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上午六时起，奉军撤退南面之部队，但直军须于奉军撤退之前一小时，南路部队集合于阵地后方相当距离之地点。（这是奉军恐怕直军趁他们撤退时，突施攻击的一种安全保障要求）。
五、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六时起，奉军撤退北路之部队，直军之动作应与第四条同。
六、奉军南北两路之撤退，限三日之内竣事。
七、奉军撤退未完成前，直军不得有任何军事上之行动。（语语叮咛，真不放心）。
八、双方签字后，倘有一方部队违约行事，即责由该方签字人员负完全责任。
附则：
一、所谓南路、北路，其界限为直奉两军时下相峙之战线，亦即以二郎庙与里峪间为中线，线以南为南路，线以北为北路。
二、自签字时起，双方俱应勒令所部严禁射击，倘敢故违，唯其长官是问，而处以最严厉之惩罚。
两系在海上中立国兵舰签订了和约，还有点不放心，于是联名请求北政府派员监督双方撤兵，北政府派的是前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军界前辈东北耆宿，黑龙江民国首任都统宋小濂（字铁梅），同赴榆关（山海关）监视双方撤兵。六月二十四日，王占元和宋小濂从山海关打电报回北京，报告双方队伍已经如约撤退完毕，并且划滦州以东直到锦州以西一带为中立缓冲地带，在这一大片地方里面，直奉双方驻扎军队不许超过一个旅，尤其热河方面的奉军也在同时开始撤退，到六月二十八日，热河已无奉军。
七月一日，大部分的直军随同吴佩孚回返洛阳，四日，设在秦皇岛上的直军司令部予以撤销。自酝酿以至结束，直奉第一次大战历时整整半年，而被徐世昌斥为直奉之战罪魁祸首的梁士诒、叶恭绰和张弧，从梁士诒组阁那一天算起——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他被吴佩孚六次通电骂下台为止——民国十一年元月十九日，梁士诒一共只当了二十六天的国务总理。直奉大战，河北生命财产损失何止亿万，国脉断伤，人心惶惶，真不知所为何来？
直奉一次之战，曹吴大获全胜，此一胜利和民国九年直皖之役的胜利颇不相同，直皖之争胜利果实须由奉直双方分享，直奉之战凯歌系为直系所奏，奉张退守关外，口口声声只求保境安民，语意之间是在向曹吴表示，从此放弃问鼎中原的壮志雄心，东三省不独立，遥奉北京的正朔，而北京政局悉听战胜的曹、吴安排，七月十六日，张作霖谦冲自抑，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使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改驻长春。
在制裁张作霖激成战斗，涂炭生灵罪过方面，北政府的徐大总统远比曹、吴和直系将领严厉，认真而又慷慨激昂，东海老人在五月十日一口气下了九道大总统令，兹志其概略如次：
一、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二、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
三、吴俊升调署奉天督军。
四、冯德麟署理黑龙江督军。
五、袁金铠署理奉天省长。
六、特任史纪常署理黑龙江省长。
七、蒙疆经略使一职，前经张作霖迭次恳辞兼任，现在张作霖业经免职，蒙疆经略使应即裁撤。所有蒙边一切事宜，即由国务院暨主管各部院妥筹办理。
八、河南省督军赵倜，着免去本职，听候查办。
九、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
乍看起来，仿佛是徐世昌在积极从事直奉大战的善后事宜，他所颁发电令，在代表曹、吴的主张，倘若他果真应曹吴之所“请”，而发布这一道道的命令，那也就是说，他甘为曹、吴的工具，易言之，则曹、吴也愿意拨弄他于股掌之上，工具也好，傀儡也罢，徐世昌的北政府第六任大总统，好官我自为之。
梁士诒的内阁总理一职，早于五月五日被徐世昌下令黜免，北政府第十八任内阁全体阁员，照说也该跟着梁士诒一起，下台一鞠躬，全体辞职了事。可是，五月五日直军大获全胜以后，由于曹锟、吴佩孚相继发表通电，自请罢黜以谢国人，因此北政府群龙无首，一片紊乱。除了新华宫里赖着不走的徐世昌，内阁九位总长之中，财政张弧、交通叶恭绰同被撤职查办，外长颜惠庆从元月十九梁士诒“告假”便开始代理阁揆，司法总长王宠惠从梁士诒出关之日起就不曾到任，四月八日更辞了兼职，教育总长黄炎培更妙，他自分资格不够，却要过一过总长的瘾，由于他代梁士诒穿针引线，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参加“三角同盟”之功，他跟梁士诒取得协议，发表他为教育总长，却是保证不就，一发表便辞职。后来北政府派周自齐代理，四月八日颜惠庆不兼国务总理了，这位周代教长又兼代总理，一人二代。
于是，直奉一次大战后的北政府，内阁里只剩下直系的内务总长高凌蔚、代总理代教育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李鼎新和硬起头皮留在北京的奉系陆军总长鲍贵卿、农商总长齐耀珊，实际到公的只有三位总长，在撑那凄凄切切，冷冷清清的场面，而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六月十一日新阁成立为止，历时一个月零六天之久，中枢无主，六部真空，是为民国开元以来破纪录之怪现象。
当时心里最着急的要算徐世昌，直胜奉败，曹、吴当了北政府的后台大老板，而曹锟则什么都听吴佩孚的，吴佩孚让不让他再当这个北政府大总统，他千方百计，摸不到一点口风。曹、吴自请罢黜，也是发通电布露天下，并不曾向他徐某人请辞。徐世昌以北政府大总统的身份，总不好意思当面去请示曹吴尊见如何，自己该留该走？他为确保自己的大位，只好转移方向，再三再四地催请曹吴，应由何人组阁，务乞颁赐高见。徐世昌的想法是，内阁总理一决定，间接地也就表示北政府大总统亦已成了定局，最低限度，一时不会“更动”。
曹三爷找吴二爷商量政治问题，他问吴佩孚今后国家大计如何厘定？吴佩孚便慨乎言之，说出了他的雄心壮志，由衷愿望——
“国家连年用兵，实在不能再战，复兴国家的唯一契机，唯有先使国家统一。”
——怎么样进行统一呢？
吴佩孚的答复很简单：
“恢复法统，重开国会。”
曹锟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恢复约法，重新开会”，那么跟曹锐、曹镆两人的主张——直军马到成功，如今挟战胜余威，拥十余万雄师，环顾宇内，已无可与直系抗衡的力量，与其便宜别人，何不就给自己，肥水不落外人田嘛！三哥此时不当总统，更待何时？——不是南辕北辙，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心中极不是滋味，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吴佩孚一团正气，遇事直言，连曹锟都不便跟他打这种商量。曹锟只好暂将内心餍望捺下，想拖一阵再讲，他乃提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委婉地说：
“你所提的方针兹事体大，不能一蹴而就，那得慢慢儿地来。子玉，我看我们还是先解决内阁人选，不能老让内阁唱空城计。叫别人笑话咱们，只晓得冲锋打仗，一涉及政治，便告棘手。”吴佩孚觉得他这个话也很有道理，当下便反问一句：
“仲帅您看呢，请谁来干内阁总理合适？”
“肥水不落外人田”，曹锟再点他一点，
“王聘老（王士珍）总算是我们一系的前辈、他闲着很久了，就以‘收拾时局’为名，请他出来维持一晌，你看怎样？”
王士珍和平中正，淡泊名利，请他出山，又带点敬重前辈的意味，吴佩孚认为这个建议很不错，点了头，便分头进行，王士珍那边，由曹锟去挽请，吴佩孚则分别联络各省军政大员，而以曹、吴领衔，约齐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萧耀南、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陆洪涛等联名发表通电，拥护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收拾大局。
曹、吴的这一次密谈，很巧妙地被传到了王士珍的耳中，于是，当曹锟往访，殷殷劝驾，王士珍便一再地推脱，他笑着说：
“仲珊，你是老实人，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既然子玉早有国是的主张，通盘的大计，你又何必多费说词，拉我出去过渡那么一个时期。”
曹锟脸上讪讪的，颇有些儿僵，一语道破，王士珍便端茶送客。王士珍组阁，就此胎死腹中。其所生的影响，不但内阁无法产生，连徐世昌也是心惴惴然，坐立不安，不晓得他的前途命运如何？
三
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孙传芳，是吴佩孚新收录的一员大将，当时不过一名师长，僻处荆沙宜昌，吴佩孚因为他原是王占元的部属，投效自己不久，色彩还不太浓厚。所以他暗使孙传芳为始发难者，联络同驻宜昌的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在五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发一个通电上徐大总统徐世昌，理直气壮地说：“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的捷径。应请黎黄陂（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徐世昌一看这个电报，真是猛一下子凉了半截，孙传芳他们说的恢复法统，亦即恢复民元约法，“召集六年旧国会”，便是否定段祺瑞一手导演，选出徐世昌为总统的“安福国会”，说它“伪”，是因为这个国会全无法律依据。孙、卢二将的意见说得简单明白，清楚得很，请徐世昌下台，促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有法律根据的黎元洪回任，然后再选一位副总统，全国即可借约法的恢复而统一。至于南方的护法政府，不是由于“维护约法”而设立的吗？如今约法业经恢复，“非常政府”目的已达，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照这个办法解决国是，消灭畛域，万一有谁捣乱，那就将成为“全国所共弃者！”
孙、卢这个电报给徐世昌的打击很大，“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作保全总统大位的准备。他毕竟老谋深算，在表面上声色不动，不找曹、吴磋商，也不将孙电公开，免得授之以柄，予人可乘之机，徒使问题公开，自己会被迫下台。他一面电复孙、卢，羁縻敷衍，说什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本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志，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的话，先把孙、卢给稳下来。另一方面，则运用政治手腕，派出许多代表，秘密奔走于直系各督军之间，企图离间挑拨，造成直系内部的分裂。同时，又使他的亲信幕僚，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什么什么会的名堂来，代表“民意”，作为缓冲，使他这个“伪大总统”也有个合法的地位。
然而，吴佩孚认定徐世昌是全国统一的障碍，他若不走，北政府永无合法的地位，南方护法政府也有借口继续存在。他起先为了免得破脸，是避些嫌，特意使孙传芳、卢金山两个提出要求，徐世昌装痴装呆，佯为不睬，又在暗中密谋破坏直系的团结，为他自己保全禄位而欲再组什么会。徐世昌“敬酒不吃吃罚酒”，吴佩孚接下来的步骤，便不得不使东海老人难堪。六月二十八日，孙、卢再电徐世昌，语气之间越显强硬，有云“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望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等等。徐世昌得电正在筹思如何措辞答复，再抵挡一阵，二十九日，江苏督军齐燮元的通电又到，齐燮元说了一篇“国人苦怨日深，友邦希望将绝”的话，直接要求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干脆请他立即宣布退职了。徐世昌读罢，哪能不慌，邀集心腹筹商，却是除了拖兵之计，别无他法可想。
咱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胜仗，倒让你安安稳稳，端坐在新华宫里。曹锟对于徐世昌，这时已全无半分好感；五月底六月初，张作霖还在关内滦州据守，收集残部，准备等海军的威胁解除，吴佩孚全盘放弃追出关外的想法，他再统兵出关，生聚教训，此所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因此，他在滦州的言行，曹锟这边，不时也有情报传来，曹锟接连听说了不少的笑话，当奉军初败，叶恭绰、张弧、潘复等化装黄包车夫，逃出天津，奔向塘沽，路上还遇见了朋友，看见这狼狈不堪的一行，大笑不止，告诉他们说：
“你们涂了两手两脚的泥，却露出白净的面皮，哪点像是拉胶皮的呢？”
叶、张、潘是上轮船逃往大连的，梁士诒当张作霖五月七号那天，还在军粮城急办善后，准备撤退之际，他匆匆忙忙地赶了来，要求雨帅派兵保护，让他上船逃亡日本。张作霖一听，赫然震怒，顿足大骂：
“咱们为了你，要干什嘛总理，丧了十万雄师，折了无数猛将，坏了曹亲家的颜面，又跟吴子玉那小子结了莫大的冤仇！光是军费，便花了三千万大洋，损失的兵器和辎重，还不知有多少？这会儿打了败仗，你倒晓得要往日本跑？你一逃了之，叫咱们这一帮人往哪儿走哇？”
梁士诒见张作霖火气大了，自知理屈，连忙赔罪，并且当时便双手奉上一家实业公司的股票两百万元，请张雨帅收下作为退兵之费。张作霖方始息怒，派队伍送他上船，后来他便在日本鱼崎蛰居。
听到这儿，曹锟还只觉得可惜，梁士诒、叶恭绰之辈，都是金融巨子，交通系的大阔佬，梁士诒尤有“财神”之称，倘若先一步在天津逮着了他们，还怕他们不乖乖地奉上大笔钱财？如今张作霖只不过派几个兵送上船，便白白地捡了两百万。
另一个情报，言者凿凿，相当可靠，据说张作霖曾在滦州大发牢骚，他说徐世昌太不够意思，当初暗中掇促他跟直系开仗，一举消灭直系，免得直系处处要分奉系一杯羹，尤且得地利之便，把持操纵北政府。这么说来，直奉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竟是徐世昌，若不是子玉用心，将士效力，说不定自己已经栽在那东海老儿手里了，这么一想，大为愤恚，再勾起往先自己想问鼎北政府副总统，也是徐世昌阴谋诡计，多方阻挠，结果才变成了画饼充饥。新仇加上了旧憾，乃使曹大帅也下定了决心，没话可说，先把徐世昌撵走了再讲！
曹锟改变态度，对驱徐渐趋积极，使吴佩孚极为欣慰，他的做法，更可以密锣紧鼓，加速进行。对于外间，曹吴合作无间，并无歧见，则不但消除了许多猜疑，尤且对于直系的团结，也是大有裨益。
再进一步，吴佩孚便与国会中人，切取联络。
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当选为参议院议长的王家襄（幼珊），浙江绍兴人，六年五月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莲伯），籍隶辽宁。在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大总统黎元洪被段祺瑞逼迫下令解散国会后，这两位议长奔走南北，呼吁号召，一直在为恢复约法，行使国会职权而奋斗努力，尤其吴景濂曾组会广州，远走重庆，为北政府下令通缉。当吴佩孚决心恢复约法，吴、王二人殊为兴奋，他们曾赴保定和曹锟、吴佩孚面商重开国会，敦促黎元洪复职的问题，他们认为曹吴确有诚意。曹锟同意此举，一方面是支持吴佩孚的意见，二则他对徐世昌有许多不满之处，于私则徐世昌曾暗中阻挠他竞选副总统，在公则他往后察觉直奉之役，徐世昌对奉方会经推波助澜，并且相互勾结，阴谋消灭直系。
由于当时北京已是直系之天下，吴景濂和王家襄，便不顾北政府的“通缉”，堂而皇之，晋京召开国会，他们集合了议员150多人，在六月一日那天，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措辞严厉，对徐世昌公然地加以声讨和指责——
“民国宪法未完成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