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范氏兄弟碰到这种情况，因有日本人做后台，连黄金荣也觉得难办。就在黄金荣左右为难之时，张啸林刚巧来到家里。二人谈及此事，张啸林说：
“杜月笙不是有个门生汪曼云在上海社会局任局长吗，吴世宝还要叫他一声‘汪先生’呢！不妨叫他斡旋一下，料也不难解决。”
于是，黄金荣就托张啸林叫汪曼云出面去斡旋此事。
汪曼云，浙江绍兴人，自幼生长在上海，因家境富裕，20岁左右就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回国后，投拜杜月笙门下，由于他头脑灵活，手腕狡诈，在上海社交界小有名气。
汪曼云奉了张啸林之命后，便将此事禀告河野顾问，想用河野来压吴世宝。谁知河野竟说：“这件事与特务无关，你们中国人的事自己去解决吧！”
汪曼云觉得只有和吴世宝当面谈了。吴世宝虽然是个粗鲁汉，但对汪曼云却还有些尊敬。这天晚上，汪曼云在沪西百乐门舞厅特别间里找到吴世宝，开门见山地谈到此事。
吴世宝听了，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范氏兄弟各砍断一条大腿来，若自己下不了手，到时有人会去帮忙；第二，如不同意砍脚，就叫他们的老头子黄金荣陪着他们到七十六号，点上红烛，向高青田磕三个响头，并赔五万银元的损失。
汪曼云见吴世宝的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以办到，只有到张啸林处回复，说他管不了。
张啸林闻此，不内心中暗自脑怒，认为吴世宝在流氓白相人地界讲出的是不上路的“行外话”。光棍打人只能打九九，不能加一。如今你既讲出这番话来，且看你有多大能耐。
于是，张啸林便和黄金荣共同商量对付的策略：一面叫范氏兄弟暂时避居外地，以防不测；一面嘱令戏院暂时停锣歇业。
范氏兄弟觉得老在外避风头也不是上策，想到近几年戏院不但不挣钱，反而尽受乌龟王八的气，不如把戏院出盘了事，得到钱后到国外发展去。
他们便与黄金荣协商把戏院推盘于他，麻皮深知要买下此戏院，非二百多根金条不可，因为建造价值就值一百八十多根金条。但流氓自相人在钱面前没有“师徒”之情可讲，麻皮只愿意出八十根金条。
范氏兄弟也被逼无奈，只好把羊肉当作狗肉卖，好酒作为酸醋价，以八十根黄金的价格，把戏院盘卖给了黄金荣。
黄金荣坐收渔利，把戏院买过来之后，又在戏院剧牌上加添了“荣记”两字，就此敲敲打打，择日开锣营业。吴世宝对此也无可奈何。
那吴世宝在七十六号特务总部干了几年汉奸特务后，手里积攒不少造孽钱，但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被日本人毒死。其实，像吴世宝这样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走狗又何止少数，黄金荣不愿为日本人效力，却有一个人自愿为日本人鞍前马后地奔忙，最终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这个人便是“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张大亨一命呜呼
“八·一三”开战后，张啸林就悄悄离开上海，百事不问，偷偷跑到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的别墅里歇夏去了。
在他临走的前一天，把家中所有金银财宝，英镑、法郎、美钞等，全部存入国际饭店的地下金库，然后带两个美妾与随从，人不知鬼不觉上了莫干山别墅。
这座别墅是在1924年，为了打通鸦片在浙江的销路，张啸林花了一笔巨款建造的，送给浙江督军卢永祥夏日避暑用的。
1924年10月，卢永祥的浙军已退守松江，受到杭州方面来的孙传芳与齐燮元军队夹攻，卢永祥的部下臧致平、杨化昭、何丰林等人主张不惜牺牲，战斗到底，誓死保住上海这块地盘。
但战争局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卢永祥见残局无法挽回，只得通电下野。
当天下午，卢永祥偕何丰林、臧致平等捞着大量的赏金和现钞，乘日本轮船“岳阳九”去了日本。
临走前，卢永祥又把张啸林送给他的莫干山别墅及契约、室内家什统统奉还。张收回别墅后，加以扩建修缮，并命名为“林海幽居”。
莫干山位于锦锈江南的沪宁杭金三角腹地，距杭州六十公里，离上海二百公里，有“江南第一山”的美称，有“三胜”“四优”特色。
“三胜”，即是竹盛，品种之多，品位之高为全国第一；泉多，峰峰皆水，步步有泉；云幻，云海茫茫，变幻莫测。“四优”则指“绿、凉、清、静”四大特点。
张啸林的“林海幽居”坐落在山岙里。进大门以后，只见篁竹千竿，绿叶万簇，光线一下子变成青色了。铺满了落叶和青草的软软的地上，流着一条弯弯的泉水，泉边长满了摇摇欲坠的满天星，贴着地面的，是一大片紫色小花，人们叫它“勿忘我”。
这儿，前几年曾经邀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来休闲过，也作为杨度为调停《申报》与《新闻报》两家纠纷事的谈判地点，当时上海滩两大报业巨子史量才与汪伯奇也在此宿过。
张啸林这只狡兔，真是狡之犹狡。他有“小三窟”——上海的张公馆，三马路上的花园旅馆、真如镇上的紫云庵；“大三窟”——上海、杭州、莫干山。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一面将张啸林在上海的财产保护起来，一面派人前往莫干山，与他密谈，让他尽快回上海。张啸林“扃门山中坐，贵宾远道来”，当下不禁大喜，立即匆匆就道，返回上海。
张啸林之所以要离开修竹万竿，一色青碧的莫干山，返回上海听从日本人的指挥，主要是想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使其成为上海滩上独一无二的巨头，以日本人的凶焰来压黄金荣、杜月笙。
而日本侵略者所以要选择张啸林，正是因为摸准了他的心思，想借张的黑社会势力维护上海社会秩序，使其手下人均为日本侵略者所用。
张啸林回到上海，为表示自己愿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上海效犬马之劳，与日本特淞沪铁路在一二八战争中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务部部长土肥原来往甚密。经土肥原的介绍，张啸林结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三人经常在华格臬路张的公馆秘密会晤。
此后，张啸林及其门徒便公开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
193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对日军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袭击敌伪的物资仓库，使得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
为解决这一困难，日军派人找张啸林，劝其成立“新亚和平促进会”。
这桩买卖，正中张啸林下怀，他认为这种独门生意大有钞票好赚。不过，在新主子面前，该还点价钱，于是开口道：
1942年12月9日，日军进入租界，占领整个上海“组织新亚促进会，是好事，也是难事，要不少经费。既然土肥原先生说了，我张某愿效犬马之劳。不过为了筹集费用，安排联络人员，想在英大马路大新公司五楼开个‘俱乐部’，做点烟、赌生意，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新亚促进会的经费问题，我们可以提供一部分，会址也可以提供，烟、赌生意你可以照样做。”土肥原满足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张啸林便将他的门徒召集起来，成立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张啸林宣布了促进会的组织名单。他自任会长，俞叶封为常任秘书，程效欣、高鑫宝等人为理事。
此后，“促进会”成员，到各地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他甚至还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同时，又独揽了粮食的收购，并让把兄弟俞叶封专门收购棉花。
不仅如此，张啸林还与东北的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中苏恢复邦交后，由苏联运到中国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再由霖记木材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和交接事务。
霖记木行当时设在上海爱多亚路九十七号，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俞肇桐为常务监理，负责主持日常业务。在军需物品的补给上，张啸林为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张啸林又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是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服务。
早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派驻杭州领事登莫干山拜访张啸林之时，这位“张大帅”在谈判下山的条件中，曾提出：“要弄个上海市长当当，或者是搞个浙江省主席玩玩，倒还可商量、通融。”
这位领事听了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当时便对张啸林说，要这两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回答说：“既有难处，那以后再说吧。”
后来，由于张啸林在杜月笙“星夜走脱”去香港，黄金荣采取无论谁上门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可晤面”的情况下，为日本人出力甚多，日本人为酬谢张啸林，决定在浙江建立一个伪省政府，由张出任省长。
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魔爪伸向浙江，扩大控制中国的范围；二是以满足张啸林的“官瘾”，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可是，正当张啸林与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策划，实现这一目标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做出决定，从上海滩上除掉他。
1939年年底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统局的秘密会议室里，灯光通明。这是正在举行布置暗杀张啸林的整个行动计划的会议。这个行动计划是由军统局周伟龙制定的。会上做出决定，由时任上海行动组长陈默负责具体领导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组长。他是军统局中最适合执行出生入死任务的人选。
在此之前，陈默所领导“上海站”的确使汉奸们心惊胆颤：
伪上海特区法院院长范罡，当他从法院回到威海卫路家门口时，被冷枪击中毙命；
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歧，正要准备去南京粉墨登场，在上海大马路上被一阵乱枪打死；
1931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轰炸后的闸北汉奸商人陆佰鸿，在他寓所外的汽车里毙命；
“上海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在一次庆功晚餐上，饮弹身亡；
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坐在家里的马桶上，被门帘后的一根短枪击中数弹；
伪“上海财政局局长”周文瑞，在今福州路望平街遭狙击负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行刺，侥幸保全性命。
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张啸林暗自发慌，防备也越来越严密了。这给陈默尽快干净利落地实现军统局的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陈默凭借他在上海“要人有人，要钱给钱，要枪送枪”的优势，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时机，去实施自己的部署。
1940年1月15日，国民党上海行动小组得知张啸林将亲自陪老朋友俞叶封去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最末一场演出捧场，并包了楼上正当中的几个包厢。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在包厢里看戏之时下手。
那天晚上，台上新艳秋唱段精彩，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正当热闹非凡之时，突然响起一阵机关枪声，霎时，楼上包厢内数人倒在污血之中。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未能到更新舞台去为新艳秋演出捧场，只是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
当晚，陈默在上海行动小组指挥部获知此次暗杀未能成功的电话，非常恼火，责怪手下一班人的情报掌握不够准确。即指令他们要密切注视张的行动，弄准情报后再继续实施暗杀计划。
俞叶封被枪扫死在更新舞台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但一直闷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一天，他的赌瘾上来了，怎么也憋不住，决定坐车去赌它一场。
这个消息立即为陈默侦知并弄清了张的行车路线。陈默决定当张的坐车行至一处十字路口时，设法打出红灯，等汽车一停下来，就用机关枪扫射。
那天，张啸林的车子刚开到该处十字路口附近，红灯亮的时间毫厘不差，眼看张的坐车就要停下，可是，开枪的人却沉不住气，早扣了那么一秒钟的扳机。张的司机王文虎突然听到枪声的一刹那，当下将要踩刹车的右脚，猛移往油门上踩下，一个冲锋，汽车飞也似地闯过路口。
陈默精心布置的第二次行动，仅将张啸林的汽车玻璃击穿三个洞，未伤及张身。
经过这次狙击事件，张啸林自此真正闭门不出，连自己开设的大新公司俱乐部也不敢去了。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加强警戒，雇了二十多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华格臬路张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如临大敌。
军统上海行动小组在这次行动后不久，又接到军统局发的电报，催促他们迅速执行杀张的命令。
陈默收到电报后，有些着急。他知道半路伏击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针对张啸林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及心理状态，他决定转换手法，采取重金收买张的内部人员的办法，来实现军统局的这一指令。
他很快将目标定在一个名叫林怀部的人身上。
林怀部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系山东人，绰号三和尚，其父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旅长。后因父死家贫，使来到上海投考法捕房巡捕，并拜张的汽车司机王文虎为“过房爷”。
后来，林怀部在法捕房因犯过被开除。张啸林知道他的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爱司的红心，经过王文虎的保荐，遂用他为贴身保镖。
1940年8月14日，一辆外地来的黑色小汽车缓缓驶进张宅大院，林怀部即刻上前将车门打开，经来者自我介绍，林获悉此人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林将吴静观领到三楼张啸林的房间。
下楼后，林怀部叫另一个汽车夫关好院子大门。
汽车夫关好大门，不乐意地嘟哝一句：“关门，管我什么事。”
林怀部一听，火冒三丈，骂道：“你这婊子养的，骨头作痒了，叫你关门，是看得起你，不识抬举。”
“你算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老妈子生的小瘪三，还要你来抬举我。”汽车夫回了一句。
“你再说一遍，我揍你娘的。”
“我怕你？”
两人愈吵愈凶，正在三楼谈得投机的张啸林听到吵闹声怎能不发火，他将上半身伸到窗外，喝道：
“你们这批人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做，吵什么，活得不耐烦啦！”
要在平时，张啸林只要一发火，挨骂的便乖乖地走开，可今天同往常不一样。林怀部故意装着愤而不平的样子为自己辩护。张见保镖胆敢顶撞，气得将大半个身子仰出窗外，用手指着林怀部，骂他祖宗三代。
目标已在眼前，林怀部不再犹豫，抬手一枪，“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正好从张啸林张着的嘴射入，穿枕骨而出。只听得一声惨叫。张倒卧在楼堂的地毯上。
上海青帮三大亨中的张大亨，省长的交椅还没坐过一刻，就此一命呜呼！死时，还张着大嘴，瞪着眼珠子。似乎还不甘心。
却说呆在二楼的吴静观回过神来，立即拨电话向日本宪兵队报警。因为这时期，日本与英、法、美等国尚未宣战，日本宪兵队要进入租界，还得巡捕房同意，办手续方才进入。这样，等到日本宪兵队赶到，林怀部早已在国民党特工人员的帮助下，远走高飞了。
当天晚上，黄金荣便得知了张啸林的死讯。虽然这是炎炎赤夏，但麻皮觉得自己起一身冷皮疙瘩。他不停地思索，亏得没接受市长之职，自己的所作所为，尚能说得过去。
第二天，黄金荣便派人出了上海，到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希望密切合作。
顾祝同大喜，很快交代黄金荣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