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吴佩孚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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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军阀混战中磨练,明争暗斗中升官(8)

那一头在北洋政客之中,交通系健将,直奉的亲信,靳阁交通总长叶恭绰,一听曹三爷叫到他的名下,当时不禁大喜,他坐位扳庄,从当夜十点到翌晨十点,整整打了十二个钟头的麻将。叶恭绰手气越坏,越是笑逐颜开,打完了一结账,三大帅大有收获,叶总长独任捐输,靳云鹏捻髯微笑,因为三大帅中以他赢得最多,除却输给张作霖的那8万元,他还结余一两万。

麻将打完,各自归寓,翌日晚间,天津会议重新揭幕,众要角相继登场,王占元自愿担任“促驾”,把大好佬们一一拉到曹家花园。这一次群英大会,又恢复一团和气,曹锐到场,春风满面,当众向靳总理寒暄了几句,谈今天天气,打几个哈哈,于是满天星斗尽去。会中决议,周自齐“辞意”甚坚,无可挽回,三大帅和国务总理一致同意以中国银行总裁、华北金融巨子、安徽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乘龙快婿李士伟继任。此一任命,完全是因为李士伟在金融界有极大的影响力,便于给北政府借钱的关系。

天津会议经过详情,吴佩孚远在洛阳,却是每天都有曹锟的密电来告消息。五月初会议决定内阁改组,十位总长之中更换了五个:内务张志潭换了齐耀珊,张志潭调交通总长;陆军总长靳云鹏不兼了,改由蔡成勋继任;海军总长萨镇冰去职,亦由他的部属李鼎新擢升。则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惟独财政总长周自齐,换了英年有为,时正44岁的李士伟,使吴佩孚骤感马失前蹄,受到重大的踬折,这是他所断乎不能容忍的。

原因在于周自齐虽然是交通系的一角,凡事惟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之命是听,但他毕竟也是山东老乡,所谓山东五子之一,民国元年还做过一任山东都督,他这个人敦厚诚笃,颇重乡谊,跟吴佩孚关系比较接近。他当财政总长,纵使时在皖系误国之后,内债外债千疮百痍,中央财政几乎竭泽而渔,不留余地。却是周自齐对于“挟战胜之余威,作曹锟之灵魂”的吴佩孚,总算比较乐于支持些。吴佩孚开府洛阳,练兵十万,所需的庞大经费,京汉铁路南段的收入不敷,渐渐地又用上了津浦铁路路款,旁人指责,周自齐则默许。财政部里,各地军头索饷逼欠,电报专差,纷至沓来,一辈子只爱做官,不惜跳了火坑的周自齐,焦头烂额,悉索敝赋之余,吴佩孚那边,他必然是会优先拨发的。

民国十年八月,天津会议之后,靳云鹏内阁改组,新阁员名单,十总长之中只去了周自齐和叶恭绰,事实上,靳云鹏邀三巡阅使晋京开会,等于是在威吓叶、周二人,逼他们下台,而由张志潭和李士伟取代。这其间,张作霖和王占元不满周自齐。那是理所当然,靳云鹏的必欲去之而后快。表面上说是不同意周、叶整理内债,恢复信用,然后再发新债的办法,实则与周自齐较为袒直袒吴,自亦有所关联。因此之故,吴佩孚为周自齐的受逼丢官,大为不满。靳云鹏挟三巡阅使以自重,推诿这是天津会议的决定,吴佩孚便老实不客气,运用起否决权,他扬言李士伟亲日,对新任财政总长公开表示反对。

李士伟是河北永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学成归国,他便跟龚心湛、冯耿光等创设了中国实业银行,民国四年当中国银行总裁,九年靳云鹏第一次组阁,他即已为财政总长。他跟日本人的渊源,除了曾在日本留学,便是为了清末民初,开滦煤矿中英交涉事件,所引起的余波荡漾。开滦是我国最大的煤矿,日产量达14000吨,而且煤质之佳,素称亚洲第一,欧美在远东的军舰,如果不用开滦的煤,简直就无法达到应有的速率。开滦煤矿共有两处煤田,开平煤田在唐山,滦州煤田在开平,两地相距18里。光绪年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他首先设立了开平煤矿局,进行开采。庚子拳乱,督办张翼借了英国人的债,开平煤矿遂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人在唐山装机器,铺铁路,大量生产。到宣统末年,煤挖完了,剩下的机器设备弃置无用,恰好在这时天津士绅发现了滦州煤矿,产量惊人、蕴藏无穷,于是他们组成公司,派李士伟和英国开平煤矿负责人洽商,利用英人废弃的设备,双方合作经营。当时,因为李士伟坚持华股100银元应与英股100金镑享受同等权利,英方拒绝,交涉闹僵。

为图迫使英方就范,李士伟跑了一趟日本。日本垂涎开滦煤矿已久,他们对李士伟盛大欢迎,热烈招待,由日皇接见,颁发勋章,开了中国平民获此殊荣的先例。于是,双方协议成立“中日企业公司”,华方财团,由李士伟担任代表人。他在日本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英国驻日大使可慌了,连番急电,拍回伦敦,待李士伟一回天津,英方立刻移樽就教,华方一应条件,全部照办。李士伟和英国人签了约,开滦矿务总局于民国元年成立,那个什么“中日企业公司”,他就此不再闻问,让它空有名义,想不到,却给吴佩孚抓住了他这条小辫子,指为亲日,反对他当财政总长。

吴佩孚一反对,靳云鹏又弄巧成拙,慌了手脚,李士伟上不了台,只好由财政部次长潘复暂代。这个僵局一直拖到五个月后,始由北政府宣布李士伟辞职照准,而以天津人高凌蔚继任。高凌蔚字泽畲,举人出身,做过直隶财政厅长,跟曹锟十分要好,自是直系政治要角之一。

王占元开完天津会议,跟曹锟、张作霖每人得了200万元的军饷,威风凛凛,踌躇满志地回到汉口。自以为从此成了跟奉张、直吴分庭抗礼的太上总统。殊不知诚所谓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他回到汉口不上几天,六月四日,驻宜昌的第二十一混成旅发生兵变,烧杀劫掠,殃及洋人,宜昌一地打死了1000多名老百姓,商家损失数逾1200万。王占元闻讯大怒,立派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和二十一混成旅长王都庆驰往弹压、查办,好不容易把乱事平定,讵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七日夜半,在武昌的第二师第七、八两团,居然也变生肘腋,闹了起来。乱兵先在蛇山放枪,旋即割断电话线,捣毁发电机,在全城一片黑暗,对外联络不通的恐怖情况下,四出开抢,自七日深夜十二时到八日早晨六时多,肆行烧杀的结果,使得武昌城里陈尸满路,商民官署,损失多达2000余万元。王占元既惊又怒,把心一横,派副官长和两个团的军官,分别劝促乱兵缴械解散,声明抢到手的财物,任由他们带走,此外还加发恩饷两月。乱兵信以为真,徒手集合了1800余人,王占元乃派楚信军舰,拖一串驳船,把乱兵们载到刘家庙,上了31节空火车,浩浩荡荡,驶赴孝感。

孝感站上,王占元早已派第四混成旅长刘佐龙,十面埋伏,火车一到,立即包围。第四混成旅的官兵,故意在车站预备食物,诱乱兵下车进食,乱兵眼见枪口直指,杀气腾腾,人人战栗觳觫,没有人敢下车就死。刘佐龙一看,大不耐烦,高声叱令密集扫射,于是小炮机枪,乒乒乓乓,打得乱兵们抢天无路,入地无门,一时血肉横飞,尸积如山,1800余名乱兵全数就歼。

零星携赃逃亡的散兵游勇,经王占元派遣军警,四下搜捕,到六月十日止,又抓到了将近300名。至此,他下一道命令,先在武昌阅马场砍下18颗脑袋,全武昌九座城门,每一座挂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余下二百七八十人,分别在十日、十一日斩讫。这两次兵变两度屠杀,闹得王占元的部队兔死狐悲,人心惶惶。于是督署得了密报,第二师又有蠢动之势,王占元大惊失色,下午亲往右旗和两湖书院开导,晚间又在营盘四周分布十余挺机关枪,严禁任何人出营门一步。翌日下令收枪,官兵置之不理,答应每人发20块钱解散,照样置若罔闻。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王占元自知大势已去,当时又有湖北耆彦孔庚、黄恭辅等在北京开会,要求北政府将他撤换,湖北的革命先进,军界要人李书城、蒋作宾、吴醒汉等更是会集长沙,宣布湖北自治,商请赵恒惕出兵攻鄂。王占元跟他的家小慨乎言之,自己年龄有了60多岁,挑水夫的出身终算当过了长江王,统计搜刮得来的家产也有了3000多万,至此他已萌生退志。勉强维持到七月二十九日,湘军北上,与他的部队大战于羊楼峒,不旋踵蒲圻、通城、通山纷纷失守。因此,八月七日,他向北政府呈请辞职,轻装简从,垂头丧气地上了天津,开始他整整九年的寓公生涯,民国十九年,王占元病逝津门。

王占元自求速祸,迅即垮台,这便是湘鄂大战之始,造成了吴佩孚势力南下的大好机会。

民国十年五月,三巡阅使天津会议,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俨然以北洋政府三“太上总统”之一自居,跟张作霖、曹锟分庭抗礼,威逼北政府,得了200万元的欠饷,盛大扈从,声势煊赫地回到武昌。当时,他部下的官兵,由于欠饷已久,对王占元带回来的这200万元,直如大旱之望云霓,人人指望领一部分欠饷来应应急,万万想不到王占元利欲熏心,他将200万元中提出十分之七八,分别存到上海、大连等地外国银行,当作他自己发了一笔横财,不顾部下官兵妻啼儿号,衣食无着。这一下使宜昌、武昌两地的队伍大为气恼肆应无方,竟然决心强讨,在六月四日、七日分别爆发兵变,焚杀劫掠,使两地官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王占元变出仓促,不该残暴不仁地屠杀变兵,采取高压手段,于是他的队伍众叛亲离,几于全面溃散,事态遂演至不可收拾。

湖北耆彦缙绅久已痛恨王占元祸鄂殃民,搜括聚敛,他在湖北五六年,刮地皮的所得已逾3000万元,鄂民常年陷于水深火热、叫苦连天,如今又加上这兵燹浩劫,实在忍无可忍,因此一面组织义军誓驱彼王。一面以湘鄂两省唇齿相依,地壤互接,湖南督军赵恒惕,当时拥师八万之众,兵强民富,又无后顾之忧,耆彦缙绅们便推派代表,说之以义,请赵恒惕出兵声讨,把王占元赶出湖北去。

赵恒惕义不容辞,终于应允出兵援鄂,他尽出湘军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第八两个混成旅,都是湘军的精锐,又派第一师师长宋学皋为援鄂总司令,第二师师长鲁涤平副之,湖北宿将夏斗寅为了解救桑梓厄难,振臂一呼,组成自治军,这一支队伍原驻湖南北部,这时正好担任先锋。宋鹤皋拟订作战计划,置一二两师重兵连同夏斗寅的自治军担任正面,由岳阳、临湘仰攻鄂南蒲圻,第一混成旅叶开鑫从平江攻通城,居右。第八混成旅唐荣阳自澧县出公安、松滋,居于左。

七月二十六日湖北自治军的一个旅往北进抵路口铺,距离湘鄂边境要隘羊楼司只有15华里,在武汉处理哗变,焦头烂额的王占元方始得着消息,身家性命,权势利禄攸关,他要做最后的挣扎,一面分电北政府和相关各省,指控湘军违约进攻,一面严命蒲圻镇守使严密防守,加派孙传芳第十八师一部,寇英杰第二旅一团一炮兵营,开赴蒲圻羊楼司迎敌,又命停泊鲇鱼套的炮舰、鱼雷艇各二艘,协同截阻。

二十九日上午三时,天还没亮,夏斗寅义师出动,猛攻羊楼司险隘,跟北洋军激战两小时,才推进了三华里。前队偏又踩着北洋军的地雷,炸死一百多人,但是自治军士气高昂,继续前进,奋战不休,从二十九日打到三十一日,终使北洋军伤亡五六百之众,力克湖北通往湖南的门户——羊楼司。

八月一日天气燠热,南风强劲,北洋军团长潘守桢苦战终日,得不着便宜,他决意当夜实施偷袭,计划一举歼灭自治军。不料秘密为当地百姓侦知,火速通知夏斗寅,是夜潘守桢趁风高月黑,衔枚疾进,起先夏斗寅诈败,急退十里,诱潘守桢进逼朱鹤镇,然后枪炮齐作,两边伏兵齐起,潘守桢马失前蹄,中弹殒命,北洋兵被击毙300余人,剩下来的全部缴械投降。自治军后面的湘军跟上来,当夜便进占赵李桥。

孙传芳在八月三日赶到前线,把负责卫戍武汉的第二师第六旅第三团都带了来,当午决战,湘鄂联军每五个人只有两支枪,又值大雨初霁,遍地泥泞,天上刮的变成了呼啸北风,天时地利,使湘鄂联军作战至为不易,孙传芳不但勇敢善战,而且身先士卒,始终都在前线指挥,双方鏖战,空前激烈,一位郭营长畏惧退后,被孙传芳抢上去一枪打死,于是北洋军人人争先,拼斗了好几个钟头,果然大败联军,尽复失地,迫使联军退守羊楼司。

可是好景不常,五日联军整队再战,宋学皋、夏斗寅亲冒矢石,在第一线挥师急进,湘鄂健儿勇气百倍,锐不可当,孙传芳奋力抵抗,他的第十八师都快拼光了,联军因而又把北洋军逼回苦茶岭,大雨倾盆,犹仍猛攻不已,终使孙传芳放弃苦茶岭向北逃窜,于是北军当面之线全溃,北佬儿弃兵曳甲,四散奔逃,伤亡之众,损失军械辎重之多,为前所未有。七日下午三点钟,夏斗寅跃马挥刀冲入蒲圻城。他乘胜直追,顺利进抵距离武昌50余英里的汀泗桥,采用迂回侧击,绕道击败北军,自此以后,武昌门户大开,从汀泗桥到武昌城下,一片平阳,无险可守。而四川方面消息传来,赵恒惕遣使入川,说服川军总司令刘湘,派两师兵鼓轮东下。援鄂驱王。

当湘鄂联军发动攻势之初,王占元的求援急电,便像雪片般地飞向洛阳,因为他深知当时能够出兵援救他的,唯独吴佩孚一人而已。吴佩孚洛阳练兵,士饱马腾,兵精械足,河南督军赵倜,宏威军司令赵杰两兄弟,所掌握的豫军,一概服从吴佩孚的调遣指挥,尤其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和萧耀南的第二二十五师正驻扎在京汉铁路驻马店至武胜关一线,可以说是北洋军的精锐,纯为应付南方有事而设。吴佩孚向南的先锋只要跨一步,便抵达湖北省境。

湘鄂构衅,吴佩孚何尝不忧心忡忡,密切注视,武汉居天下之中,西控川康,下绾赣皖苏浙,这么大的一块地盘,抑且其地位之重要,形势之险固,吴佩孚是无论如何不能轻弃的。他得了王占元无数求援告急的电报,先则按兵不动,最后情势过于危殆,眼看武汉即将失陷,他方命靳云鹗率部南下,过武汉而直抵汀泗桥前线,此外再使萧耀南续往增援,靳云鹗一抵汀泗桥,接替了溃散殆尽的孙传芳第十八师防务,攻势凌厉的湘鄂联军,果然便迟疑不决,停止前进。

其实,靳萧南下,吴佩孚曾授以密计——若非万不得已,他不准靳云鹗向联军主动攻击,同时,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都开到了汉口附近的刘家庙(江岸),王占元亲自到他的司令部拜访,面恳萧耀南过武汉而向南,协同靳云鹗,大举反攻,赶紧把湘鄂联军击溃,最低限度也要将他们打回湖南去。萧耀南也是推三阻四,迟迟不出,王占元急如热锅蚂蚁,便出之以贿赂,他连续送了萧耀南十七万大洋和汉阳兵工厂造的三千杆快枪,萧耀南“情不可却”,只好应付应付,他向王占元要船,运送他的队伍过了武汉,却是船队方抵鲇鱼套,他又顿住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