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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第二封 将蓝图画在天空上——高桥石塘·翁氏父子(上) (3)

和盛垫的马家一样,翁家亦非世代鄞州土著。其祖藉原为闽北,初祖宗行公,相传为明末义军、民族英雄张苍水的部下,兵败后逃匿至鄞州石塘,从此便以撑船摆渡为生。

宗行公一口闽北音,遇到宁波人那一口石骨铁硬的方言,两下里硬碰硬,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头,总算为人忠厚老实,扶老携幼,照顾弱小,天长日久,乡人终于接纳了这个外姓人。从此落下根来,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死心踏地地在此长做了鄞州人。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接上,下一代总想比上一代过得更好一些。那闽北义军的后人虽也还在农余趁人摆渡,但稍带着便做起水上的贸易,将乡里酿的老酒、米醋、酱油运到城里,再从城里稍些日用百货,天长地久,蚂蚁垒窝,竟然也积下一份薄资,在石塘就开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当起小商贩来。

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高祖开字辈,那翁家的三兄弟开明(1786-1853)开忠、开阳,已无法同时在那小小的杂货店里容身了。按了宁波人的习俗,老大开明乘着一艘小船,就此别了故乡,去了尚未开埠的上海,从此跸衣篮缕,数十年奋斗,在上海滩竟然也就挣下了一份家业——一个名叫裕大酱园,另一个是酒米铺。而在家乡石塘,他还挣下了一座裕丰造酒坊,翁家殷实的底子,就此铺下。

翁开明的长子名叫翁景和(1823-1877),他自小就跟着父亲在沪上经商,耳闻目濡,心中盘算,是一把做生意的好手。鸦片战争之后,他看准了洋布生意好做,便抓住商机,投下血本。

1877年,对翁家,实乃是悲喜交集的一年,那一年,翁景和在今天的上海南京路开设了大丰洋布店,人称翁大丰;同样是那一年,他的父亲翁开明去世。他是带着对长子的无限希望和深切的祝愿闭上眼睛的。翁景和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是那么样的勤奋聪明,又是那么样的志向远大。不出几年,在上海、杭州、天津、宁波、衢州都开出了自家的分号,包括的产业五花八门,从打锡箔到开银楼,从南货店到养渔塘。翁家的财产积累到了200余万银两,而翁景和也由此成为早期宁波帮的代表人物。

中国人发财总是要衣锦还乡的,翁景和也不例外,就在石塘村大兴木土,在翁氏宗祠的西首建造了新宅,并由其已经当了内阁中书的长子翁运高题额:枕山居。这位翁运高(1839-1889),便是翁文灏的祖父。

原来这翁运高运气的确是高,因为几代人的经济积累,到他这一代,家族资产已经非常殷实,足以供他读书。这富贵二字,富虽在前,但中国人从来是“贵”字当头的,既然已经有了钱,自然便要去博得功名了。翁运高走了科举之路,1855年,他才16岁,便考取了举人。到1862年,又中了副贡,1865年,他获授了内阁中书。一个26岁的商人之子,就这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考上了朝廷的命官。

真是富也不过三代,也许是钱看多了,翁运高对金钱已无热情与欲望,当了朝廷命官,更觉“士农工商”里,商人钱虽最多,地位却是最低的,故绝不沾“铜臭”。如此,翁景和一死,翁家那下世的光景就显出来了,连大丰洋布店的招牌都让给了原本是布店经理的“通家之好”许春荣。上海滩上人,从前叫它翁大丰,现在叫它许大丰了。

许大丰冉冉升起,翁运高江河日下,到翁运高的长子翁传洙(1872-1961)时,家族的盛衰完全就维系在这个公子哥儿手里。这位翁传洙原本也是个极聪明之人,不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是从不知道什么叫治家理财过日子的。17岁那年,父亲才50岁,突然一病而亡,而他自己年方17,正是需有严父管教的年龄,却可以无法无天地行事。他学琴棋书画,但样样不精通,他买了一艘洋式小火轮,倒居然无师自通了。他是那么样的大方,驾着火轮在上海滩黄浦江头游玩,玩够了一挥手就送给了朋友。尽管分家时他得了20万两银子和一家上海滩的店铺,但一年几千两银子的收入,也还是禁不起他如此的折腾啊。

身逢末世的翁文灏(1889-1972),偏偏在这样的年代里出世了。在祖宅的枕山居里,他6岁开始发蒙,年方7岁,家中遭大不幸,与父亲同龄的母亲余宝珠(1872-1895)自尽,年方23岁。

翁文灏的外婆家,原本也属旅沪的“宁波帮”,翁、余二家有三代通好的历史,故儿女亲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余宝珠生了一对儿女,也算是安居乐业。谁知翁传洙为人花心,在城里又养了一个外室,这让年轻的余宝珠十分绝望。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余宝珠扔下一双小儿女,自弃于世。翁文灏幼小心灵,亲眼目睹这一人间惨象,在他一生中,从此烙下深深的创伤。晚年他曾有《感母》一诗,记录了他幼小心灵的冲击:七龄死母最堪怜,卧倒尘埃血泪溅。

看世难容悲自苦,望儿无靠恨长悬。

祸不单行,慈母前脚刚去,劫贼后脚跟进。翁文灏8岁那年,竟然有亡命之徒冲进枕山居入室抢劫,全家人不得不避难江北引仙桥,而后又迁至天封寺的三角地。

如此说来,翁文灏真正在石塘镇度过的岁月,童年时期也就是八年。但这八年或许甚至会超过某些人的八十年。因何而言?试想,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在八岁之前亲眼看到家庭破裂在眼前,母亲自杀在眼前,又有几个人亲历强盗的入室抢劫。人说小孩子似乎是没有命运的,但翁文灏的悲剧命运,从童年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年少的他充分体会到一个封建大家族从盛极转衰的无奈和沧桑,这几乎就决定了翁文灏一生的走向和基调,因此,翁文灏的故居,是一个至关重要之地。

我走出翁家故居,走向村口,村口给我们留下难忘印象的,不是中国村落中常见的大树,而是一座正在修复的古庙。大门紧闭,一打听,是座清代就有的石塘古庙。想到这座古庙一定曾经留下儿童时期的小翁文灏的身影笑声,不禁意上心头,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真是心诚则灵,庙旁竟然还有虚掩的边门,进去方才发现,是座修建一新的庙宇,庙里供着的则是石塘的地方之神,原来却是唐时鄮县令王元瑋。

我们知道,在中国泱泱两千年封建王朝中,曾出现过众多优秀的清官能吏,光是在鄞州一地,就有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册。因此上,同为王姓的王元瑋就在国史上排不上号了。然而一方百姓自有一方百姓心中的丰碑,鄞州的百姓之所以把这块丰碑树给了王元瑋,正是因为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建造了它山堰。

它山堰位于鄞江镇西南,樟溪集山区七百里之水迤东而来。魏岘在他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说:“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酾泄出海,泻卤之水冲接入溪,来则沟浍皆盈,去则河港俱涸。”当时的鄞州还叫鄮县,县治设置在光溪,也就是今天的鄞江镇,县令王元瑋为了改变治内“田不可稼,人渴于饮”的局面,主持兴建了它山堰水利工程。作为阻咸引淡的渠首工程,它山堰建成后,江河终于始得分流,樟溪也因此“涝得七分入江,三分入溪,以泄暴流,旱则七分入溪,三分入江,有供灌溉(《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后来的人,称王元瑋的这一功绩“功俟鬼神”。为此,石塘的百姓们为他建造了此庙。

相传庙前的这条石塘河,实乃一条神龙经过之地,神龙欲奔东海,却又舍不得离开江河,一路奔去,一路回头,竟然回了九次,每回一次,留下一个滩头。而这个石塘村,正是它回头的地方。

庙宇很新,楹联也尚未挂满,有一条联撰得很有情怀:有目登高桥莫论春秋冬夏,是风入石塘不分南北东西。

我在重修此石塘庙的碑记中了解了这座庙的修庙过程,原来该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座落在石塘山月塘湾处,光绪34年重修,确定每年十月初十为神诞。这位神正是王元瑋,因王元瑋造福百姓,故当地百姓造庙为他祭祀。

每个幼小的心灵,都会有他愿意追随的成人世界的榜样或楷模吧,我想,这位唐代的王县令或许正是翁文灏童年时代第一个崇拜对象。翁文灏以一代大学者的身份,最后同意从政,甚至当到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行政院长之位,不能不说是与他童年时代接受的事功思想有着深切关系的。

翁文灏离开故乡,来到了不远的宁波城中,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他一生中影响非常重大的人物。一个是他的继母叶秀芬(1872-1932),后来的人们都称乎她为二师母。叶秀芬出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礼,视翁文灏如同己出,也为翁文灏以后的人生之路做出了很大的铺垫。另一个是比他大8岁的表哥大才子李思浩(1881-1969)。表哥十分器重这位小表弟,对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点帮助,效果惊人。1902年,鄞县开童子试,翁文灏一炮打响,成为13岁的小秀才。可惜第二年到杭州去考举人时就不行了,那一年,李思浩高中,翁文灏落第。

家中诸人张罗着翁文灏再考,翁文灏心却已不在此。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多少孔乙已从此走上绝路一条,少年翁文灏全无此念。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15岁的小大人此时已奉父母大人之命,和同县的比他大二岁的林韵秋小姐结成连理。1906年,他心无旁鹜地考上了上海震旦学院。临行前,17岁的翁文灏登上了家门前的天封塔。

天封塔,就在今天的海曙区大沙泥街。因为是公元695年至696年间建造的,正是唐武后“天册万岁”和“万岁登封”之际,所以命名为“天封”。

天封塔为我国江南特有典型的仿宋阁楼式砖木结构塔,具有宋塔玲珑精巧、古朴庄重之特点,是古代明州港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港城的重要标志。唐以来,明州港崛起并成为中国著名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外国使节、留学生与商旅由明州港入口岸,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直达京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升教授讲到法国人在中国的贸易行为时,在《中国出口贸易实地考察》中描述到:“中国最美的宁波城……具有大量的历史古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名为敕封塔(即天封塔)……在塔壁上发现了法国三帆阿尔克梅纳号上多名海员题画的名字,该船曾于前一年访问过宁波。”因此,天封塔是历史的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

翁文灏是个小个子,身高不过一米六零,可是他一口气会当临绝顶,放眼宁波城,江流滔滔,海波在前。正是在此故乡的高塔之上,翁文灏下了发出了这样感怀:我虽少年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心。

17岁的少年就已经立下了“须扶衰弱佐中心”的远大志向,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他是有经世致用情怀的,因此一遇机会,他便脱颖而出,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