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丽苍凉逆流而上:私房阅读民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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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流星破空:桑弧与张爱玲

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方面班师上海,胡兰成负汉奸罪,逃往温州,此时的张爱玲,也因“与汉奸结婚”,遭到各方面攻击。

战火连天年代,民族主义热焰正炽,个人只能是小而又小的一点,与谁结婚,本是个人自由,可在特殊时期,在民族大义的深潭边,谁也没法站在干地上。软弱、躲避、模棱两可都不再被许可,忠与奸,是一道非A即B的选择题。

关于汉奸问题,在小说集《传奇》出增订本的时候,张爱玲曾做过一个简短的辩解。她是剑走偏锋,是“有一些话想对读者说”,对于恶意的谩骂者,则不做正面抵抗。

与张同列为汉奸文人落水女作家的苏青,则气急败坏地在小说《续结婚十年》里,附列出一篇《关于我》,直接对骂过去,姿态凶猛,好不难看。当然,这算是别一公案。

胡兰成出逃在外,张爱玲一直做他经济上的后援。1946年2月,张爱玲亲自去温州,探望胡兰成。但终因胡的花心和无原则而伤透了心,当初婚书上承诺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全成了儿戏。站在船沿边上,对着滔滔黄浪,张爱玲涕泣良久。

可胡兰成,毕竟是张的第一个爱人。在那场飞蛾扑火似的爱恋中,胡曾给了张“低到尘埃里,然而又开出花来”的喜悦,张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和心力。可现在,他偏给她一个破碎。

尽管张爱玲在温州乡下,已经目睹了胡兰成温香软玉左拥右抱的情感状态,但回到上海,她依旧写信去安慰他,没有在其困难的时候与之闹别扭,并汇钱过去,要他不要担心,她说她会节约开支,支持他。对这段感情,张仍未放弃。

彼时彼刻,那个需支付胡兰成逃亡费用的张爱玲,在经济上,无疑是窘迫的。抗战胜利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已经关门,有的则害怕沾惹上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再向她约稿,张爱玲一个人独居家中,默默沉潜,挨过生命中的这段黑暗时光。

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张爱玲曾写到过,九莉在那段时间,是靠吃美军罐头大听西柚汁度日的,两个月下来,瘦得脱了形,对着镜子,自己吓到自己。这恐怕确是张爱玲当时生存状况的写照。

国祸家难交相逼近,张爱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到了一个临近崩溃的界点。1946年,是张爱玲生命中的流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空当,有人把张和张的小说,介绍给了文华电影公司,文华的老总,开始考虑改编她的小说。

桑弧这时,恰是文华的导演。作为上海本地的青年才俊,桑弧应是很引人注目的。“瘦长条子、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头发有个小花尖”。他们在社交场合遇见,张爱玲注意到了他。不久,张爱玲和桑弧,便合作创作出了电影《不了情》。

《不了情》是张爱玲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也是文华公司的处女作,始一推出,票房就全面告捷,轰动上海滩。这部电影的成功,为桑张二人的继续合作,埋下了伏笔。张爱玲太恋恋于这个故事,她还特地把电影剧本改成小说《多少恨》。1947年初夏,这篇小说发表在了实际由桑弧主编的文学月刊《大家》上。

按照《小团圆》的叙写推测,张爱玲与桑弧的情感转深,应该就是在电影《不了情》创作前后,这次合作,给他们提供了不少深入了解彼此的机会。

虽然桑弧比张爱玲大5岁,但在处理情感问题上,比起胡兰成,恐怕他没那么老练。《小团圆》是自传体小说,可我们必须承认,它在整体上是个小说,只是材料上,张用了自己的经历。既然是小说,虚构是必然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小团圆》的故事百分之百地作为个人历史材料来看。但我们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捕捉到小说字里行间透出来的作者的某种情绪和姿态(当然,我们推测成立的前提是,张爱玲自己必须是尊重个人历史的)。

在小说《小团圆》里,张爱玲叙述九莉和燕山的交往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他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男友的头枕在女友的腿上,这样的场景,多少有点年少人的天真,燕山在九莉面前,是有种小男孩气的吧。换成胡兰成把头枕在张爱玲腿上?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应有的场景,大抵也只能是九莉“一睁开眼睛,忽然双臂围住他的颈项,轻声道:‘之雍’”。

胡张之恋,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24岁张爱玲掉落38岁胡兰成精心编织温柔陷阱,她为胡兰成能对她的文字闻鸡起舞而备感欣喜,某个瞬间,胡兰成的文艺腔解读,正对了张爱玲的胃口,他在那篇发表于《杂志》月刊的《论张爱玲》,把张爱玲和鲁迅相提并论,绚烂而又清丽的文字,杀伤力太大。

那“桑张对”呢?应该是张爱玲懂得桑弧多一点吧。桑给予张爱玲的,不是胡提供给张的那种仰望之爱,它没有“低到尘埃里”,没有火烧火烫和大彻痛,它仿似一湖静水配着蓝天白云,走的是唯美路线。

然而1945年后,自己的尴尬处境,张爱玲不会感觉不到,她同上海这座她最爱的城市,都在渐渐疏离,何况桑弧?在张爱玲的情感履历中(我们不妨借《小团圆》里的描述做善意的揣测),与桑弧的相遇,更像是一场“初恋”。只是这场“初恋”来得太晚,经历了生命中最痛彻的情感炼狱,张爱玲的心,已然千疮百孔,透支过度,这“初恋”掂在手里,哪知境况早已全非,徒有一种感怀于人世沧桑的凄迷流连。

不过,这时的她,还好有他。1947年冬春之际,胡兰成在逃亡途中过境上海,与张爱玲做了个短暂的会晤,然而两人见面之后,又相互指责,从温州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情感问题,在这一天,来了个总爆发。胡兰成失去了张爱玲的信任,张爱玲对他那套文艺腔式的辩解,也开始厌烦。

胡张二人的感情,终于破裂了。可张爱玲并没有立即同胡兰成断绝一切联系,因为这时候断掉,总有点像不义。与此同时,张爱玲同桑弧,应该还保持着往来。在《小团圆》里,张爱玲设计了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场景:邵之雍(以胡兰成为原型)过境上海,到九莉家去探望,他坐到客厅里,正巧燕山(以桑弧为原型)打电话来,九莉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接,不想让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有种一脚踩两船式的慌张)。

张爱玲这样写九莉当时的心情:“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洪大的噪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这样戏剧化的“相撞”,当然只是张爱玲小说式的描摹,现实生活中,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出“奇境”,我们不敢笃定。

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揣测张爱玲当时的感情状况——她是一个人沉在两份情感深潭中,胡兰成给她的情感世界,太过复杂,已经超出了她的底线,她求的安稳——那种简单快乐一对一的家庭生活,他给不了她;桑弧给她的情感世界,又太过单纯,单纯到像是一个迟来的“初恋”,可张爱玲,却早已经过了初恋的年纪,更何况,张爱玲不是不担心桑弧介意她的过去。年纪不算大,可她却积累了不少的“人生”,这人生在外人看来,未尝不是“劣迹斑斑”。

1947年夏秋之交,张爱玲收到胡兰成的来信,他说他自己在经济上已经能独立。张爱玲在回信中,明确提出了分手,“我已经不爱你了,而你却是早就不爱我的了”,彻底斩断情丝,宣告他们的感情走到尽头。她把编电影剧本的钱寄给他,算是最后一笔金钱上的交割。

《不了情》之后,张爱玲又与桑弧合作了电影《太太万岁》,这部电影在上海滩引起了大争论,虽然票房不错,可不少报刊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并不好,一些人用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批评《太太万岁》。1948年,文华公司想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成电影,并定下由当时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出演“曹七巧”,可这部电影最后还是介于种种原因,未能开拍。

新中国成立前夕,桑弧拍摄了颇具影响力的电影《哀乐中年》,张爱玲曾当过这部影片的顾问。1990年,台湾某报纸副刊想刊登电影剧本《哀乐中年》,该报编辑知会张爱玲后,张爱玲回了封短信,说已经记不清了,自己只是做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不算自己的作品。其实直到逝世前夕,张爱玲都还惦记着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最后出路,那当年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怎会记不得?张爱玲跟世人玩了个游戏。

从被骂“落水”,到出走香港,在这颇具人生转关交接性质的近七年时光里,张爱玲遇到了桑弧,他给张爱玲的人生,带来了不少帮助。事业的回暖,经济的缓解,情感的修复,这七年里,张爱玲受了重伤,也有了成长,她在找出路。但那时的张爱玲,恐怕也认识到她与桑弧,不会有未来,因为她对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活下去,没有信心。所以当“文华”电影公司副经理龚之方,想要撮合桑张二人时,张爱玲想了一想,还是拒绝了。既然不会有结果,她恐怕是不想让这段“初恋”,有个不堪的尾巴。

1950年7月24日,张爱玲参加了在上海文艺界500多人参加的“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电影院里,一片蓝色与灰色的海洋,只有她一人穿了旗袍,外罩网眼白色绒线衫,她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可仍旧很突兀。

1951年,桑弧结了婚。而这时的张爱玲,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自己同时代的不协调,身居上海,惶惶不安。1952年春天,她借口要去港大完成学业,向相关部门申请出境,获得批准后,便动身去了香港。临走前,为了不给姑姑张茂渊带来麻烦,姑侄两人相约,永不再联络。那一刻,张爱玲已经下定决心,同大陆诀别。

从此,张爱玲与桑弧,便隔了万水千山,再也没见过面。