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
“乃两院显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系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
“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
“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民国元年元月二十八日，十七省议员38人，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起草民国根本大法，三月十一日由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这便是《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中华民国宪法尚未产生之前，吴景濂、王家襄等国会议员150余人的这个通电，开宗明义第一句说得很对：民国宪法未完成前，国家根本组织，厥为《临时约法》。根据《临时约法》，徐世昌被斥为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系篡夺行为，应即宣告无效。当然是于法有据，振振有词，徐世昌纵有百口，也难申辩，他是个“伪大总统”。
民国十一年六月一日的徐世昌，诚所谓焦头烂额，手足无措，除了参众两议把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宣言之外，吴佩孚的方面大将，河南督军冯玉祥和陕西督军刘镇华，这两位方由徐世昌明令任命不久的直系中坚。居然也拍来通电，请徐世昌勿再恋栈，立刻辞职。尤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宣言电文咄咄逼人，而保定方面，又派来了新任农商总长张国淦。张国淦字乾若，籍隶湖北蒲圻，清末便追随徐世昌于东三省总督任内，极获徐世昌的赏识，直系战胜奉系后的北政府第十九任内阁，他当了农商总长，不啻新朝新贵，因此，当张国淦衔命而来，徐世昌一见名帖，误以为天降救星，心中非常高兴，一迭声地请进。
可是，张国淦一见老上司，面容尴尬，欲语又止，徐世昌察颜观色，胸中的一团欢喜，便又化作了三尺冰冻，不用问，张国淦专程前来，决不会是事情有了转机，他准是奉了曹、吴之命，当面促驾的。于是，他一声长叹，故作韪心之论地说道：
“我久想辞职，早卸仔肩，只是苦于不得机会，如今能辞便好，能辞便好。”
张国淦听他这么说，好些曹、吴二帅交代的话，天幸可以免了，当下，他只是问：“大总统决意辞职，不知是否已经定了荣行之期？”
脸一沉，徐世昌似有怒容，歇半晌，他又摇头苦笑，轻声地问：
“真有这么样急么？”
唯恐误事，张国淦也是无可奈何，他只好实话实说，却仍满脸陪笑地答道：“这是曹、吴二帅的吩咐，政局举棋不定，外间啧有烦言，国家大事，刻不容缓，大总统既然有了这层意思，还是及早办了的好。”
徐世昌实在忍不住了，反正是在自己一手提拔的老部下面前，他语意略带挑衅地再问一句：
“倘若我还有些未了的事，必得迟个十天八天呢？”
万万没有想到，张国淦的回答竟是——
“就怕对大总统有所不便。”
这么说，张国淦之来，并非促驾，而竟是逼宫了。所谓不便，可能会涉及安全问题，话从张国淦的口中说出，徐世昌便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依然置之不理。大势去矣，徐世昌不胜感慨，转觉黯然，手捋着颔下一把胡子，沉吟俄顷，他再慢声地问：
“多一两天，让我料理些私事，再离开北京，我想总可以吧。”
办这场极难的交涉，张国淦都一身大汗了，他不忍再逼徐世昌。同时在这会客厅里，实在也是如坐针毡，于是，他趁此机会，站起身来告辞，再添上一句，对徐世昌加以强烈地暗示：
“那么，我明天再来请示大总统荣行之期。”
送过了客，徐世昌想想又是气忿难忍，他吩咐左右，快请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来见。
王怀庆不但是曹锟、吴佩孚的老朋友，尤系徐世昌的旧部，徐王之间，关系密切，他可以说是徐世昌在军界中的第一心腹亲信。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王怀庆便是他的“总督中军官”，兼中路巡防营统领，营务处会办，声势烜赫，权倾一时。后来锡良出关，他贬为淮军统领，民国初年又为天津镇总兵、密云镇守使。袁世凯当大总统，徐世昌一再保他为将军，开府直隶，但是袁世凯认为他贤望尚浅，始终不肯答应。在徐世昌的心目之中，王怀庆不但对自己感激涕零，而且情况紧急的时候，他应能感恩知己，为自己效死拼命。
果然，王怀庆一喊便到，徐世昌委委屈屈，将直系苦苦相逼，今日张国淦又来面催，听他的说法，竟是要自己立刻搬出新华宫，连一日也不许停留的意思。一肚皮的愤懑不平，牢骚和苦经，向他这位“中军官”，倾吐净尽。末后，徐世昌更直截了当地问：
“懋轩（王怀庆的号），你是我的体己人，你说，事到如今，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法子可想？”
“只怕是没有法子可想了，”王怀庆答得好不干脆，他不顾当时徐世昌的惊诧错愕，只顾滔滔不绝地往下说：“这一回，直系保洛一致，里应外合，大家都把您老人家当做统一全国的障碍。您瞧那些个通电上说的话，要想转圜，真比登天还难。我看您老还是让步些个，免得节外生枝，多添些气恼。”
连王怀庆都跟直系中人一鼻孔出气了，直到这时，徐世昌方才死了尸位之心，当下他一声浩叹，眼睛望着王怀庆，担忧地说：
“从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到今天，我在任三年七个多月，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当然很多。这一次我匆匆出京，一切准备，竟是来不及了，就怕有人乘此落井下石的机会，给我为难。”
其实，王怀庆在应召谒见徐世昌之前，先已得了曹锟的密令，叫他派兵强制押解徐世昌出京，因此他方才所说的话，仅只语气不同，其实逼迫的程度，要比张国淦更凶。当下他听徐世昌在以家小安全为虞，心中不禁大喜，押解出京与保护出京同样的是用枪兵，徐世昌的一番话，正好让他两全其美，保护而实为押解，押解而不落痕迹，于是他立刻一拍胸脯，慨然地说：
“您老放心，从您老下野的那一刻起，您老的身家财产，一概由我负责。”
既如此，徐世昌也就不必再多挨一两天了，当日，便命人拟就一道“辞职命令”，说是本人怀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六月二日上午，公布辞职令，并将印绶交拾内阁总理颜惠庆，当天下午徐世昌在王怀庆派遣军警，严密保护之下，出京赴津，从此侨寓津门，寄情诗酒，这年他六十七岁，是为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徐世昌有百万家财，多半是他担任两年东三省总督和一年多邮传部尚书时期存下的积蓄，他在河南卫辉置了不少田产，还有一幢华宅，青岛置房产，苏州设别墅，在北洋首要之中，他的私财要算是很少的，民国二十八年夏他病逝天津，得年八十五岁。
四
把北政府“伪大总统”徐世昌送到了天津，各方函电交相敦促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却还在天津犹疑徘徊，举棋不定。黎元洪自民国六年七月，辞去北政府大总统职务，他遁居天津，绝口不谈政治，闲来无事时，倒有兴趣做做生意。跟一名美国人华克合作，开了一爿中美实业公司，股东老板，都是北政府军政要人，如张勋、冯麟阁、冯玉祥等，冶开国元勋、复辟主角、奉系、直系于一炉，这个中美实业公司便推黎元洪为董事长。
黎元洪搞政治，上过袁世凯的当，吃过段祺瑞的亏，惊涛骇浪，瞬息万变，使他难免偶一回想，便有些儿心有余悸，所以他自息影津门以后，连北政府每月致送1000元公费，都坚拒不收。不过人类生来便是政治动物，如黎元洪则每每面冷心热，临到取舍关头，辄常难以自禁。例如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头一天他还当众亲手杀了两位前去他营中联络的革命党，严厉镇压，往后革命军一时乏人统率，把他从床底下拖了出来，拉到楚望台，他却又就了武昌军政府的都督，成为武昌起义革命军的领袖。
直奉战后，在吴佩孚的极力主张，策划安排之下，恢复约法，拥黎复职的呼声，响彻云霄，黎公馆门前又恢复了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的盛况，六月二日徐世昌出京，当天，举国瞩目，正在操纵政局的吴佩孚，便一改要求徐世昌下台，概由各省督军、总司令、高级军官拍发通电，表示主张的先例。首先第一次由他自己发表通电陈述国是意见，可以谓为他对黎元洪的一份敬重，一项鼓励——
“胡（因为张作霖是关外人，他又辄常责之为胡匪，此字语涉双关）运告终，及应迅谋统一，俾慰中外之望。收束现局，拟分常局，创局两种办法。常局则恢复法统，创局则召集各省军政代表，及省会各法团代表择地开会，共议国是。
常局办法，其利有三：
一、南政府可即日取消，中央可同时改良，名正言顺，反对者无所借口。
二、副总统可即选出，北洋正统从此可以巩固。
三、旧会制宪完毕闭会，正式国会总统，即根据新宪成立，速除私碍，事半功倍。
创局办法，固有推陈就新之益，但属创格，在常法上无根据。西南以法统之说相抗，势必再以武力征伐。乃延时日，不便一。
各省代表全体集齐与议，时期过长，新法不能适时迅速产生，仍因现状，取消广东政府，万难办到，不便二。
中国幅员广阔，现情太杂，与美十三洲会议时代，繁简难易不同，非有大多数赞助，无以屈服异派反对，创局之举，夜长梦多，贯彻不易，不便三。
釜底抽薪收功较易，以恢复法统为宜。‘仲帅尤赞成常局办法，期奏速效。国运人事，不堪再乱，非速解决，恐纠葛愈多。诸公卓见如何，希迅赐复，以便电仲帅领衔通电全国为荷。’”
吴佩孚的这个冬电（二日韵目）一发布，宛如投石入潭，立刻漾起无数漪涟，其反应之热烈，洵称空前。首先，便由他的老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躬率直隶、江苏、山东、湖北、江西、河南、察哈尔、陕西、甘肃、绥远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
电文中尤且恳挚表示其竭诚拥护之心。
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有数十封劝驾的电报，以百计登门谒见的贵客、敦促黎大总统即日返京复任。各省、区代表，京师各团体，除了拍发通电，益更派遣代表，当面请黎元洪以天下苍生为重，东山再起，及早入京。二号那一天，天津镇守使赵玉珂先到，继之以曹锟的代表曹锐，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联袂造访，面致拥载黎元洪复任北政府大总统的一片衷诚。
当然不能马上就答应下来，三日，黎元洪也发布通电，婉谢各界的推重，其中有云：
“自引咎辞职，蛰居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外国记者不懂北政府官员“以退为进，惺惺作态”的妙用，访问黎元洪，开门见山的问以复任与否？当时，黎元洪慷慨激昂，情见乎词地答道：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一分子，既然各方面基于救国热忱，力促复职，我岂能置之不顾，再事高蹈？追不得已，也只有牺牲个人的前途了。”
吴佩孚在保定看到报纸，向曹锟一笑。说道：“仲帅，我看这就成了。”
讵料，偏在“功德圆满”的分际，起了波折，“恢复约法，黄陂复任”，目标是在使民国重归法治之下，而消除南北之间的对立状态。北方闹得热烈兴奋，如火如荼，西南方面，却是反应冷淡，不予重视。尤且，前国会议员中极具影响力量的褚辅臣、孙洪伊等，又提出了法律问题，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实已届满，根本就谈不上复任的事。广州非常国会更通电主张继续民国八年成立的国会，否认王家襄、吴景濂等人筹备召集续开六年国会于天津。
除此之外，不属于直系的各地军政首脑，也在纷纷表示反对，奉天方面不必说，张作霖向驻奉天的各国领事团发表声明：东三省自治，以后满蒙交涉，全由奉天作主。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淞沪镇守使何丰林打电报来奉劝黎元洪，请他千万别干。黎元洪不曾回电，三日后，何丰林便再通电全国，主张以第一届国会制宪，第二届国会选举总统，并且声明徐世昌在法律上的地位仍然存在。
黎元洪于是又踟蹰难决了，各方面的态度均已明白表示，他若复位，绝不可能得到全国一致的拥戴，充其量，只不过当时势力最大的直系做后台而已。黎元洪由积极又趋消极，着了慌的有两批人。一是新胜的直系，好不容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撵跑了奉张和徐世昌，北洋政府乌乎定？定于曹、吴二人矣！可是曹、吴不惜掀起政潮，谋一个全国统一，偏偏诸事已备，新娘子迟疑不肯上花轿，于是北洋政府便唱了空城计，闹成虚悬着北洋大总统一席。
四号那天北京公使团开口发了问：你们北政府的大总统呢？北政府外交部只好回一个照会，北政府大总统职权正由国务院代行着哩。并且外交部解释说：这是依法有据的，按照北政府奉行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
“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
另一批着了慌的是黎元洪若干门下士，其中以后来在黎元洪复职后第一任内阁中，当了一个月零十四天司法总长的张耀曾特别着急，他为了黎元洪上一届北政府大总统任期已否届满的问题，特别由他自己发表通电，“依法言法，自信无他”，作了一番解释。
张耀曾根据《约法》和《总统选举法》，他说：
“（北政府）总统在任期内，离职之情形只有三种：
一、死亡缺位。
二、弹劾去职。
三、因故不能执行职务。
“三者有一，即为合法离职，三者以外，总统不让职与他人，他人不得以离职要挟总统，若其有之，是非法也！”
他再根据事实分析，民国六年七月黎元洪的离职，由于其基于事实而非基于法律，因此也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准此，则往后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也是事实上的代理而非法律上的代理。他的结论则是黎元洪的大总统任期，还有一年三个月而有余。
当时直系曹、吴的处境，实在是相当地尴尬，国务院里只剩下三位总长，再把徐世昌一撵走，闹得北政府大总统也没有了。黎元洪再不上台，对内对外如何交代？迫于无奈。只有用尽功夫先把黎元洪抬出来。于是由直系人物发动“劝进”，天津黎公馆门庭如市，代表川流不息。光是六月五号那一天，黎公馆到的各地要人，便有国务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等于往后的北平市长）刘梦庚、商界代表安迪生、张维镛等，曹锟的代表熊炳琦、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最后赶到的尤有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再加上各省区的代表，计有四十余人之多。
十五个省份，各地议会、商会、教育会，还有直系地盘的各总司令，川军总司令刘湘与杨森，全部拍来通电，促请黎元洪：“依法复位，以维国本。”
当天晚上，黎元洪留京、保、洛三地来的大好佬吃饭，以便接席畅谈，藉聆高论。贵宾只有五位，王家襄、吴景濂、曹使代表熊炳琦、吴使代表李倬章，再末便是国务院代表高恩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