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丽苍凉逆流而上:私房阅读民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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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凌叔华:说有这么事

凌叔华写过一篇小说叫《说有这么一回事》,讲的是民初女校里,女学生云罗和影曼,在排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过程中,假戏真做,发生了感情,便形影不离,谈起恋爱来。最后“朱丽叶”影曼嫁人,云罗陷入无限的惆怅之中。

这种恋爱关系,大多发生在当时女校的女生之间。1908年,清政府批准成立第一个官办女子师范学堂,兴办女校的火种,在全国点燃——女子学校是女子同性恋爱发展的温床。在这种小型的“女儿国”里,女性之间的情谊得到深入的发展。

但从“姊妹情”到同性恋爱,这中间还是有质的不同的。姐妹情什么时代都有,两个女孩子手挽手走过大街,更是街上常见的风景。那么,姐妹情和女子同性恋爱之间的界限为何?

五四时代女性的同性恋爱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往往更强调精神上的惺惺相惜,有点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婚姻的意思。虽然在凌叔华的小说中,主人公已经有了某种肉体上的接触:云罗半夜醒来,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膊,腰间有一只手搭住,忽觉到一种以前没有过且说不出来的舒服——这种接触带来了愉悦,使女学生们发现了自我身体的美妙。可这到底还是控制在女性之间相互欣赏的范畴内的,精神需求远远大过肉体需求。女性的同盟,它更像是反击苦闷的一种武器。

如果仅就精神接触层面看,姐妹情谊发展得深一点热烈一点,似乎就有同性恋爱的嫌疑。当初,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联袂出国游学,张爱玲父亲就曾说她们是同性恋爱——真不真倒是其次。恋爱这东西,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根本无法去考证。可她们携手闯天涯的姿态,倒算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击,放到现在看,依旧先锋。

感情世界原本就是模糊的,今天进明天退,谁也说不准,恋爱的感觉究竟在哪天开始,又在哪天结束,怎么才叫做恋爱?较深厚的女性友谊,如果就算是同性恋爱的话,那么从《海滨故人》到《长恨歌》,故事里那些依偎在一起,低声耳语的女学生们,算不算同性恋爱?这又似乎有点风声鹤唳了。

单纯地从友谊深入发展的角度,来切入当年女子之间的恋爱,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我们把目光调向五四以后的民国时代,看那个时代女性之间发展恋爱的奇特风景,我们不能不强调当时的大环境——这时节女性之间的恋爱,多少有点乌托邦的味道,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建造,又有点像是被逼出来的。它是对于当时两性关系的一种反动:两性恋爱没希望了,好男人都结过婚了,没过结婚的实在都不像样子,独身又太孤苦,那么只能和小姐妹们依靠在一起,相互慰藉,共同行走人生路。就像《红楼梦》里小戏子藕官与菂官,在舞台上表演,演着演着就动了情,成了假凤虚凰,恐怕也有社交环境有限的原因。

庐隐在小说《丽石的日记》中,曾借“丽石的日记”写道:“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以为和他们——异性——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清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丽石和沅清的恋爱,是从对异性世界的抗拒开始的。她们的恋爱实践,有点共同排解人生寂寞、寻找人生出路的意思。丽石把沅清作为灵魂上的伴侣,可沅清到底在家庭的安排下,去同年轻有为的表兄结婚了。丽石终因心脏病死去。

庐隐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异性恋爱行不通,所以丽石和沅清才开始同性恋爱的。在小说中,庐隐特别叙写了“雯薇”和“归生”一女一男两个角色,他们一个走入了婚姻,一个在异性恋爱苦闷中挣扎,但都没能得到幸福。丽石和沅清的恋爱,则可以看成是站在异性恋爱失败废墟上的一种探求。只可惜,这样的恋爱,同样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五四时代,恋爱作为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大肆兴起,封建礼教那一套为时代新人们所鄙弃,年轻人的情感之枷,猛然被打开。男人们在这场运动中,占尽先机,感情的岩浆,找到了出口,无限制外流。在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很多男人在家里找不到恋爱的感觉,感情没寄托,只能到书寓中去找,和妓女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恋爱关系。遮掩吃醋,打情骂俏,反倒给了男人们一种心理上的纾解。可在新时代,恋爱是被允许的了,男人们走出来读书,女校也纷纷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学校也开始开女禁——男女同校的办学模式,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实行,这些都在客观上,给男女恋爱提供了条件。

都是青春年少,不恋爱,简直就是落伍。看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情书,其热烈程度,擦根火柴就能点着了。心啊爱啊肉啊,看多了头皮都麻,男女双方对心中的那份****,仿佛还没有学会足够的语言技巧去表达,纯靠强度和热度来达成目标。

可“浮荡少年”的出现,又不能不让新女性对男人们丧失信心。“浮荡少年”对爱情抱游戏主义态度:爱情就是玩玩而已。他们从爱情的游戏中寻找心理上的满足。但在这种游戏里,吃亏的大多是女性。当初大家呼吁社交公开,为的是男女两性心智的健康发展,可“浮荡少年”的行径,无疑破坏了社交公开的崇高性,女性们没安全感了。于是,有的人选择独自逃避——抱定独身主义,有的选择联合起来逃避——走到女子同性恋爱的天地里去。

有什么办法呢,情况空前复杂。对于大多数女学生来说,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要坚决反抗,浮荡少年的恶意玩弄要坚决抵抗,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少男学生出来读书的时候,都已经在老家有过一次包办婚姻,石评梅两次恋爱以及庐隐的婚姻,都曾遭遇过这种尴尬。

那个时代流行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婚姻到底不似恋爱,它有法律效应,婚姻的世界,是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正房夫人在家中坐着,就算后来者确是动了真感情,是真正伟大的恋爱,但只要男人们没同原配妻子离婚,新女性们就没有名分,她们与爱侣间的结合,顶多也只能算是“事实夫妻”。

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的两性关系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譬如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多么艰难,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离婚,于心不忍;不离婚,痛苦不堪,最后只能折中,不离,但是也不和原配在一起过。

如此折腾,坚强如许广平者还可以承受,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就受不了了。石评梅选择为了成全爱而独身,就是一种对尴尬的两性关系的望而却步。而她的好友庐隐在爱人郭梦良去世后,返归北京同石评梅的日日相伴,也算是一种相互慰藉——在新的恋爱婚姻中筋疲力尽后,只有女人能懂得女人(她们二人当然不是同性恋爱,只是相互安慰)。

所以说,民国时代女学生之间的同性恋爱有一个痛苦的底子,它包含了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它是在女性认为是污浊的男性****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朵花。它有点柏拉图之恋的味道,它在发展的最初,不强调肉体关系,顶多算是携手走天涯,相互取暖,相互搀扶,和后来的同性恋爱大不一样。张爱玲晚年写《小团圆》辨识得清:九莉和比比睡在一处,九莉碰到比比结实冰凉的大腿,忽然感觉厌恶,九莉这才放心,原来她们之间不是同性恋爱。

民初的女校里,女学生之间的恋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远离男权的小环境中萌发的。但这样的恋爱发展下去,究竟会如何——为逃避****的男权社会,女性间搭起的情感之桥,到底能不能稳固地存在下去?丁玲在小说《暑假中》就写到几位为抗拒****的社会而立志独身的女教师,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相互产生了感情:承淑爱上了嘉瑛,春芝对德珍有感觉,玉子和娟娟甚至还有恣意接吻的动作……其中的猜疑与嫉妒,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女子恋爱的世界,同样有着精神上的苦闷,女子们的联盟,仿佛也并没有建立出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桃花源。

当然,在这种柏拉图式恋爱之外,也有对肉体有需要的女子同性恋爱。郁达夫在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就曾从男性的角度,对女子间的恋爱进行了想象性构造。杭州某女校,女学生郑秀岳与冯世芬的友谊,已经发展到上课吃饭自修睡眠散步都在一处。后来冯世芬因恋着小舅舅的缘故,离开了郑秀岳。独居且意志薄弱的郑秀岳,在学校的女金刚李文卿的诱惑和强迫下,与之实行了恋爱。如果说郑秀岳对于冯世芬,是精神上的依恋,那么李文卿对郑秀岳,则完全是肉体上的占有。李文卿这个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女子同性恋爱唯美的风格。郁达夫在这篇小说中,不乏露骨的性爱描写(他自己也说这篇小说将要变作他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两性关系走过了那一段新旧交替的动荡季节,逐步走向稳定,矛盾仍旧是有,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地位,依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可两性的关系,到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搓麻将买菜带孩子的太太,取代了轰轰烈烈去恋爱去革命的女学生,成为社会坚实的栋梁。女人之间的安慰,也还是有,但大多点到为止。那种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谊,更像是现在“闺蜜”间的相互喜爱。于是,五四时代的女子同性恋爱风,便渐渐消歇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