。宋初确定了文治的政策后，便大力扶持文人入伍，充斥国家各级要害部门。而选用文臣的根本途径莫过于科举取士，这样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以网罗统治阶级急需的人才，又可使天下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沉溺于诸子圣学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同时赵匡胤用文官担任统帅，引导整个社会贬低军人、蔑视武将，成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致命的祸根，至使帅不知将，将也不知帅；将不知兵，而兵也不知将。也使得武臣丧气，武备松弛，再加上文臣贪污，吏治不清也就在所难免。这些危害，后人谢肇淛说得很清楚：“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王杂俎》卷十三）这些话不可谓不切中要害。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赵匡胤不光彩的“篡位”经历，使赵匡胤在心里留下了极大阴影而终生挥之不去，对于将军们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宋初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赵匡胤刚登上帝位，后周藩臣李筠、李重进借机叛乱。建隆元年四月，宋太祖率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亲兵征讨，以武力平定了李筠的叛乱。之后又派石守信、王审琦等大将平定李重进叛乱。在平定双李叛乱后，后周一些藩臣惧于宋太祖的威力，纷纷投降。国内的藩臣问题基本上解决，赵匡胤就开始了解决武臣拥兵的大问题。
宋太祖听从赵普的建议，明白要精通治道“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就要夺取武将的兵权，“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他首先把殿前都点检镇宁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这样禁军掌握在了皇帝手中，解除了武将典禁军的大权。后不久，他召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大将，在一起饮酒，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这几位大将的兵权。
宋代，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院为最高军政机关，负责战略决策、处理日常事务，招募、调遣军队，长官称枢密使。“三衙”分掌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其全名是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各设都指挥使为长官，地位低于枢密院。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帅臣尽管平时有所统辖部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宋人自己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宋史·职官二》）这种制度对削弱唐藩镇割据以来的兵祸，保障社会安定确有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宋太祖经过削兵权、恩威并用的措施完全控制了武臣，基本上达到了铲除五代以来藩镇用兵太固的局势，对于宋初的政治稳定，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赵匡胤军事上主要目的就是要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的首长必须由文职人员担任，而且战术单位的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这不仅仅是个人选的问题，从皇帝的用人制度上，人们看出了武人再没有了汉唐以来的让人们仰慕的地位。
从高层到基层，武人都很难担任一把手了。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军队勇猛的战斗作风，从此衰落，再难恢复。尤其是汉民族无论男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刚烈雄风奄奄一息。
由于武将手中没有了兵权，在战争中又得完全听命于皇帝的作战意图，不能完全根据战争中的变化而作战略变更，这样不仅严重影响了武将的指挥作战能力，更为可怕的是在战争中完全丧失了机动作战的权力，招致了战争的屡屡惨败。
积贫积弱的政权体系
由于赵匡胤特殊的身份，太轻易的成功，使他对带兵的大将和掌权的重臣产生了“防不胜防”的幻觉。为了防止部下的故技重演，赵匡胤煞费苦心地谋划出一套重叠架构、一盘散沙似的国家政权体制，从而造就延续出一代代互相扯皮，都不负责，昏庸到极点的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而且这种昏庸腐败不只上层官僚所独有，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阶层，形成一种人文风尚。
冗官、冗兵、冗费
北宋自赵匡胤黄袍加身以来，皇权得到了一定的加强。由于赵匡胤本人是由一位边镇大将而成为九五之尊的，所以，对于唐以来的内重外轻的权力分配模式的危害，他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为了“惩创五季，而矫唐之失策”（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二 ），他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石守信等一批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的权力，同时他大力推进文官制度的建设，扩大了文官制度的规模。
“冗官”问题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宋太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制度或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同时，北宋统治者还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扩大科举规模，每科总有一千人被录取做官。因此，官僚队伍迅速膨胀。
北宋初，内外官仅几千人；到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已达到两万多人；到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便“十倍于国初”。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据记载，宋朝的文官人数空前扩大。到嘉祐八年（1063年），全国官吏的人数竟“十倍于国初”（《司马文正公传集》卷28，《论进贺表恩泽札子》）。宋朝选官、选士比唐朝浮滥得多。例如，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他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恩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人减至六百三十四人，而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然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
在我国历史上，“冗官坏政”的现象不乏其例，而尤其以宋代为烈。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官员多而办事效率低，为时政之一大患。
宋代冗官之弊，始于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自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而统一天下。为维护统治，笼络人心，他对封建世族采取了一系列优厚政策，使其大部分空享禄位。太祖以下各朝，循“祖宗旧法”，恩荫、科举之外，甚至公然卖官，相沿成风，愈演愈烈。这样一来，自然是“民少相公多”了。宋祁说仁宗时是“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也难怪时人有“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的慨叹。
臃肿的官僚机构，给宋王朝政治带来诸多弊端。首先是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这当然与宋代对稽考官吏的宽容政策不无关系，而宋代对官吏的宽容近于放纵。宋制，对官吏的考核是三年一磨勘，无大过失，照例升迁，这就造成了官吏的“人人因循，不复奋励”。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保禄位。
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官吏们有恃无恐，从上至下，奢侈腐靡，贪污贿赂公行。史载：宋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积如山。尚书左丞蒲宗孟，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官僚的奢侈挥霍，导致搜求榨取、贪污受贿成风。宋相梁适受贿于张掞，便委任张掞做三司副使。王钦若管理贡举，举子任懿给王妻李氏贿银三百五十两，李氏马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于是得中。
冗官造成的种种积弊，给社会政治带来极大危害。北宋王朝由“冗官、冗兵、冗费”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社会矛盾尖锐。后来“靖康之难”的出现和这有极大的关系。
宋官僚机构中的怪事之一是本官常常不管本职事务。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理朝政，侍郎、给事不领有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笔之事……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究其原因，是因为官与职是两回事，即官是虚名，宋朝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所领薪俸，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宋朝称为“职事官”。后来因官员膨胀，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例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便为空头衔。而这样的高官多充斥于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冗兵”问题是由所谓“养兵政策”造成的。北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万的流亡农民招募为禁军或厢军。因此，职业兵人数直线上升。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仁宗皇祐（1049—1053年）时竟达一百四十万，前后八十年间兵员总共增加了两倍半。如此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长期无事可干，游手好闲，军队素质低下。
北宋的统治阶级还大量扩充军队，北宋的军队为四种：禁军（中央军）、厢军（地方军）、乡军（民兵）和蕃军（边境少数民族兵）。其中禁军是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在京师及军事要地，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宋初时军队数量约22万人，但在几十年间，兵员数量直线上升，到庆历年间已达125.9万人。
军队数量的激增，一方面是由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北宋政府以养兵之法来防止内患，同时辽、西夏、金先后多次对北宋用兵，迫使北宋不断增加军队；另一方面则是北宋定都开封之故，自古择都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自然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尤其要考虑到军事上的价值——易守难攻。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冗费”问题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来就对官吏和军士的待遇优厚，政府财政开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况日益严重，致使财政开支猛增。其二是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失败，每年输出巨额“岁币”。太宗至道（995—997年）年间，国家每年收入为二千几百万缗，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岁币入已高达一亿几千万缗，但却入不敷出，差额常在三百万缗以上。这种现象产生后，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统治者们就用各种手段压榨劳动人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
冗员、冗兵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加上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例如：仅效礼之费，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岁币支六百万缗，宋仁宗皇祐年间竟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缗），导致了北宋三大社会问题中冗费的形成。“冗费”问题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国穷的“积贫”局面的主要原因。
积贫积弱
公元1127年的那个暮春，当塞外的北风裹着沙尘弥漫了整个开封城的时候，曾经无比尊贵的一群人正落魄地迈上了北上的征程。在他们身后，使无数国人攥拳摧心地呐喊，那是千百万将士誓破胡虏的呼声。“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北宋二帝就这么怀着一腔思乡之情，悲悲戚戚地踏上异国的土地。原本“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如今却只是“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相信当徽宗苦苦吟出这两句时，他一定后悔了，不知道他对着这陌生的羌笛古道、大漠黄沙会想些什么？是想起了他如章台细腰般的瘦金体，想起了雪山归棹的长卷，还是那曾经“相对坐调筝”的温馨生活？
赵宋立国之初，赵匡胤立足于国家统一的同时，开始着手谋划如何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内乱的根源。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问计于赵普道：“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炭，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并由此提出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同年春，太祖首先罢去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个职务从此废除。
接着，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军权，代之以”三衙”（即殿前司、侍卫军马司、侍卫步军司）分掌军队，为了达到“以文制武”的目的，宋廷在“三衙”之上又设置了枢密院掌管兵籍、调动部队，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由文官担任。如此一来，“三衙”的统兵权与枢密院调兵权被分开，二者各司其职、相互牵制。为了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宋初还设置了中央派出机构，如安抚使、转运使和提典刑狱使，他们除了分掌地方军政、财政、司法等事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对州县官的监察。通过一系列的文治，宋朝在制度上消除了分裂割据和内乱的诸多因素，确保了中央对地方的指挥“如臂所使”，彻底结束了自唐末以来，“五代十国”的那种“乱糟糟，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局面。
所谓“兴一利必生一弊”。宋初的分权体制和对宗室防范的措施，虽然有效地遏制了内乱的发生，但也由此出现了机构臃肿、官吏繁冗的现象。仁宗年间，“冗官、冗吏、冗兵”已经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范仲淹在庆历新政的《上十事疏》中提出了“抑侥倖”之策。
宋代以“尊儒隆文”著称，可以说在历代封建王朝中，知识分子最“吃香”的就是宋代。宋太祖赵匡胤“立誓不杀士大夫”，“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王夫之《宋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担任，武将不仅再也不能干预行政、司法、赋税等事，甚至在军事方面也受制于文官。而且宋代科举实行试卷弥封、誊录制度，使考官无从识别考生姓名、笔迹，因此整个士人阶层，无论其家世门第、名望财富如何，都能以“机会均等”的考试谋求进身之阶。在封建政治史上，到宋代才第一次全面而稳定地确立了文官政治。
但是，重用知识型文官的宋代又是一个在历史上颇遭非议的朝代。在南宋覆灭的1279年，元军围临安，南宋谢太后在朝廷痛哭，要求士大夫站出来救国，说“我朝三百年来待士大夫不薄”（《宋史·理宗谢皇后传》），但朝臣们唯有相视痛哭，具表投降。后人多引用此例，说明两宋重用文官之失策。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致史可法书云：“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也是对宋代文官政治的著名嘲讽。
清末反清革命党人如章炳麟、柳亚子、邹容等，从民族情绪出发，每夸汉、唐而斥“孱宋”、“陋宋”。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批评宋朝重文轻武、酷取于民曰：“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总之，宋朝在一般人心目中，多以为“积贫积弱”、腐败黑暗，在民族斗争中处于最软弱、最可耻的地位。
畏敌如虎——铸入骨髓的恐惧心理
赵匡胤以“皇袍加身”这种“见不得人”而得天下的方式和“文武分途”这种以己度人的猜忌心理和策略，决定了宋统治的重心是对内而非对外。在战略上畏敌如虎，迷信“不战而胜”，花银子买和平；在外交上铸入骨髓的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必然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这是历代统治者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
“澶渊之盟”：虽胜犹败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他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担心以后部下效仿他，于是“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大将及各藩镇的兵权。宋太祖的做法一直为其后辈沿用。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致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赵匡胤继承周世宗的做法，派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甚至畸形的程度。藩镇割据势力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无腹心之患”带来的却是病态畸形的政治统一局面。
北宋自立国之始，便与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公元975年宋辽通和。979年，宋军发动第一次对辽战争。宋军开始进展顺利，包围了幽州。辽军出动主力援救幽州，大败宋军。宋军仓皇撤退，很多将士战死。宋太宗身中数箭，乘驴车逃脱。986年，宋军再次伐辽。但在东、西、中三路大军中，东路军贪功冒进，结果大败。辽军乘势猛攻，宋军全线崩溃。西路军老将杨业率军掩护边民撤退，在陈家谷被辽军包围，他在激战中受伤几十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民间流传的杨家将的故事，就取材于杨业及其部众英勇抗辽的事迹。
在与辽的关系上，开了“岁币”、“岁绢”的恶例。公元1004年，辽军在辽圣宗亲自带领下，对无统一指挥的宋军各个击破，兵临宋都门户澶州（今濮阳）。虽然辽军长途奔袭，且在宋军民英勇抗击之下，连伤大将，衰势已成，但宋真宗还是与辽订立了虽胜犹败的“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谓之“岁币”；绢20万匹，谓之“岁绢”；1042年，辽又趁宋、夏关系紧张之机，迫使宋每年增岁币岁绢各10万。不能否认，在宋的岁币岁绢贿赂之下（当然也有宋将在边界冲突中的委曲求全），宋、辽虽对峙百年，但并无大冲突。但是，宋辽的“澶渊之盟”却为以后的宋西夏、宋金、宋元关系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处于半开化状态的周边少数民族，既慕中原江南之富饶，又欺宋的软弱无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胜则裂土，小胜索岁币。把宋当做一株摇钱树，财欲一生便要摇撼；又把宋看成俎上之肉，食欲一来，便要脔割之。
在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最富戏剧色彩的要算宋、西夏关系了。宋辽关系是“兄弟”，宋西夏关系却是“君臣”，原因是西夏王李元昊在宋主战派范仲淹的打击之下，无力攻宋，宋便“封”元昊做了“西夏国王”，而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在国与国关系中，宗主国在政治上是权力之源，在经济上应是得利的一方，藩国应向宗主国贡献方物，缴纳赋税，而在宋西夏关系中，这种位置却颠倒过来，其中滋味，怎一个“赐”字了得。
在与金的关系上，宋的邦交地位向深渊滑了关键性的一步，宋的军事措置能力、应急准备能力过于低下，虽有孤忠死士，但由于城池间联络少，敌情紧急，互相坐视不援，金人便各个击破，直抵宋的京城。究其原因，就是宋的弱枝强干政策造成的恶果。（单从军事角度上讲）京城破，徽、钦二帝及宗室大臣一万四千人被金人掳走，北宋灭。可耻的是，在金人志在亡宋之时，宋人还在倾国资寇，集中金银等贵重物品送给金人，幻想金的“良心发现”。可金人还是把北宋灭掉了。代之而建立的南宋与北宋比起来，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赵构先是在金人的追击下狼奔豕突，全然不顾他皇父皇兄和中原臣民的死活，泛舟海上，躲避追杀。一个在皇子中最强健勇武的皇子竟被吓成了阳痿不举，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南宋开始，高宗还口头上讲“恢复”，“迎驾”（迎徽、钦二帝），朔望日望北方，减膳，号哭（根据史料记载赵构为世上最擅演戏的），大有卧薪尝胆之气象，但不幸的是赵构的性格比其祖宗的还软，心胸比其祖宗的还小，气节比其祖宗还低下。偏安江南，居半壁河山心已足矣；怕金人生气，以“莫须有”罪名杀抗战主将岳飞，贬谪张浚；先奉金主为叔，后奉为伯，最后竟向金称“臣”，当然，岁币岁绢是少不了的，割地更是在所难免。宋自建国就一直计划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美梦早已灰飞烟灭。不仅如此，历代封建王朝建国的根本——黄河流域也尽失于金人之手，这时的宋，在实质上已不过一割据政权而已。它是汉族政权第一个对少数民族称臣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却又极其华丽、病态的汉族地主政权，它的衰落，标志着封建专制的盛极而衰，同时也反映出被赵宋王朝阉割的汉原生文明的没落，后虽有元明清的更迭，但理教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已是巨大障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陷入这种“衣冠文化”，谁就势必走向挫折，谁就势必由“气吞万里”到“穷途末路”。
至于宋与蒙元的关系，在作为缓冲的金被灭之后，就更不足道了。岁币与屈膝求和终也免不了灭顶之实。1279年，元灭南宋，这个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的封建王朝寿终正寝。假使宋能像唐那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敢于将大权交予军镇，使他们敢于统一措置，临敌有为，宋是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的。当然，防内为主的政策必然导致没出息的绥靖主义，唐能统驭四夷，而宋为夷所制，这确是气度不同导致的不同结果。
总之，为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宋朝禁军集中在首都汴京。遇有战争即由皇帝临时委派一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率领出征（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而实际指挥作战的将领也临时委派，虽是职业军人却对统领的部队一无所知。战争结束，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处，士兵返回营区，造成统帅和将领不熟悉，将领和士兵也不熟悉。这样就不会发生陈桥兵变式的黄袍加身。宋军完全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不仅不能担当攻击任务，连守土有责，承受攻击的能力都丧失贻尽。
宋朝的立国精神、国家政权体系和它的武备政策已决定了它如太监般中看不中用的军事阵容。尽管它有世界一流的军火工业支撑部队的装备，它的将领更是经过很严格的选拔，长期苦读《武韬七略》，但皇帝满脑子屈膝妥协的打算，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白搭。最终宋朝扮演了中国历史上窝囊卑劣到极点的角色，而且，这种卑劣的劣根犹如瘟疫有极强的传染性，把后世的皇帝们感染得更加窝囊。
这种畏敌如虎、懦夫窝囊废的情景犹如瘟疫传播后世，明英宗时的“土木堡之变”、清军入关，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进北京犹如“靖康耻”的重演，直到抗日战争时东北、华北几十万国军在几千日军的哄赶下的表演，就像得了宋朝武备国策的嫡传。
利令智昏，驱一疲狼，又引一恶虎
公元1127年，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令众多汉族文人泣不成声、悲痛欲绝的惨事。这年是宋靖康二年，同时，也是赵家王室幸存者赵构的南宋建炎元年。至于如何惨痛，不是说这一年一个帝国同时拥有两个年号，而是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经济文化达到中国古代一个巅峰的大宋王朝，它的两位君王，宋徽宗与宋钦宗同时被北方游牧民族的女真人政权金国俘虏。连带宗室、贵戚、子女、后妃、官员、宫女、艺妓、工匠一共一万四千人，以及金银财宝，全部被掳掠北上。最后两位皇帝也都凄惨地死在了北方冰雪覆盖的蛮荒之地。
宋帝王朝之所以会招此横祸，大体原因是这个帝国的领导者们轻佻地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就是联金灭辽，事后大宋可以要回燕云十六州。最后，结局是可怜的引狼入室了。不仅燕云十六州没要回来，连北方的大片土地也一起丢掉。当然，在这一事件中，宋帝国的表现非常混蛋。几次违约，既让金人无比愤怒，也摸清了这个庞大帝国外强中干的事实。最后金人终于肆无忌惮地杀进了这个他们原本既敬且畏的帝国，并乐呵呵地满载而归。
无论何时，与强者为邻都不是一件好事，而宋朝却利令智昏，驱一疲狼，又引一恶虎，自取灭亡。此时的宋朝已是腐败不堪，燕云之城，无一能克，最后，还是金将其十数城攻下，抢掠一空，将空空如也的战后废墟留给了宋朝，也正是看到了宋朝的腐败无能，金灭辽之后，军不旋踵，直入宋境，意在灭宋朝。宋朝虽有良将，但不能为宋朝廷所用；宋朝有忠臣，但不能得逞其志，苟延年余，金又来攻，北宋亡。
在即位之初，高宗本慑于爱国军民杀敌雪耻的激愤情绪，同时也想保持一定的实力地位，增加同金人议和的资本，所以暂时起用李纲做宰相。李纲执政后，力谏高宗还都开封或西迁关中，以示必战，鼓舞人心。并且举荐抗战派代表人物宗泽为东京留守，积极备战。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以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联络两地忠义民兵，以夹击金兵。但是宋高宗和亲信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等只想逃往南方，偏安一隅，不想与金继续对抗，对李纲、宗泽等主战派为抗金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大加阻挠和破坏。结果李纲只做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罢免，他所规划的一切都被废除。河北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被取消，张所、傅亮遭贬。爱国志士陈东等人上书反对投降，主张留用李纲，竟惨遭杀害。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高宗刚一听说金军又南下，立即南逃扬州。宗泽先后二十多次上书，吁请高宗回开封，出兵黄河以北伐金，均未被采纳。他忧愤成疾，与世长辞。临死前，口诵杜甫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三呼：“过河！”然后死去。
绍兴六年（1136年）初，岳飞与韩世忠、张俊等奉命北伐。岳家军很快收复了长水县（今河南洛宁西）、卢氏县；攻至蔡州（今汝南）境内。黄河沿岸人民积极支援岳家军，进军相当顺利。岳飞高兴地对部属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但由于南宋投降派得势，岳飞被召回鄂州（今湖北武昌），北伐半途而废。这时，经过几年的战争，金军主力和伪齐军队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南宋的变化。于是金国改变政策，于绍兴七年（1137年）废掉伪齐政权，表示愿将伪齐旧地划给南宋，但南宋要称臣纳贡。对此，南宋军民强烈反对，但高宗却喜出望外，满口答应。绍兴九年（1139年）初，秦桧代高宗拜受金诏书，双方议和。金将今陕西、河南地区划归宋，归还宋徽宗棺木。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对签订这种屈辱性条约，爱国军民都十分愤慨，岳飞也上书坚决反对，重申北伐主张，这就加深了他同投降派的矛盾及秦桧对他的仇恨。
高宗、秦桧在谋害岳飞的同时，又加紧同金人议和。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签订了和约，主要内容为：南宋向金称臣；皇帝由金册封；宋每年向金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淮河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境）为宋、金两国的分界线，但中间唐、邓二州和商、秦二州的一半属金。此事史称“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是在宋、金力量大致相当的形势下签订的。此后南宋统治者满足于偏安江南，不愿北伐收复失地。
对比一下汉武帝，为与匈奴开战，鼓励全国养马，其一生都是在对匈奴的进攻，进攻，再进攻之中。最后，擅长骑兵的匈奴居然被以农耕为主的汉朝的骑兵追着打。这还不够，汉武帝又命令卫青、霍去病主动率领几十万骑兵冲出塞外，与匈奴大决战，以绝后患。而宋王朝丧失了在亡国之前的抗争，变成了委曲求全，只会玩宫廷斗争，兄弟父子朋友之间为了争权，兵戎相见，毫不含糊。而有外敌来，个个就变成了小绵羊等着别人来屠宰！奢侈贪婪的低能君王宋徽宗和宋高宗，在邦交关系问题上，更是少有的糊涂虫。
宋第二次亡国，是宋联合蒙古灭金之举。这次南宋表现得比北宋更为愚蠢。此时的南宋，已是分崩离析，中原及淮河流域尽丧，陕西亦失。宋的疆域，仅留江南半壁，与三国时的蜀、吴相加差不多了，其政治更加腐败，其君臣更为昏暗。崛起于金境内的蒙古，像当年金反辽那样，迅速地打败了金，金的势力渐被赶出长城以北，迁都到北宋的都城汴梁。此时宋起居舍人真德秀，请趁机罢其岁币，且攻金自强。此计可谓有志，但宋须有自知之明，以宋的经济实力，养兵尚不能足饷，又如何振力灭金？此时的正确做法莫如助金拒蒙，给自己留一道屏障，然后再行远图。
1226年，宋蒙开始夹击金，历一年金灭，宋在名义上是得到了河南之地，但由于连年战争，黄河流域人民锐减，宋能得而不能据守，加上金灭北宋整100年，人民“久未沾化”，在宋王朝逃亡到南方以后，人民余下的那点爱国热情早已转移到金的身上。宋实际得到的，也就是南宋主将孟珙带回的金哀宗那把骨灰而已。而宋失去的却是阻隔强敌的一堵高墙。南宋的亡国之势，至此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