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方面班师上海，胡兰成负汉奸罪，逃往温州，此时的张爱玲，也因“与汉奸结婚”，遭到各方面攻击。
战火连天年代，民族主义热焰正炽，个人只能是小而又小的一点，与谁结婚，本是个人自由，可在特殊时期，在民族大义的深潭边，谁也没法站在干地上。软弱、躲避、模棱两可都不再被许可，忠与奸，是一道非A即B的选择题。
关于汉奸问题，在小说集《传奇》出增订本的时候，张爱玲曾做过一个简短的辩解。她是剑走偏锋，是“有一些话想对读者说”，对于恶意的谩骂者，则不做正面抵抗。
与张同列为汉奸文人落水女作家的苏青，则气急败坏地在小说《续结婚十年》里，附列出一篇《关于我》，直接对骂过去，姿态凶猛，好不难看。当然，这算是别一公案。
胡兰成出逃在外，张爱玲一直做他经济上的后援。1946年2月，张爱玲亲自去温州，探望胡兰成。但终因胡的花心和无原则而伤透了心，当初婚书上承诺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全成了儿戏。站在船沿边上，对着滔滔黄浪，张爱玲涕泣良久。
可胡兰成，毕竟是张的第一个爱人。在那场飞蛾扑火似的爱恋中，胡曾给了张“低到尘埃里，然而又开出花来”的喜悦，张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和心力。可现在，他偏给她一个破碎。
尽管张爱玲在温州乡下，已经目睹了胡兰成温香软玉左拥右抱的情感状态，但回到上海，她依旧写信去安慰他，没有在其困难的时候与之闹别扭，并汇钱过去，要他不要担心，她说她会节约开支，支持他。对这段感情，张仍未放弃。
彼时彼刻，那个需支付胡兰成逃亡费用的张爱玲，在经济上，无疑是窘迫的。抗战胜利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已经关门，有的则害怕沾惹上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再向她约稿，张爱玲一个人独居家中，默默沉潜，挨过生命中的这段黑暗时光。
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张爱玲曾写到过，九莉在那段时间，是靠吃美军罐头大听西柚汁度日的，两个月下来，瘦得脱了形，对着镜子，自己吓到自己。这恐怕确是张爱玲当时生存状况的写照。
国祸家难交相逼近，张爱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到了一个临近崩溃的界点。1946年，是张爱玲生命中的流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空当，有人把张和张的小说，介绍给了文华电影公司，文华的老总，开始考虑改编她的小说。
桑弧这时，恰是文华的导演。作为上海本地的青年才俊，桑弧应是很引人注目的。“瘦长条子、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头发有个小花尖”。他们在社交场合遇见，张爱玲注意到了他。不久，张爱玲和桑弧，便合作创作出了电影《不了情》。
《不了情》是张爱玲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也是文华公司的处女作，始一推出，票房就全面告捷，轰动上海滩。这部电影的成功，为桑张二人的继续合作，埋下了伏笔。张爱玲太恋恋于这个故事，她还特地把电影剧本改成小说《多少恨》。1947年初夏，这篇小说发表在了实际由桑弧主编的文学月刊《大家》上。
按照《小团圆》的叙写推测，张爱玲与桑弧的情感转深，应该就是在电影《不了情》创作前后，这次合作，给他们提供了不少深入了解彼此的机会。
虽然桑弧比张爱玲大5岁，但在处理情感问题上，比起胡兰成，恐怕他没那么老练。《小团圆》是自传体小说，可我们必须承认，它在整体上是个小说，只是材料上，张用了自己的经历。既然是小说，虚构是必然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小团圆》的故事百分之百地作为个人历史材料来看。但我们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捕捉到小说字里行间透出来的作者的某种情绪和姿态（当然，我们推测成立的前提是，张爱玲自己必须是尊重个人历史的）。
在小说《小团圆》里，张爱玲叙述九莉和燕山的交往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他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男友的头枕在女友的腿上，这样的场景，多少有点年少人的天真，燕山在九莉面前，是有种小男孩气的吧。换成胡兰成把头枕在张爱玲腿上？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应有的场景，大抵也只能是九莉“一睁开眼睛，忽然双臂围住他的颈项，轻声道：‘之雍’”。
胡张之恋，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24岁张爱玲掉落38岁胡兰成精心编织温柔陷阱，她为胡兰成能对她的文字闻鸡起舞而备感欣喜，某个瞬间，胡兰成的文艺腔解读，正对了张爱玲的胃口，他在那篇发表于《杂志》月刊的《论张爱玲》，把张爱玲和鲁迅相提并论，绚烂而又清丽的文字，杀伤力太大。
那“桑张对”呢？应该是张爱玲懂得桑弧多一点吧。桑给予张爱玲的，不是胡提供给张的那种仰望之爱，它没有“低到尘埃里”，没有火烧火烫和大彻痛，它仿似一湖静水配着蓝天白云，走的是唯美路线。
然而1945年后，自己的尴尬处境，张爱玲不会感觉不到，她同上海这座她最爱的城市，都在渐渐疏离，何况桑弧？在张爱玲的情感履历中（我们不妨借《小团圆》里的描述做善意的揣测），与桑弧的相遇，更像是一场“初恋”。只是这场“初恋”来得太晚，经历了生命中最痛彻的情感炼狱，张爱玲的心，已然千疮百孔，透支过度，这“初恋”掂在手里，哪知境况早已全非，徒有一种感怀于人世沧桑的凄迷流连。
不过，这时的她，还好有他。1947年冬春之际，胡兰成在逃亡途中过境上海，与张爱玲做了个短暂的会晤，然而两人见面之后，又相互指责，从温州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情感问题，在这一天，来了个总爆发。胡兰成失去了张爱玲的信任，张爱玲对他那套文艺腔式的辩解，也开始厌烦。
胡张二人的感情，终于破裂了。可张爱玲并没有立即同胡兰成断绝一切联系，因为这时候断掉，总有点像不义。与此同时，张爱玲同桑弧，应该还保持着往来。在《小团圆》里，张爱玲设计了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场景：邵之雍（以胡兰成为原型）过境上海，到九莉家去探望，他坐到客厅里，正巧燕山（以桑弧为原型）打电话来，九莉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接，不想让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有种一脚踩两船式的慌张）。
张爱玲这样写九莉当时的心情：“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洪大的噪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这样戏剧化的“相撞”，当然只是张爱玲小说式的描摹，现实生活中，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出“奇境”，我们不敢笃定。
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揣测张爱玲当时的感情状况——她是一个人沉在两份情感深潭中，胡兰成给她的情感世界，太过复杂，已经超出了她的底线，她求的安稳——那种简单快乐一对一的家庭生活，他给不了她；桑弧给她的情感世界，又太过单纯，单纯到像是一个迟来的“初恋”，可张爱玲，却早已经过了初恋的年纪，更何况，张爱玲不是不担心桑弧介意她的过去。年纪不算大，可她却积累了不少的“人生”，这人生在外人看来，未尝不是“劣迹斑斑”。
1947年夏秋之交，张爱玲收到胡兰成的来信，他说他自己在经济上已经能独立。张爱玲在回信中，明确提出了分手，“我已经不爱你了，而你却是早就不爱我的了”，彻底斩断情丝，宣告他们的感情走到尽头。她把编电影剧本的钱寄给他，算是最后一笔金钱上的交割。
《不了情》之后，张爱玲又与桑弧合作了电影《太太万岁》，这部电影在上海滩引起了大争论，虽然票房不错，可不少报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并不好，一些人用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批评《太太万岁》。1948年，文华公司想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成电影，并定下由当时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出演“曹七巧”，可这部电影最后还是介于种种原因，未能开拍。
新中国成立前夕，桑弧拍摄了颇具影响力的电影《哀乐中年》，张爱玲曾当过这部影片的顾问。1990年，台湾某报纸副刊想刊登电影剧本《哀乐中年》，该报编辑知会张爱玲后，张爱玲回了封短信，说已经记不清了，自己只是做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不算自己的作品。其实直到逝世前夕，张爱玲都还惦记着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最后出路，那当年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怎会记不得？张爱玲跟世人玩了个游戏。
从被骂“落水”，到出走香港，在这颇具人生转关交接性质的近七年时光里，张爱玲遇到了桑弧，他给张爱玲的人生，带来了不少帮助。事业的回暖，经济的缓解，情感的修复，这七年里，张爱玲受了重伤，也有了成长，她在找出路。但那时的张爱玲，恐怕也认识到她与桑弧，不会有未来，因为她对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活下去，没有信心。所以当“文华”电影公司副经理龚之方，想要撮合桑张二人时，张爱玲想了一想，还是拒绝了。既然不会有结果，她恐怕是不想让这段“初恋”，有个不堪的尾巴。
1950年7月24日，张爱玲参加了在上海文艺界500多人参加的“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电影院里，一片蓝色与灰色的海洋，只有她一人穿了旗袍，外罩网眼白色绒线衫，她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可仍旧很突兀。
1951年，桑弧结了婚。而这时的张爱玲，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自己同时代的不协调，身居上海，惶惶不安。1952年春天，她借口要去港大完成学业，向相关部门申请出境，获得批准后，便动身去了香港。临走前，为了不给姑姑张茂渊带来麻烦，姑侄两人相约，永不再联络。那一刻，张爱玲已经下定决心，同大陆诀别。
从此，张爱玲与桑弧，便隔了万水千山，再也没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