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尤其是随着蒋介石王朝一天天接近总崩溃，“大世界”内国民党特务对艺人舞台活动的监视和干涉也更为猖獗。1948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命令戏曲界的特务头子组织“戡乱建国宣传队”，这时盘踞在“大世界”的戏霸依照特务头子的指使，在“大世界”建立了“戡乱建国宣传大队‘大世界’中队”。在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策划下，“大世界”舞台上大量演出所谓“戡乱”戏，戏中大肆污蔑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大世界”里还有不少供人“游戏”和“欣赏”的设备，花样很多。其中有许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游戏”之名，行毒害和诈骗游客之实。如摆在场子四周鳞次栉比的西洋镜，里面尽是黄色的画片。如什么“吃角子老虎”、诗谜摊、弹子盘、拉灯柱等等，实际上都是些公开的赌台。像这类赌台不下几十个，每天被骗被迷的游客不可胜数。
“大世界”也是扒窃、骗子、娼妓活动的集中地，游人因被窃、被骗、被诱而家破人亡的血泪惨剧经常发生。
1933年夏天，大京班正在上演一出宣扬封建迷信的戏，忽然有一位老夫人哭起来，嘴里不断地喊着“我刚才不过到厕所去了一回，孙儿就不见了，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在场的其他游客都替她四面寻找。而场内的“稽查”却责骂说：“大惊小怪什么，场子秩序都被你弄乱了，有事到账房间去好了。”说着就伸手把老人拖走了。一到房间，“总稽查”、绰号“闹天宫”的大流氓徐福生劈口就骂：“死人都能看住四块棺材板，你倒连一个活人都管不好，我们一天要有几千名游客，都像你这样，我们就倒霉死了。”一阵恶骂之后，便把老婆婆赶出了大门。
这类事情在“大世界”是经常发生的。原来“大世界”经理丁永昌的大徒弟徐福生就是上海的著名人口贩子，“大世界”正是他的活动基地之一，他每年不知拐骗了多少儿童卖于外地。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表示愿意“帮助寻找”，但当家长们前来认领小孩时，他就趁机敲一笔竹杠。
在“大世界”里，每天活动的扒手、骗子就有几百名，他们在人群里东钻西窜，愉盗行骗。在仅有千把个座位的京剧和电影场里，平均每天就有四、五十个人被偷窃，如果再加上被骗、被敲诈以及其他的受害人，其数目就更多。在这些受害人当中，有的甚至被逼自杀。
194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浙江嵊县的一个姓王的农民因事来到上海，不料在游览“大世界”时身上所带的钱被扒手偷得精光，连返乡的车费也没有了。这个老农民急得走投无路，最后竟跳楼自杀，“大世界”的扒手、骗子这样多，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奇怪。如丁永昌的心腹、“大世界”的“稽查”俞老四，就是以“大世界”为中心的扒手、骗子集团的总头子，他与“大世界”所在区——嵩册区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是结拜兄弟。而这个局长就是黄金荣的得意门徒。
另外，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盗窃股股长原来就是上海的扒手、骗子等的最高“统帅”，他也是黄金荣、丁永昌的徒弟。这些大流氓互相勾结在一起，把那些扒手、骗子的“孝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大世界”里扒手、骗子多如牛毛的原因。
“大世界”还经常有五六百名之多的妓女在饥饿和皮鞭的威胁下，由老鸨监管着，麇集在大桥、走道等地方，强颜欢笑，公开拉客。如1940年，在城隍庙（现豫园市场）九曲桥，有一个姓吴的青年投水自杀，就是因为他在“大世界”被流氓和老鸨合设的圈套所陷，失足不能自拔，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发生的。
流氓经理为了赚钱，经常强迫演出充满色情和封建迷信的剧目，以及以荒诞、豫园的大假山离奇、恐怖做标榜的凶杀戏。经理丁永昌曾多次提出：“要恐怖得使台下游客站不住脚。”
流氓经理为了赚更多的钱，竞强迫演员在戏中插入向观众“化彩”等花样。“化彩”就是假设剧中遇到急难，无钱解救，便向观众诉苦，以博取“同情”，请求观众施舍钞票。这时，有些地痞流氓便乘机将甘蔗头、汽水瓶之类的东西直向舞台掷去，借此取乐，使得有些演员的脸上、身上伤痕斑斑。
“大世界”的艺人们所得的报酬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这还不算，他们还要受到一系列超经济的剥削。他们一进“大世界”，先得通过许多关口，即必须向管人事的把头和管业务的“游艺部主任”层层付出“开销”，否则就上不了台。老板、经理等人如有什么做寿、宴会一类的事，就强迫艺人唱堂会和“义演”，如黄金荣添孙子时，艺人们被迫参加“庆祝演出”后，非但分文拿不到，而且还要备送厚礼。
“大世界”艺人每天演出的时间都很长。“大世界”每天中午十二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深夜。一般小档节目的艺人，一天甚至要演六、七场之多。艺人们由于劳累过度，精神非常疲惫，加上场子设备极坏，演出事故不断发生。
解放前物价飞涨，可是“大世界”老板不但不增加艺人的包银，反而以种种借口，不断地将原来的包银七折八扣。其他的大小流氓也疯狂的向艺人“拿开销”、“打秋风”，敲诈勒索的花样五花八门。艺人们为了多挣些钱，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有的在紧张、劳累的演出后，还要出去做小工、擦皮鞋、拾破烂，有的甚至出卖子女和自己的血液。还有的逼得走投无路，竟至自杀。
“大世界”里许多女艺人的遭遇更加悲惨。有的女艺人为老板卖了一辈子的命，年老了，就被老板一脚踢开；年轻的女艺人，还常常遭到流氓、戏霸的污辱。像彩云维扬剧团的一个年仅16岁的女艺人上台不久，就被“大世界”的一个流氓霸占为妾。当她怀孕不能演出，要求这个流氓给予照顾时，这个狠心的流氓竟拔出手枪威胁说：“臭丫头，你还敢哭哭啼啼，老子枪毙你！”接着就把她抛弃了。
“大世界”艺人的遭遇是这般不幸，至于一般职工，特别是最下层的“清洁工”，那就更惨了。他们在大老板、经理、工头、军警、特务、汉奸的重重控制和压迫之下，成年累月过着非人的生活。像周阿三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旧“大世界”许多下层职工的一个例子。
1925年周阿三因不堪地主的压榨，被迫带着儿子流浪到上海，托人介绍进了“大世界”，当上了一名临时茶房。他整天做死做活，还是填不饱父子俩的肚子。眼看“大世界”的楼房一层层造高了，可是这里的艺人、职工却更苦了。
当时流氓管事瞧周阿三为人老实，一天到晚像牛马似地不吭一声，就同意让他的儿子周长生在“大世界”当一名清洁工。周长生明知这一行是当时“大世界”里最低贱、最被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找个职业已不容易，只要有个栖身之地，谁还管它抵贱不低贱呢？但是，尽管他们父子俩每天从鸡叫做到深夜，吃到肚里的还是几碗稀粥，而且还要经常遭到流氓稽查的拳打脚踢。
有一次，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流氓稽查把周生长的号衣剥掉了（清洁工都穿上号衣，当时人们称号衣为“红马夹”，剥掉号衣就是停生意）。没有办法，他只得把家里的被子送进了当铺，买了礼物送给流氓。可是这个流氓稽查还嫌他送的礼物太少。后来他只得又去借了“皮球钱”（一种高利贷），添买了礼物现送去，流氓稽查才同意他第二天再去上班。周长生在“大世界”做了几十年的清洁工，那件“红马夹”不知被剥掉了多少次。
一年大年三十夜，“大世界”的流氓老板和流氓经理等照例要大张筵席，大宴宾客，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但这天晚上，全体清洁工却要按照“规矩”，在走道上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拎着自己的“红马夹”听候“发落”。如果流氓老板对你摇个头，那么明年这件“红马夹”你就别想再穿了。清洁工们把这一夜叫“刀子之夜”。
由于经常要受到流氓的敲诈勒索，“大世界”下层职工每月拿到一点儿微薄的工资，实际上一大半是别人的，只是从他们的口袋里过过路而已，周阿三一家不仅吃不上一顿饱饭，而且连一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白天在场子里工作，深夜散戏后，等到各处打扫完毕，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找个地方睡觉。
冷天，他们睡在舞台上；热天，睡在场地的水门汀上。
1938年，周长生的妻子怀了孕，她拖着足月的身子还在场里帮着干活。一天，她感到一阵阵腹痛，看来要分娩了，可是偌大的一个游艺场，就是没有她分娩的地方。她痛得满头大汗，只得在川流不息的观众群中，一步挨一步地爬上一级级的磨石子扶梯，来到五楼屋顶。
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她连滚带爬地来到潮湿的天桥扶梯下面的小间里。她就在这个寒气彻骨的扶梯洞里分娩了孩子。
当周长生知道她分娩后想来看看她，可是在工作时间，老板规定清洁工是不能请假的，虽然近在咫尺，也不能来看一下。
没有多久，周阿三又因劳累过度得了病，由于没有钱医治，竟默默地在三楼厕所旁的扶梯边死去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和美国兵在“大世界”进进出出，横行霸道，这时清洁工所遭到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惨重。
“大世界”在政治上还直接成为特务、汉奸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1931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会址就是在“大世界”。开会期间，黄金荣为了表示殷勤，特地挑选他得力的徒子徒孙担任招待和保镖，并亲自指挥场内的警卫工作。
日伪时期，在“大世界”的流氓中先后成立了汪伪警察局的“侦缉分队”和“大世界游乐场特别自警团”，名义上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实际上是帮助汪伪警察局在“大世界”艺人、职工和游人中搞情报和暗害活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纷纷进入“大世界”，把“大世界”的许多流氓吸收到特务组织中去。当时“大世界”的特务组织就有什么“中统特别情报组”、“工特护工队”、“军统稽查大队”、“戡乱建国宣传中队”等，“大世界”的一些大流氓也都当上了这些特务组织的头子。
上海解放后，“大世界”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接管“大世界”后，镇压了反革命，铲除了戏霸，清除了牛鬼蛇神，经过一系列的艰巨细致的改造工作，终于涤尽污垢，把“大世界”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娱乐的乐园。这均是后话。
却说黄金荣在抗战爆发后将自己的宝地献出来做难民收容所，确实是为抗战做了一件好事，这表明他是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的，也许他之所以没有当汉奸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拒绝做汉奸
杜月笙离开上海前，曾预料如果黄金荣不走，日本人肯定会请他“出山”，结果正如杜所料。
1938年夏天，黄家花园四教厅里坐着一个客人：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佐藤。厅内电风扇不停地转动着，可是闷热的暑气，一阵阵从窗口、门前涌进来。佐藤身着将军服，连脖子上的纽扣也牢牢地扣住，显出一丝不苟的神态。只是把军帽摘下，放在茶几上，还不让佣人挂在衣帽架上。佣人送上的冰汽水，他不吃，只掏手帕在光头上不断地擦汗，耐心地等待着主人。
主人黄金荣呢，这会儿正躺在歇夏别墅楼上让护士打一针氯丙嗪，再穿上两件夹袄，又用一条呢毯子裹着身子，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扶着下楼，来到了四教厅，点头拱手，向佐藤致意。
等黄金荣在靠背椅上坐定以后，佐藤打个手势，让等在门外的翻译进来，把话译给黄金荣。那翻译凑在黄金荣的耳边说：
“佐藤将军代表日本帝国驻沪海军司令部，看望您老先生来啦！”
黄金荣听后点了点头，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带痰的话：“谢谢将军啦！”
佐藤又问道：“老先生有多少门徒？”
黄金荣听了不由得一愣，暗自思量，怎么佐藤会问起门徒人数来了？他不敢说出实数，就嗫嚅而答：“约近千人吧。”
佐藤颔首微笑，双目不断注视壁上悬挂的字画，继而又问道：“日本国皇军来到你们中国后，你们中国人对日本皇军印象如何？”
黄金荣答道：“贵国皇军初来中国，彼此了解不够，在意见上稍有隔阂。日子久了，自会消除敌对情绪。”
佐藤听了点头称是。继而又说道：“本人来府造访是来请老先生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
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半年后，佐藤根据日本政府的旨意，便想在上海成盘一个傀儡政府——“上海大道市政府”。让谁做市长呢，佐藤知道，黄金荣名贯全沪，门下有大批门徒，让他担任市长，最为合适。于是才有今天登门造访之举。
当黄金荣听说要他担任上海大道市市长，连忙推辞道：
“佐藤将军同贵国政府看得起我黄金荣，心里非常开心。本应为皇军效劳，只是我年老病重，你看，大热天着了夹袄还怕冷，连路也走不来，哪能当好市长！再说，我也不识字呀！”
佐藤误会了黄的意思，接着说：“老先生请放心，只要你肯出面担任此职来稳定上海民心，一切步骤和计划，您都不需要操心，我们皇军会给您安排就绪的。”
黄金荣知道一时半时是拒绝不了佐藤的，便想采取拖的方式，“这件事事关重大，容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
佐藤一听有门，高兴地抓起帽子，告辞走了。
日本人的车子一出大门，黄金荣从躺椅上跳起来，三两下拉开夹袄，脱光膀子，哈哈大笑起来。他拍拍俞永刚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说：
“我的账房先生了不起，这一针打得真灵，一点也不觉得热。这针叫什么名字？”
“叫氯丙嗪，打了它可以降温，刚从红毛人手里搞来的，也有人叫‘冬眠灵’的。”俞永刚说。当晚，黄金荣的难兄难弟和一些门徒们得知这个消息，急忙奔赴黄家花园，在大烟室里，他们极力劝麻皮就任此职，以便能在他的卵翼之下，青云直上。
但黄金荣不以为然，理由有三：
第一，他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蒋又很器重他，如担任此职，于蒋的面子很不光彩，不如“留条尾巴掸掸苍蝇”为好；第二，在日寇的刺刀下担任此职，万一有个差错，日本人岂能饶恕自己；第三，考虑到自己虽是个流氓身分，但总比做民族败类要好。
当张啸林得到这个消息后，深为大哥惋惜，便要求黄金荣把自己推荐给佐藤，遭到黄的严词拒绝。
黄金荣说：“二弟呀，你不要想不通，日本鬼子的饭不是好吃的，万一弄不好，那是自己找罪受，还是太太平平过日子吧。你听到过说书人说到的《岳飞传》吗？卖国贼，祖祖辈辈被人骂的。”
时隔半月，佐藤又登门来访黄金荣，询问他对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考虑如何，黄金荣婉言拒绝。
佐藤对麻皮并不死心，时隔不久，又派翻译大贺才吉备好汽车，去接黄金荣来日本司令部晤谈。不多时汽车开到司令部大门里，黄金荣在汽车里看到日寇层层布哨，门卫森严，不由得心里一惊，头上冒出了冷汗。
过去，黄金荣经常出入外国人的官邸，但从没有看到过这种阴森可怕的场面。黄知道，今天佐藤是要给点厉害给自己尝尝了。
佐藤把黄金荣接到客厅后，开门见山地说：“你若能出面担任此职，皇军担保你一切安全，你的市长办公处任你选择，就是设在本司令部也行。”
这次晤谈，虽然佐藤有意威胁黄金荣，但黄并没有应允。佐藤尽管非常不悦，仍派汽车把他送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