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陆连奎哪里戴过这样的绿帽子，气冲冲地冲出房间，走到大厅里，适逢三姨太的弟弟在大厅里与一个妓女闲聊，见陆下来，连忙问：“怎么啦？看你气成这样。”那陆连奎也不答话，只说声：“走，让你也长长见识，看你姐姐怎样丢人现眼的！”
三姨太的弟弟也不知什么情况，莫名其妙地跟着姐夫走出大厅。就在两人刚走出大厅大门之际，突然从暗处射过来一串子弹，枪声一响，陆连奎和其内弟已经倒在血泊中。
其实，陆连奎并没有死，只是子弹擦破了点皮，听到枪声一响，知道有人暗算他，便装作中弹躺在地上。那内弟可是名符其实的“挡弹墙”，一串子弹全射进他的身体。
陆连奎逃出一条命后，知道东窗事发，连忙卷起金银，到乡下避风去了。
最可笑的是陆连奎的三姨太，弟弟被打死，丈夫失踪，她急忙找到陆的老头子黄金荣，要他帮忙，查清这起事件的幕后人是谁。
谁知道黄金荣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放到桌面上，冷冰冰地说：“你认识这件东西吗？”
那三姨太一看到是金耳勺，顿时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陆连奎犯在自己的老头子手上了。
那陆连奎虽然此次逃脱了性命，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暗杀的下场。“八？一三”上海沦陷后，陆连奎投靠了日伪，在黄金荣等人的帮助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黄门内部互相争斗、攻击，连黄金荣都不能幸免，黄门的势力能不日益衰退吗？
“忠信社”与“恒社”的争端
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为贩卖黑货、开办赌场、捞取黑心钱而走到一起来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从合伙一开始，便因彼此私利而矛盾不断。
“三鑫公司”和“181号”的负责人，名义上是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实际上的后台老板却是黄金荣。
杜月笙利用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发展自己的势力，门下得力的助手有顾嘉堂、金廷荪、马祥生、叶焯山以及季方卿的徒弟小阿荣等，杜月笙本人由此而飞黄腾达起来。
在这方面，黄金荣对杜月笙十分不满，可是尾大不掉之局已形成，黄金荣也无可奈何。同时，由于杜在公司掌握全权，张啸林同样感到不满，但却责怪黄不给他和杜一样的权力，张对黄也不称心。另一方面，杜月笙对黄金荣不断要求取款亦颇感棘手，因而彼此之间，造成了三角矛盾。
法租界巡捕房大小中外头目，因与“三鑫公司”分赃不均对黄金荣和公司表示极为不满，使得黄、杜、张之间的紧张局面更加复杂化。于是，众流汇合，曾形成了一股反黄金荣的浪潮。
张啸林借此机会联合杜月笙，抓住黄与其儿媳之间的暖昧关系，诋毁黄金荣是“三鑫公司”的“扒灰老大”，闹得满城风雨。后台老板费尔礼感到难以应付，考虑劝黄金荣退役，以缓和矛盾。
黄金荣一时感到四面楚歌，只得打电报给正在哈尔滨一带“打围”的季云卿。因为季云卿是曹幼珊的门徒，他在长江帮中有一定的势力，与杜月笙、张啸林等关系甚密。
季云卿赶回上海，向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劝说，要以义气为重，并谓房帏中事，暖昧难明，不宜信口泄愤，这才稳住了黄金荣在法捕房和“三鑫公司”中的地位。他们三人之间的一场为争权夺利、内外交讧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虽然还是三位一体，其实暗斗逐渐激烈。
前面讲过的黄金荣门生陈培德与杜月笙门生陆京士两人争做上海总工会主席一事，便充分体现这一点。
进入30年代以后，上海帮会的情况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自国民党政府执政以后，宣布为“刷新政治”，颁令禁止帮会活动。所以，一切旧有的帮会组织，必须有一个新的招牌混世，自己也须有一个新的称呼号令。二是帮会大亨们随着自己踏入金融工商实业界和社会上层，大量有产业、有身份的人进入了他的帮口势力圈子，对这批人的控制，大小八股党那种组织形式显然已难于行得通，这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更体面、更时髦、更有效的组织形式；所以，一种新的帮会形式急需出现。
加上杜月笙与黄金荣矛盾增多，黄金荣越来越老，杜月笙十分清楚，黄金荣倒台之后，黄门亦算倒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上海滩上各种团体、各色人等严密控制的期待和重任，自然要有人承担。
所以，杜月笙决定建立一个政治性的，既能效忠“国家”，又能效忠自己的新式组织。
“恒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了出来。
组织“恒社”的建议，最早是由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提出的，其社名，一说为章士钊所取，另说为陈群所拟，取义于古书云：“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在陆京士看来，参加恒社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是入杜门的学生都可以作为社员，并规定，文职要科长以上，武职要少校以上，工商界则必须主任职务，年龄必满三十周岁。
陆的主张，意味着参加恒社的人都将是各界的实力人物，这实际上是为杜月笙在中上层社会中，组成了一支帮口力量，用集团的势力，影响和左右上海滩上的中上层社会。
陆京士的建议深得杜月笙欢心（不久，杜即推荐陆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即把组办恒社的重任全权托付给了他，又亲自指定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想堂、《申报》主笔唐世昌、社会局调解股股长王先青、第三科科长许也夫、总管家万墨林等十九人为发起人。
这十九人中，万墨林事实上是杜月笙的私人代表和主要联系、决策人。
恒社还制定了一个圆形社徽，周围十九颗星（指十九个发起人），绕成一个花边，中间一口铜钟，象征“声”之源，钟的外壁悬一新月，“声”“笙”同音，寓“月笙”名字，整个图案为众星拱月，组织意义十分明显。
经过陆京士等人的精心筹划，1932年11月，“恒社”正式成立，宣布二十字宗旨：“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
成立初时，恒社仅有一百三十余人，但主要人员的分布，却颇能反映杜月笙兴趣所在，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方面，有陈君毅、林美衍、黄造雄等；在市政府社会局方面，有科长张秉辉、许也夫及主任王刚等；新闻界有唐世昌、赵群豪、严服周等，邮务工会有陆京士、傅德卫、张克昌等；电影界有张石川、任矜革等；鱼市场有唐缵之、朱东山等；法商电车公司有邵子英等，京剧界有赵培鑫、孙兰亭、汪其俊等；交通业有周祥生等。
除上述行业之外，银行、企业、纳税华人会等机构中也都有人，巡捕房里还有若干包探、巡捕，有的分开，有的暗藏；各尽其通风联系、相互利用之能事。而一般社员则分布在上海社会各阶层。
为了使入社会员成为杜氏私家兵马，还特别规定，凡入社者，须先用红帖子开明自己的祖宗三代，并写明：“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的字句，由二名介绍人和本人具名，然后按照约定日期备齐礼物，持往杜家行礼。
最初要向杜月笙跪拜，后来，为适合中上层人士的特点，杜月笙改变了形式，改跪拜为三鞠躬，如对方是社会上头面人物，杜还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以示回敬，但遇到极清高的，杜月笙亦不敢苛求，投一张拜师帖子也就行了。
经过杜月笙、陆京士等人的多方活动，没多久，恒社就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批人不同于大小八股党等青皮、流氓，基本上都拥有一定的产业和身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恒社的成立，顿使杜月笙在上海上层社会中也掌握了一股威慑力量，它和大小八股党一起，组成了杜月笙手下的文武两套班子，成为杜月笙在上海滩“打天下”的组织基础。
恒社有一个出版物《恒社月刊》，但内容一般，没什么社会影响。社内时常举行的是彩排、聚餐之类的活动，以加强杜氏门人间的联系。其社址最初设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后面，采用俱乐部形式，后因组织扩大，场地太小，不敷使用，杜月笙就在爱多亚路买了一幢房子作为新社址。
有了“恒社”的辅佐，杜月笙如虎添翼，仗着这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杜月笙迅速爬上了上海“商界领袖”和“社会领袖”的峰巅。
为了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杜月笙频繁地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中露面。
1935年，江湾市中心区体育场开幕，要举行大规模的全国运动会，可是经费不足，难以举事。主办人郝更生登门向杜求援，杜月笙一口答应，出面借了国际饭店，将上海工商各界名流贤达一一请到，然后摊出了郝的难题，商议捐款。
结果，与会诸人纷纷解囊，捐款数远远超出实际所需，组委会大喜过望。为了感谢杜月笙的概援之德，在全运会开幕式足球赛开始前，他们特意请杜月笙到中场，为球赛开球。这使杜月笙大为兴奋。
次年，国民党发起向蒋介石献机祝寿活动，杜月笙不献则已，一献惊人，他一下便捐出了两架飞机，一名“月夕”号，送给当时的飞行社，一名“月辉”号，送给中国空军。
一人献出两架飞机，这种财力，这种派头，不仅在上海，在全国亦属绝无仅有。当时国民党大小报纸，着实为他鼓吹了一番，使他轰轰烈烈地扬了名。
杜月笙的这一系列辉煌之举，无疑像是千万座大山压在了黄金荣的头上，他觉得自己失落了，他不甘心。
1936年的夏天，黄金荣默许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徒矛盾，搞垮恒社。
忠信社命名的由来，取之于漕河泾黄家花园六角亭上蒋介石写的“文行忠信”石碑，黄金荣以其中的“忠信”两字为名，组成社团。
忠信社主要分子有邱子嘉、丁永昌、陈培德、张善琨、徐笠衫、姚松如、陈福康、鲁锦臣、潘瑞生、龚天健、胡憨珠、杭石君、吴玉荪和黄振世等，算是该社委员。社员则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
黄金荣名为社长，但他只默许门徒按其指示去搞，每次集会均不来参加。
黄金荣在组织忠信社之前，就曾密召几个亲信门生说：“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
后来，忠信社社员每星期日在黄家花园聚会，以聚餐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计策。但杜月笙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黄金荣就与杨虎联络，与杨的兴中社结成联盟。
1936年夏秋之际，两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约到“半淞园”聚餐，双方凑满一桌圆台面。当时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徒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好由黄金荣去向蒋介石告状。
这样，他们举行了六七次秘密会议，搞垮恒社的阴谋仍不能实现，而搜集杜月笙劣迹又查无实据。
不久，一场巨大的动荡使上海滩的形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金荣的生活转向了另一个方面。
这究竟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