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收容所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黄金荣等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予以坚决支持。1932年4月19日，黄金荣领衔，与徐李龙、杜月笙、王一亭、王晓籁等联合致电黑龙江主席马占山，支持其抗战行动。
5月2日，马占山回电黄金荣等表示：“占山今已决心誓雪此耻，秉国府之意旨，率部属而奋斗，以与沪上各军，遥为声援……幸赖诸先生与诸同志，大声疾呼，唤醒民众，齐赋同仇，誓为后盾，将来长期抵抗，终必成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上海各阶层民众纷起抗争。
国难会议原是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九次大会（1931年11月22日）做出的决议，后因蒋、汪矛盾和淞沪抗战爆发而推迟。1932年4月7日，终于在洛阳举行。
本来值国难当头，各界无不希望“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团结和发动国民，一致御敌。但国民党对国难会议已定下基调，即可以说“救灾”、可以谈“绥靖”（剿共），惟独不可言“救亡”，这表明国难会议实际已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御用工具，人们无不失望。
4月5日，上海会员张耀曾、黄炎培、史量才、章士钊和黄金荣等六十六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不愿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国难会议，辱承敦聘，读组织大纲，集全中国意志，共定救国大计等语。念匹夫之有责，虽汤火莫敢辞。顾同人深信凡民族争存于世界，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盛衰存亡，胥系于此。我中华民族，所以积弱至今濒于危亡者，唯一症结，确在不能合作。民国二十余年，内讧之频繁激烈，人所共见。近数年来，更立一党专政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党员斗争于内，民众睚眦于外，全国嚣然，戾气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来之奇辱。此而不变，沦亡可待，遑论御侮。同人参与国难会议，方拟开陈所信，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对此救亡大计，努力解决，以答政府相邀之雅，而副人民望治之殷……政府忽有限制会议议事之规条，经推代表赴京晋谒，奉询真理，复承汪院长函复，会议讨论以御侮、救灾、绥靖为范围等语，诵悉之下，不胜惶惑，以为尊台赴会，如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因特电陈不能赴会理由，幸乞谅察。”
通电公开后，各界赞同，而蒋、汪政府颇为难堪，汪精卫一连数日来电催促，而上海众会员仍不让步，4月10日再次联名通电，表明两点主张：“其一，同人痛愤日本非法无道之暴力侵略，彻悟拥护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之严重责任，同时并顾念世界维护和平之报坛巨子申报经理史量才，因时评文章触及时弊，影响甚大，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信约及努力，主张以左列大方针，对付外患：一、中华民国领土及主权之完全无缺，为全国人民神圣不可侵犯之主张，不辞任何牺牲，必拥护到底。二、为贯彻前项主张，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三、对外任何条约及协定非经临时民选参政机关或宪法上之有权机关同意，不生效力。
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故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而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主张在宪政未实施以前，由国民政府立即实行左列各项：一、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之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不得再用公款支给任何一党党费。三、实行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参与地方政治之机会。四、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五、设立民选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限二个月内成立。六、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通电最后指出：“倘若大会赞同，政府采纳施行，一新全国视听，藉以团结人心，消弭大难，则同人虽不及赴会，其与赴会无殊。”
这些主张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当时轰动一时。按照黄金荣的学识，他肯定不是首倡或中坚分子，但他赞同这一宣言，这已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政治上最进步和开明的举动了。
这两项倡议深得与会会员的响应，国难会议主席团被迫增加了关于政治改革议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如期结束训政》、《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国民代表大会有预算决算国债之决议权》等议案，通过了《共同御侮原则》和《国难会议宣言》等。
“一二八”事变前后，黄金荣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例如募集救国捐，全国各界积极响应，热情之高，可谓史无前例。
时国民政府自1931年10月到1932年5月的八个月中不给十九路军分文军饷，而上海民众的捐献超过了十九路军八个月的军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黄金荣自然也捐献了不少金钱。上海市各界为反对日本侵华，组织“反日会”，黄金荣也是其中的活动分子。
黄金荣还将自己的产业贡献出来，参与了难民收容所的建设。在康梯路（今建国东路）的金荣学校，设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第七收容收，收容难民二百人。在大世界设立第十四收容所，负责人是童子剑。
为了遣送难民，黄金荣又与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陈世昌等人于8月联合发起演剧助赈，决定“架一座大舞台，表演三天，所有戏馆场面班底，一概义务助赈，各发起人认销戏券，每人约两千元”，预定筹满金额为六万元。
黄金荣是如何将“大世界”设为收容所的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三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三十二艘，并有海军士兵两千余登陆增援。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了。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门前落下了炮弹，大世界附近也有炸弹落下。各国租界的路门，全副武装的外国士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边，枕戈待旦。各国领事馆的官属早已陆续疏散回国。
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等因素的影响。1937年11月12日，淞沪防线全线崩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只得宣布“国军全部撤出上海战略转移”。
在上海即将沦陷的前夕，杜月笙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要黄金荣、张啸林同去香港。
黄金荣长叹一声说道：“我快到70岁了，半截子入土的了，怕什么？我不走了。再说我的大世界、黄家花园背不动，带不走。我看，还是呆在租界里，保险！”
“万一日本人要你出山呢？”杜月笙问。
“哈哈哈，”黄金荣一阵狂笑，高声说：“阿伟是我的高足，如今为举国之尊，我岂能背叛他，投降日本人，让天下人耻笑？”停了一下，黄金荣回问道：“月笙，你是走呢还是留呢？”
“我还没想好。”杜月笙有些心事重重。
杜月笙又来到张啸林家。
此时的张啸林认为，一旦杜月笙去了香港，黄金荣不问事，那岂不是自己独霸上海的好机会。在以前的几十年里，上海虽然一直是三大亨的天下，但不是黄、杜、张，就是杜、黄、张，张啸林从来就没有做过大亨的首位。因此，当杜月笙问他是走还是留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留！”
“为什么要留呢？”杜月笙究根求底。
“走，我能走到哪儿？日本人能打下上海，打不下南京？再说，就是跟着蒋光头，又有什么好处？‘四？一二’清党，我这手上可没少沾共产党人的血，但结果如何呢？”杜月笙知道张啸林为儿子的事而恨蒋介石，当年张啸林之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之后，想把他安插到政府机关去，但蒋介石并没有如他的愿，因此，对此事，张一直怀恨在心。
杜月笙婉转地说：“二哥，我们即使走，也不一定是为了跟着蒋介石。‘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参加过抗日，日本人进驻上海，不会不算账的吧！”
“不！”张啸林抬手止住杜月笙，“就是我们抗过日，又怎么样？日本人来了，还能不想玩得转？土肥原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只要我为他们办事，他们不计前嫌。”
“给日本人做事，那岂不成汉奸了？”
“汉奸？汉奸怕什么？大哥，三弟你，不也都是汉奸？”张啸林“霍”地从烟榻上坐了起来。
“我们怎么是汉奸？”
“我问你，金荣大哥替法国人做巡捕，算计中国人，算不算汉奸？还有三弟你，做租界公董局华董，替外国人出谋划策，算不算是汉奸？”
杜月笙叹了口气，没有做声。
张啸林放低声音又说道：
“三弟，讲实话，自从前些年为了‘181号’，金荣大哥、你、我兄弟闹过一场矛盾之后，我就打定主意，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何妨不来个‘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呢？”
“你三弟开银行，办工厂，当那摩温、首席绅士，当议长、会长、董事长，那你尽管去当去。我呢，我爱洋钱，我要发财，我还是要贩我的土，开我的赌。赚到钱，说明我还有点本事，赚不到钱，我就回家啃老本。月笙三弟，你说这样不也好吗？”
杜月笙知道再劝也是白费口舌，只得黯然辞去。
其实杜月笙也并不想离开上海，只是一根签，使他下定了要走的决心。
到黄金荣家、张啸林家劝说回来之后，他也在慎重考虑是走还是留的问题了，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突然想到静安寺，何不到静安寺问问神灵呢？
于是，杜月笙乔装了一下，来到静安寺，混在善男信女中，拈香拜佛求签。签筒晃了一下，他抽出一根，是三十六签，下下签。揭开黄纸签语，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解曰：异地飘零，举酒嘱客。
菽麦难黄，地老天荒。
杜月笙曾经学过一些算命知识，一看此签，便知是鸟恋旧巢，人恋故土，情势迫人，不得不去。于是下定了离开上海的决心。
而黄金荣留在上海会怎么做呢？
8月13日抗战打响后，由于国民党战略的不当和军队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不久即处于不利态势。而日军则大举增兵上海，扫荡周边地区。11月12日，上海城市除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侵占了江浙各地，侵略军残暴屠杀抢掠，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人上海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从四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人。一时，上海租界孤岛内到处充斥着难民，他们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各界人士纷纷行动，向难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作为法租界大亨的黄金荣在这股爱国爱民的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黄金荣与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难民救济委员会，黄担任了副主任。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当局下令将各种学校作为收容场地。就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两枚炸弹落在爱多亚路、虞洽卿路（今延安东路、西藏中路）路口，这里正好是大世界的门口，当时便尸横遍地，血肉横飞。黄金荣即打开了大世界游乐场的大门，让难民们人内躲避炮弹，将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改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
不几日，大世界已容纳了几千难民，但四处的难民还是滚滚而来，黄金荣索性把共舞台、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和金荣小学等也空出来接纳了难民，做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东面的四明公所也做了临时收容所。难民入住后，黄金荣每日支出不少钱物用于购买食物、设立诊所等。他还在南市老西门、城隍庙等处施舍米粥给穷人和难民，这些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黄金荣争得了美誉。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及周围地区后，租界成为了孤岛，上海各处的难民收容所增加到一百二十六个，收容人数达十万人。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黄金荣一方面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一方面又怕难民在大世界里死去，从而破坏了风水，断了财路。于是，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大世界内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开销了不少铜钿，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转眼间到了1938年底。其时日军已向中国内地入侵，原来从上海近郊和江浙地区来的难民多被陆续遣送回去。但是直到1939年初，大世界里仍有一千多个难民盘桓其间，其中有不少人不仅已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还找到了求生的路，他们往往白天出去做小本生意，晚上回到大世界来免费宿夜。
当时岛内的形势已大为改观。由于占领区处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工业萧条，急需大量的生活品；租界内人口拥挤，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市场齐备，这些因素刺激了孤岛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一批发了国难财的工商业人士和投敌的汉奸们生活放荡奢靡，不惜一掷千金。这些情况使黄金荣的门徒们不断向老头子进言，重开大世界，抓住这发财的良机，同时各个剧团的老板等也希望大世界能早日复业。
黄金荣听了门徒们的劝告，正合心意，心想当初日本人打进上海，国民受难，市面萧条，自己以大世界办收容所，接济难民，停业一年多，要算损失难以估量，也算不负国人了。但长此下去，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
于是，黄金荣命令大世界经理丁永昌等人，先贴出告示，要求大世界内的难民限期迁出，不遵守者逐出大世界。丁永昌、陈福康等立即安排妥当。1939年的春节，上海荣记大世界又开业接待游客了。
那么，这之后“大世界”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大世界真正成了富人的销金窟，穷人的陷阱。
“大世界”各剧场和电影场等上演和放映的大都是诲淫诲盗、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封建迷信、灌输奴化思想等荒诞或不健康的东西。
“大世界”重新开业后，就完全变成日伪进行奴化教育和腐蚀人民的民族意志的场所。日本宪兵设有特高课这个特务机构，所谓“特种娱乐”事宜也由它控制。课长是号称“中国通”的小村，“大世界”的经理丁永昌和他有着直接的勾结。根据小村的指示，丁永昌除加强对艺人、职工和游人的进步活动的“缉查”外，为了麻醉观众，还迫使艺人经常演出宣扬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反动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