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月，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来到钧培里拜访，又请他“出山”，黄还是婉言相拒。又过两个月，有个叫徐铁珊的，据说曾教过日本天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在上海滩玩不转，请黄金荣出来维持一下，黄金荣当然还是托病拒绝。
应该说，此阶段的黄金荣摆脱了日本人的种种利诱，拒绝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但黄金荣本性决定了他做事的原则，汉奸不当，但财要发。怎么发财呢？原来他经不起汪精卫的口蜜腹剑，答应替伪政府举荐人才。这样，在上海滩，他照样玩得转，吃得开。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电文。1939年8月30日，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国民代表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汪精卫便登门拜访了黄金荣。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黄金荣不能避而不见，但深知与当了汉奸首脑的汪精卫来往须格外谨慎。于是黄金荣抱定“热情接待、糊涂应付”的宗旨，只是听汪精卫侃侃而谈。汪精卫首先感谢黄金荣在他患难时的帮助。原来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曾到上海来养伤。当时黄金荣曾请过名医，并送礼慰问。接着，汪精卫转到正题上，他要黄金荣代邀工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开会，并代觅会场，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会议希望在大世界——当年选举“野鸡中委”的故地召开。黄金荣心想，这个会议是汪精卫讨好日本人的会议，与当年在大世界选举“野鸡中委”的会议不可同日而语。便马上脸上堆笑地说：“大世界的厅堂太小，且不集中。既不够派头又不甚安全。还是在大光明影戏院召开最好。”汪当然听得出话里有话，只得表示同意。黄金荣立即令门徒程子良与袁履登一起负责布置会场，然后让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要求上海各界能加入“和平救国”运动。
但是，对于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反响极为冷淡。汪精卫不甘心。9月13日晚上，黄金荣收到一封大红请柬，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兹定于14日下午五点，于乐山花园酒家私人小宴，特请黄老先生拨冗光临，不胜荣幸之至。
兆铭鞠躬
9月13日
要不要参加汪精卫的私人小宴呢？黄金荣一下决断不了，便请来秘书龚天健、管家程锡文，还有杭石君、鲁锦臣等心腹徒弟商量。
“这乐山花园酒家你们知道是什么背景吗？”消息灵通的小报编辑杭石君故意卖关子，在师父跟前露一手。
他把嘴凑到黄金荣的耳边，神秘地说：“外边只晓得这爿店是日本人开的，可不知道这是日本军部秘密联络点哩！汪先生选定这个地方宴请师父，一定大有文章呀！”
“我看不去为妙。”程锡文反对出席。
“不去应付一下也不好；要晓得现在是日本的势力，上海租界已被日军包围，成了孤岛，我们要在这儿立脚呆下去，还少不了靠靠汪先生的牌头。”龚天健分析利弊，倾向出席。
杭石君与鲁锦臣表示，一切听师父的。
好半天后，黄金荣说：“去，看看再说。”
“师父，去看看也好，但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我的意思，你做老态龙钟，有病在身的样子，让他们不好开口。”杭石君说。
“好，好！阿君的话正合我意。”黄金荣高兴地拍了拍杭的肩膀。
酒宴在乐山花园酒店如期举行。酒店的地上铺了波斯地毯，柚木圆桌四周放着五、六把红木靠背椅子，上方特意端放着一个宝座——太师椅上搁着两只垫子，一是坐垫，一是腰垫。
下午五点一刻，黄金荣坐车来到，由程锡文和龚天健一左一右扶下车，汪精卫与佐藤已在厅门口恭候。黄金荣一面向主人点头、拱手，一面扶着程、龚两人肩头，装作步履艰难地走上台阶。
汪精卫笑容可掬地弯腰伸手，将黄金荣让进八仙厅里，坐了上位。不一会儿，汪精卫站起身来，以主人的身份祝酒：
“黄老先生，各位好友，今天大家赏光，兆铭万分荣幸。黄老先生德高望重，弟子三千，为上海第一名人，兆铭今日特备浊酒数杯，聊表仰慕之意！请各位为黄老先生健康干杯！”
在座的都应声站起，各自举起面前的红杯或白杯。黄金荣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哆哆嗦嗦地端起杯子，一边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将泼了一半的酒，老态龙钟地喝了下去。
不一会儿，坐在旁边的佐藤举起斟满花雕的细瓷杯，起来向黄金荣点头，又向黄金荣身边的龚天健笑了笑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市面。来，为这个，我们干一杯！”
龚天健忙着答谢：“谢谢将军的好意，只是黄老板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
黄金荣左手按着桌边，“吃力”地站起来，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他边说边摇晃着身子，有点站不住似的，一摆手，袖管将面前的高脚杯拖倒了，白兰地流了一大片。程锡文忙着扶住他趁机离席上车回家。龚天健则留下打招呼，说了一大串“失礼了，对不起”！
不久，汪精卫叫周佛海请黄金荣出山，黄金荣躺在藤椅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头也不行。”
这时管家程锡文也在旁边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黄金荣有气无力地应道：“好，好。”将周晾在了一边，周佛海见状，一时无话可说。龚天健连忙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周佛海只能回应：“好说好说。”便打道回府了。
周佛海走后，佐藤又来拜访。此次，佐藤没有请黄金荣出山，而是请他“荐贤”。于是，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
那袁履登，见要他参加伪政府，虽不愿意，但又不敢拒绝，便采取引退养老以为应付。他称病躲在家中，拒不见人，但很快发现住宅附近有人监视，吓得他藏到亲友家。
但是，日伪既然已经看中了他，就不可能轻易地放过他。虽然他三易其居，但最后还是在黑人牙膏厂老板严某家中被发现了。
日伪对袁履登的如此不识抬举感到恼怒，便把他绑架到虹口软禁起来，胁迫他蝉联伪公董局华董。在威逼利诱面前，袁履登动摇了。
近十年教会学校的熏陶，使他逐渐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奴才性格，多年的买办生涯更使他养成处处仰人鼻息，依赖外国主子而生存的习惯。而今日本侵略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国民政府已退到大西南，发动反攻收复失地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他考虑再三，决定再撑一次顺风船，出任伪职。其实，充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劳，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而已。他唯一顾虑的是重庆方面不好对付，担心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会对他不客气，于是又连忙函告杜月笙，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被迫，在重庆方面也留了后路。
在做完这些手脚之后，袁履登才放心地上任。不久，他又出任伪市商会理事长，有“沪上三老”之称的闻兰亭则担任监事长。
如果说袁履登开始是被“逼上梁山”的，那他后来就自觉成为一名忠实的走狗，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鞍前马后了。
污浊中的杀人争端
日本人多次请黄金荣出山均没有达到目的，决定派出日本特务藤曲，以保护黄金荣安全的名义入住黄公馆，黄金荣到漕河泾，藤曲也到漕河泾，以监视黄金荣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抗战结束前才离开。
抗战时期的黄金荣对各项社会活动一般多以年老体衰为托词，谢绝不去。只有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洗澡，仍雷打不动。这一时期，一些日伪新贵族依仗日本人的权势横行沪上，日益猖獗。
1940年隆冬的一天。入夜，坐落在愚园路极司菲尔路口的百乐门舞厅内，一闪一闪的五彩灯光随着“澎嚓嚓”的强烈爵士乐声疯狂地转动着。
此时，红极一时的“舞国皇后”陈曼丽正被一个中年男子拥在怀里，旋风般地绕着舞场踏动舞步。突然，“砰砰”两声枪响，舞场灯光骤灭。刹时，尖叫声和桌椅的碰撞声混成一团，人们纷纷夺路奔逃。
据第二天的报纸称：百乐门舞厅昨晚因歹徒火并，刺客开枪，舞后陈曼丽被误杀。
这就是上海滩沦陷时期的“歹徒”在“歹土”上的为非作歹。
“歹土”是“badland”的译名，是当时的《大美晚报》首先这样称呼的。
沦陷时期，东起静安寺，西至白利南路，北到曹家渡三官塘桥，南沿大西路向西延伸，在这面积约3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由于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和汉奸特务势力的扩张，形形色色的淫窟、赌场、毒巢遍地丛生，加上汪伪特务机关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臭名远扬，人们把这里称为“歹土”的“歹徒”的世界，确是很贴切的。
文章开头提到的轰动上海滩的“百乐门血案”，就是由“歹土”上的两个“歹徒”一手策划的。这两个歹徒，一个是李士群，一个是“沪西魔王”吴世宝。这两人均是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头目。
“百乐门血案”的对立面，是七十六号的另一个杀人魔王丁默村。
为了削弱丁默村的势力，李士群和吴世宝便派人在百乐门舞厅刺杀丁默村的心腹彭年，因此演出了弹雨纷飞的“百乐门血案”。
七十六号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后，七十六号前面沿马路的二十多幢三层楼房以及七十五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迫迁移，弄堂口终日警卫森严。沦陷区的多少抗日志士都在这个魔窟里遭到血腥残杀。因此，提到“七十六号”，人们往往谈虎色变。
七十六号的吴世宝，是上海滩上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个一脸横肉的大流氓，仗着结拜兄弟李士群的威势，带着一批翻脸无情、六亲不认的亡命徒，在上海滩上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所欲为，干尽了坏事。
吴世宝，苏北高邮人，自幼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住在沪西地区以拾荒为生。后来他的父亲开“老虎灶”，他除了搬搬煤块、捅捅炉子外，还做过牵马童，以贴补家用。
可是，底层社会的这番经历非但没有给吴世宝多少有益的启示，相反却激起了他摆脱“人下人”地位，而成为“人上人”的强烈愿望。
吴世宝从做小瘪三开始就横行霸道，成年后拜沪西地头霸“通”字辈流氓张云祥为老头子，跟着他做强盗，抢劫不到就靠打架和敲诈来过活。此人打起架来有一股子狠劲，在沪西流氓中颇有些小名气。
后来，吴世宝又向同伙买了一支手枪，经常携带在身边，做起了沪西最大的赌窟六国饭店的“抱台脚”。他高坐在赌台旁，跷起二郎腿，替老板监视闹事的流氓。
此后，李士群在沪西七十六号组织了特务总部，吴世宝便投奔了他，当上了特务总部警卫处处长。从此，他就更加横行霸道了。
当地百乐门舞厅有个红舞女马三嫒，他用汽车把马三嫒强行绑架到七十六号，软硬兼施，威胁马三嫒做了他的小老婆。
不久，汪精卫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李士群升任江苏省伪省长，吴世宝便成了七十六号里的杀人魔王。
吴世宝在上海滩上飞黄腾达后，便不惜重金，购买房子，添置地产，配备车队，雇佣保镖，以一掷千金来显示自己的阔绰，在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抖一抖威风。
1940年，吴世宝用赌、娼、烟、毒各业交上来的钱款，在愚园路四百七十五弄二号买下了一幢西式洋房。这幢豪华的住宅交通便利，闹中取静，占地数亩，富有气派，还附设有花园。
买下这幢洋房后，吴世宝依然不觉得满足，于是，他恃强带狠，先是将左边邻居的一座洋房强买下来，开了一道侧门，把楼上作为宴客厅，把楼下辟为舞厅；接着又把右边邻居的一个大院子买了过来，也开了一道侧门，作为网球场和晒衣场。
为了显示自己的“气派”，吴世宝在正厅里摆了全套红木家具，中式布置；在花园里造了一只亭子，里面放只大香炉，
日夜烧着檀香，烟雾缭绕。
搬进新居那天，吴世宝把高官名流、狐朋狗友、四亲八眷、徒子徒孙都请了来，在华丽的厅堂里摆了一百桌筵席。在网球场和晒衣场上，他让人搭了一座舞台，将上海的优伶名角全部请至。如此大吃大喝，大娱大乐，连开了三天筵席，唱了三天堂会，可以说是风头出尽。
第二年，吴世宝的老婆过40岁生日，为了摆阔，吴世宝示意他的门徒出面为师娘做寿，摆了几百桌酒席，连宴三天，连唱三天堂会，排场比搬家那次更大。
但黄金荣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他发财不是自己的本事，而是靠日本人的势力。如果是在以前，让吴世宝这小子来舔自己的脚面，还嫌他的嘴粗糙。
上海师傅长缝制戏装，知名全国；当日穿上戏装拍照，已成为一种时尚黄金荣牢骚归牢骚，却不敢动他一根毫毛。他知道自己老了，在上海滩上已不能像以前那样，跺一跺脚，就能抵上三四级地震。所以，他倒能容忍。
但事情并不像黄金荣想象的那样，你不找他，他可就找上了你。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上海京剧界有个姓高名青田的武生，学识渊博，年纪也轻，自幼专攻武生，最擅长演《铁笼山》、《挑滑车》、《长坂坡》、《战宛城》、《战马超》等折子戏，一时名噪剧坛。
谁知高青田后耽于烟酒赌嫖，不抽饱大烟就不能登台演出，所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以至于后来竟典当戏装。
老板范氏昆仲看了，认为有损戏院的面子，就中途与他中断了合同，一脚踢开了他。为此，高青田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高青田的烟瘾越来越大，最后竟吸起毒品海洛因来。就在他行将待毙的时刻，有个救星出现了，他就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吴世宝。
高青田当即拜了吴世宝为老头子，吴想不到收了有名的武生做门徒，他觉得自己很有面子，于是拿出一笔钱，送他去戒毒。这个武生算有点志气，竞戒绝了毒瘾。
重登舞台后，由于有吴世宝做靠山，他居然在京剧界称起霸王了。他自组麟社，威胁同行加入他的组织，有些名伶因此大吃苦头。
东山再起的高青田，回想起当年大舞台戏院老板范氏昆仲的仇来，因此想报复他，但又想到范氏昆仲的老头子是黄金荣，又不敢轻易下手。
他找到吴世宝后，便添枝加叶地哭诉了一番，要求老头子设法帮他报仇，吴世宝听后，胸脯一拍：“你只管放心，不管他后面有没有黄金荣做靠山，十天之内，我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不久，吴世宝便派了十名小恶魔，各自暗藏手枪，假扮看戏观众，准备在演出时闹事。果然，戏正演到高潮，十个小恶魔闹将起来，场内稽查便来干涉。于是，打杀声、口哨声、哭爹喊娘声，彼起此伏，场内秩序大乱，看戏的纷纷夺门而出。
范氏昆仲知道来者不善，径奔黄金荣家中报告情况。这黄金荣也有些气范氏昆仲，责怪他们碰到难处就想到老头子了，用不着时就把老头子给忘了；但又毕竟是自己的门徒，不甘心受别人的欺辱。
黄金荣想，这吴世宝现在在上海滩上正是气盛之时，不能硬碰，但怎样以牙还牙呢，麻皮又想不出好办法。最后，他想还是息事宁人吧，找个中间人劝说劝说完事。
再说吴世宝派去的一帮小魔王，在戏院里把稽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见范氏兄弟出面，索性闹到办公室，把办公室所有的东西乱砸一通，扬长而去。
过去开戏院的老板们有三怕：一怕开锣演出时天公不作美，下雨或下雪；二怕地痞流氓看白戏；三怕开锣时滋事闹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